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民族主义
相对于其他的美国总统而言，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担任总统之前曾经拥有过一个极为杰出的职业生涯。作为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他在8岁时曾亲眼目睹邦克希尔的战斗，14岁的时候曾在美国驻欧洲的使团中担任私人秘书和法语翻译。他曾担任过美国驻普鲁士、荷兰、英国和俄国的大使，还担任过马萨诸塞的国会参议员。尽管他是以联邦党人的身份当选，但他是为数不多的支持杰斐逊禁运政策的新英格兰议员之一，他认为，他的区域必须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超越本区域利益的局限。在当时政治热情颇为激烈的背景下，他对杰斐逊政策的支持迫使他辞去参议员的职务，他随后很快抛弃了联邦党。
亚当斯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待人冷淡、严厉，并富有预感性风格的人”。他拥有一种清楚的对美国伟大潜能的预见。在国内，他极力鼓吹以政府支持的经济发展为核心思想的美国体制计划。在国外，他鼓励美国商业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天地，如同由他起草的门罗主义所表现的，他希望增强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作为门罗的国务卿，他是整个政府中唯一反对对安德鲁·杰克逊暴力攻入佛罗里达的行为进行谴责的内阁成员。1819年，如同前一章所提到的，亚当斯通过谈判成功地获取了一份条约，使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了佛罗里达。他同时也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解决了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北部范围内的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
图 1824年的美国
“自由即强权”
与同代人相比，亚当斯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拥有更加广泛的权力。在1825年12月送交国会的一份年度报告中，他为一个能动主义式的国家设想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改造的精神正在大地上传播，”亚当斯宣称道，联邦政府应该是这种精神的支持者。他呼吁通过立法来推进农业、商业、制造业和“机械与精美的艺术”。他的计划包括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一座天文观察台和一个海军学院。当时许多美国人感到政府的权威对自由是一种威胁，亚当斯却发表了一种令他的听众瞠目结舌的大胆言论：“自由即强权。”他预见到，作为地球上最为自由的美国也将可能成为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
亚当斯的建议引起了那些宪法的狭义解释者们的担心。他的政府在内陆改造方面的开支超过了前面五任总统的总和，他的政府还在1828年大幅提高了关税的税率。对于亚当斯其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国会并没有给予什么支持。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他所设想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教育计划才有机会得以实现。至于他的其他设想，如美国应该采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使用的公制度量衡体系以及建立一所国立大学，至今还有待于实现。
马丁·范布伦与民主党
亚当斯的计划为他的政治对手送上了一件重要武器。杰克逊的支持者们以个人自由、州权和有限政府为口号，在亚当斯刚一上任就开始组织起来，为1828年的大选做准备。纽约州参议员马丁·范布伦是这项任务的领导者。发生在亚当斯与范布伦之间的冲突展现了民主如何改变了美国政治的本质。亚当斯象征着旧式政治——他是总统的儿子，与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也是一个智力过人，学养深厚的人。范布伦则代表了一种新型政治时代的到来。作为酒店老板的儿子，他不是一个具有远见或智识过人的人，但却是一位天才的政党组织家。
范布伦有一个十分大胆而令人神往的思想。建国时期的政治人物通常把政党视为是一种危险的和制造分歧的组织，范布伦却认为，政党是政治生活中一种必要而且值得追求的内容。政党竞争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说是一种钳制，也在选举中为选民提供一种真实的选择。与此同时，通过把各区域的政治领袖集合起来，支持共同认可的候选人和原则，全国性政党可以遏制19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区域主义政治的发展。与同时代的许多政治人物一样，范布伦也为围绕密苏里问题的辩论和1824年总统选举而产生的区域政治而感到震惊。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掌权的共和党党内纪律的缺失。“政党忠诚，”范布伦在给弗吉尼亚的编辑托马斯·里奇（Thomas Ritchie）的信中写道，“是从前用来对付区域偏见的一种全能抗体，能产生出与之抗衡的感情。只有在［区域］偏见被打碎之后，反对南部影响和非洲奴隶制的喧嚣才能在北部变成现实的东西。”他认识到，全国性的政党可以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构建一种团结的平台。他打算在“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普通共和党人［农场主和都市工人］之间”重新建立起杰斐逊式的政治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