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与美国革命
当印第安人把美国独立视为对他们自由的一种真正威胁的时候，非裔美国人则把革命的理想与战争的现实看成是他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机会。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时，它的奴隶人口已经达到了50万人，相当于这个新生国家人口的1/5。拥有和贩卖奴隶为殖民者所接受，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一种习惯。殖民地的大小报纸上经常刊登各种贩卖奴隶和寻找逃奴的广告。在爱国者们的报纸上，有的时候在刊登"自由之子"组织活动的同一版面上也登载着有关奴隶贩卖的消息。
奴隶制与自由的语言
奴隶制在革命时代的语言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除"自由"之外，这个词在革命时代的法律和政治文献中成为最经常使用的词。18世纪的作者经常将自由和奴隶制相提并论，称其为"社会中幸福与悲惨的两种极端"。在革命时代关于英国统治的辩论中，奴役状态主要用来表示一种政治处境，指人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遭到专制政府剥夺的状况。所有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的人，1769年，一份要求扩大英国选举权的请愿书称，都可以被看成是"处于被人奴役的状态之中"。独立前夕，将"奴隶王国"的英国与"自由人国家"的美洲进行鲜明的对比成为反抗英国的一种标准语言。即便生活在那些奴隶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也大言不惭地尽力使用类似的语言。南卡罗来纳的一位作者在1774年写到：南卡罗来纳是一个"自由的圣地"，"允许奴隶制在这里得以建立它的王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图 自发废奴
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作者偶尔也会将现实中的与喻义上的奴隶制直接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没有人比马萨诸塞的詹姆斯·奥蒂斯（JamesOtis）做得更为直截了当。在传播和普及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的商业进行课税和管制的观点方面，奥蒂斯的传单起了很大的作用。奥蒂斯坚持认为，自由必须是普遍的："如果不是人人都生而自由的话，那人何以为人？"奥蒂斯此刻并非只是将黑人作为一种丧失权利的例子展示给自由的美洲殖民者，而是将他们视为有血有肉的"应该享有英国臣民权利"的英国人。
奥蒂斯并不代表大多数爱国者领袖人物的观点。对于美国革命的领导人来说，成千上万奴隶近在咫尺的现实对美国自由的意义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在议会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反对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他提到，正因为殖民地的领袖人物对真实存在的奴隶制非常熟悉，所以他们才会对自己的自由所受到的任何威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警惕。当自由在一个地方只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的时候，他说道，"那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最为自己的自由感到骄傲和最令人羡慕的人。"与此同时，其他英国观察家则禁不住要指出殖民者所表现的明显的虚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问道："为什么我们总是从那些鞭打驱赶黑人的奴隶主口中听到最大声的要求自由的疾呼呢？"
废除奴隶制的障碍
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矛盾是如此的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当时为何会出现如此强大的阻挠废除奴隶制的力量。革命发生的时候，奴隶制在美洲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了；奴隶制在所有州内都存在，在马里兰以南的社会中，奴隶制是那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弗吉尼亚人口的40％是奴隶；在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奴隶人口的比例则更高。
事实上，每一个建国之父在他生命的某一段时期都曾拥有过奴隶，这不仅包括南部的种植园主，也包括北部的商人、律师和农场主（约翰·亚当斯和汤姆·潘恩是两个引入注目的例外）。当托马斯·杰斐逊奋笔疾书写下人类拥有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权的文字的时候，他本人正拥有100多名黑奴。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所珍爱的一切，从慷慨大方的施舍和享受到追求与欣赏艺术和科学的闲情逸致，无一不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之上的。
有些爱国者则强调，正是因为有了对黑人的奴役，白人才有可能享有自由。因为奴隶制将一大批需要依赖他人而活着的穷人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把公共事务的领域留给了那些因拥有财产而享有独立的人。拥有奴隶是获取经济上独立自主的途径之一，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得享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1780年，弗吉尼亚州颁布的一条法律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法律规定，所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可以得到300亩土地和一个奴隶的奖励。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也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每个白人民兵志愿者将得到一个奴隶的奖励。
洛克把政治社会看作是人们为保护天赋人权而建立的契约组织，如此而来，这种观点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殖民者用来捍卫奴隶制了。在这种观点看来，没有什么比政治自治权和财产不受外部侵犯更为重要的了。这些原则实际上宣示：未经同意就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包括奴隶财产------将是对自由的侵害。如果政治自由的核心原则是政府须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建立的话，那么，要求奴隶主放弃他们所拥有的奴隶财产，将如同把奴隶主们本人降低到了受奴役的地位。
普遍自由的事业
尽管如此，因为美国革命赋予了自由一个十分绝对的价值观，将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权利，而不再是一些只为某个特殊的地域和人民才能享有的具体权利，革命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奴隶制在新生美国中的地位问题。独立之前，大西洋世界那些较为先进的观点曾批评过奴隶制，指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是一种野蛮的、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但关于奴隶制的公众讨论在殖民地上十分少见。
早在1688年，一群德意志贵格派成员曾因黑人的权利问题发出了一份"抗议"，宣称"把黑人当成奴隶来使用......与把其他白人当成奴隶来使用"是一样的不公正。1700年，一位名叫塞缪尔·休厄尔（SamuelSewell）的波士顿商人出版了《约瑟夫的贩卖》（TheSelling of Joseph），这是在美洲出版的第一部反对奴隶制的小册子。休厄尔写道，"所有亚当的子孙后代"都有权享有"获得自由的平等权利"。如在第四章中指出的，佐治亚最初曾一度禁止过奴隶制的实施（尽管在后来奴隶制成为了支撑这个殖民地稻米种植园的基础）。18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开始在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派教徒中广泛传播。贵格派教徒容易接受反奴隶制思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该教派相信，所有人都拥有领悟神性的"内在的灵光"（innerlight）。
正是在革命期间，奴隶制第一次在美洲成为了公众辩论的焦点。1773年，宾夕法尼亚的爱国者本杰明·拉什呼吁"美国自由的提倡者们"要"支持普遍自由......的事业"，并警告说，奴隶制是一种"国家罪恶"，有一天终将导致对"全民族的惩罚"。如同前一章提到的，杰斐逊曾企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对奴隶制进行批判的言辞，但没有成功。他本人是奴隶主，但在私下里曾对奴隶制予以谴责，说它每天强加给奴隶的悲痛"......要远远多于那些迫使殖民者奋起反抗（英国）的所有悲痛"。
自由请愿书
革命也点燃了一种广为传播的希望，即奴隶制可以从美国生活中得以摒除。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奴隶们自己竟然相信，当革命者把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权利时，革命者也就创造了一种可以用来反对人身奴隶制的语言武器。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自由的语言在奴隶社会中传播回荡。他们生活在自由之中，却被剥夺了自由的实际内容，奴隶们套用爱国者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非裔美国人在要求将自由看成是一种普遍权利的方面，表现得最为坚决。他们要求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兑现他们公开宣示的信念。早在1766年，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白人曾组织起来反对《印花税法》，不料白人的抗议也激发了一群黑人在市区内举行游行，他们还喊出了"自由"的口号。这一事件使查尔斯顿的白人社会深为震惊。此事发生9年之后，南卡罗来纳殖民地议会还不得不就反英斗争在奴隶中产生的对"自由的高度期望"的问题进行调查。
图 汤姆叔叔的小屋
在革命时期迈向奴隶解放的第一个实际步骤是写作和递交"自由请愿书"，即由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写作的要求自由的陈述。这些请愿信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呈递给了英格兰地区的法院和立法机构。一份自由请愿书质问到，美国何以能够"只是寻求从英国的暴政中得到解脱，而不为生活在它土地上的处于悲惨境地的非洲人寻求同样的解脱"呢？有些奴隶以被"非法拘留在奴隶制中"向法院提出上诉。独立战争带来了新的获取自由的途径。许多奴隶逃离了他们的主人，企图蒙混过关，获取自由人的身份。1770---1790年，抓捕和寻找逃奴的各种广告在殖民地的报纸上大量增加。一位奴隶主在讲到他的奴隶的逃跑时说："我相信，他心里除了装着自由之外，其他什么目标也没有。"
1776年，当美国宣布独立的时候，正在马萨诸塞的民兵队伍中服役、后来成为著名牧师的莱缪尔·海因斯（LemuelHynes）就敦促美国人要"扩展"自由所包含的概念。他说，如果自由真的是全人类的一种"内在原则"，那么"即便是一个非洲人，他也与英国人一样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整个革命时期，大量由黑人写作的请愿书、小册子和布道词中都表达出一种"惊诧"：即白人爱国者竟然意识不到"美洲所遵循的每一项行动原则"都要求解放黑奴。黑人企图使白人社会明白一个道理，即奴隶制是一个具体而残酷的现实------即是一种对所有享受自由的基本条件的否认和剥夺------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对政治自治能力丧失的比喻。1773年，一群新英格兰的奴隶们在请愿书中宣称："我们没有财产！我们没有妻室！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没有城市！我们没有国家！"
革命时期的大部分奴隶距他们的前辈被从非洲劫持而来不过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距离。他们并不需要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来启发他们认识到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的经历早就说明了这一点。1783年，女黑人诗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Wheatley）写到："我对自由的热爱"来自于"被强行从非洲海岸抢夺过来"的"残酷命运"。1761年，她作为奴隶被带到波士顿来，她学会了识字，并在1765年时她12岁的时候在一家新英格兰报纸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首诗。当她的第一本诗集出版时，它需要得到包括爱国者领袖人物约翰·汉考克在内的波士顿名人们的推荐，一方面说明了她作者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许多白人感到很难接受黑人具有与白人同等智识能力的这一思想。当黑人启用革命中自由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争取权利，并将自由界定为一种普遍权利的时候，他们是在力图重新界定美国自由应该表现的含义，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上已经变成美国人了。
英国的奴隶解放者
如同前一章指出的，约有5000名奴隶为美国的独立而作战，许多人因此而获得自由。然而更多的奴隶是从英国人那里获得自由的。1775年的邓莫尔宣言以及四年后由亨利·克林顿将军颁布的菲利浦堡宣言（PhillipsburgProclamation）为逃向英国军队的逃奴们提供了保护。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许多人因此丧失了他们的奴隶。托马斯·杰斐逊的30名奴隶逃跑到了英国人一边。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的奴隶也投奔了英国人。总共加起来，大约有10万名奴隶逃到了英国人一方，其中包括了南卡罗来纳奴隶总人口中的1/4和佐治亚奴隶总人口中的1/3。这是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奴隶逃离种植园的行动。
一些逃奴在爱国者获胜的战斗中被重新抓捕。战争结束时，约有2万人居住在英国人控制的三个孤立区------纽约、查尔斯顿和萨瓦纳。乔治·华盛顿坚持要将这些逃奴送回主人，但驻守纽约的英军将领盖·卡尔顿爵士（SirGuy Carleton）回答说，既然英国人承诺给逃奴们以自由，把他们送回前主人那里将"是一种极不光彩的、违背公共信誉的做法"。最后，有15000名黑人男子、妇女和儿童与英军一起撤离了美国。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分别在新斯科舍、英国和塞拉利昂（SierraLeone）。后者是英国人在西非海岸为从美国来的前奴隶建造的一个定居地。有些黑人被贩卖到西印度群岛为奴。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哈里·华盛顿（HarryWashington）出生在非洲，曾是乔治·华盛顿的奴隶，1771年从芒特弗农逃走，但后来被抓获。1775年，他再度逃跑，加入邓莫尔伯爵的军队，最终成为了黑人先锋团的一名上士，后来去了塞拉利昂。1800年，他参与了一场由黑人定居者发动的反对英国总督的暴动，最终失败。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围绕归还随英国人撤离的逃奴问题将成为影响英美两国关系的一个棘手问题。直到1827年，英国才同意向1100名美国人支付赔款，这些美国人声称他们的奴隶财产遭到了不正当的剥夺。
自愿解放奴隶的运动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革命时期的动荡似乎对奴隶制的继续存在造成了威胁。独立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州都禁止或不鼓励继续从非洲进口奴隶。战争把南部的许多种植园变得满目疮痍。18世纪80年代，南部（尤其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地）的一大批奴隶主们自动地解放了他们的奴隶。1796年，弗吉尼亚最富有家族之一的罗伯特·卡特尔三世以逐步解放的方式释放自己的400多名奴隶。同一年，来自弗吉尼亚另一个显赫家族的理查德·伦道夫（RichardRandolph）起草了一份遗嘱，将奴隶制谴责为一种"恶名昭著的实践"，指示家人释放90名奴隶，并把自己的土地划分出一部分供他们耕种。
然而在南部，废除奴隶制从未真正开始。当英国人入侵南卡罗来纳时，约翰·劳伦斯（JohnLaurens）曾提议"带领一支获得解放的奴隶组成的军团来捍卫自由"，虽然他的父亲是查尔斯顿的显赫商人和革命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但他的提议遭到该殖民地领导人的否决。他们宁可战败也不愿失去自己的奴隶。（1778年，从圣多明各殖民地来的黑人士兵作为法国军队的一部分站在美国人一边，参加了战争，他们中间有的是自由人，有的是奴隶，但这场保卫萨瓦纳城的战役并没有取得成功。）
北部的废奴运动
在1777年（即佛蒙特州起草了含有禁止奴隶制条款的宪法）到1804年（新泽西立法禁止奴隶制的实行）之间，马里兰以北的每个州都采取了解放奴隶的行动，这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立法权被首先启用来废除奴隶制的实践。即便在这些奴隶制只是一种边缘经济的地方，废奴的进程也十分缓慢，充分反映出财产权的神圣性对解放黑奴的抵抗力是如何的强大。一般来说，废奴法规定，奴隶母亲在废奴法生效后生下的孩子最终将获得自由，但只能是在该奴隶子女为其母亲的主人工作到成年之后才能享有自由，这样的安排是为了给奴隶主的财产权在未来的损失提供一种补偿。宾夕法尼亚州的1780年奴隶解放法规定，由奴隶母亲生养的孩子必须为主人服役到28岁，这个时间远比白人契约奴的通常服役期要长。鉴于此刻白人契约奴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减少，这些法律等于延长了北部黑人契约奴的劳役期。
北部的废奴运动是一个迟缓而拖沓的过程。对于那些在废奴法通过时仍然活着的奴隶来说，他们获得自由的希望停留在自己是否有能力逃跑，或取决于主人是否有主动解放他们的意愿。但许多北部的主人对解放奴隶并不情愿。1790年，纽约市1/5的白人家庭至少拥有一名黑奴，但记录显示1783---1800年全城只有76起主动解放奴隶的案例。1790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纽约仍然有21000名奴隶，新泽西有11000名奴隶。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在1800年时仍然拥有5名奴隶。183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北部人口中仍然有3500人是奴隶。1848年，康涅狄格州的最后一批奴隶才获得自由。直到1860年，还有18名老年奴隶居住在新泽西州境内。
自由黑人的社区
总的来说，美国革命对美国奴隶制产生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影响，由此也对美国自由产生了一种类似的影响。尽管它的过程是渐进的，北部废奴运动却在新生国家的版图上划出了一条地理界限，将自由州和蓄奴州作出了对未来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划分。北部的废奴运动、南部北部的自愿解放黑奴行动以及从奴隶制中逃跑出来的成百上千的黑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自由黑人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采用了类似"自由人"［Freemen］或"自由土地"［Freeland］这样的词作为自己新的家姓）。
图 美国黑人总统
独立前，几乎所有在美国的黑人都是奴隶。独立后，一个附带有自己的教会、学校和领袖阶层的自由的黑人社区得以降生；自由黑人社区的存在对奴隶制的逻辑形成了一个长期而固定的挑战，为新的逃奴提供了天然的避难所，并成为废奴运动积蓄力量的跳板。1776年，在美国居住的自由黑人不到1000人。到1810年，他们的人数增加到将近20万人。大部分人居住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除了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之外，所有州的男性自由黑人，只要满足了纳税和财产资格的要求，都可依据新的州宪法参加投票选举。当时对他们的称谓是"有色公民"（citizensof color），这种称谓表明，至少在北部，自由黑人的第一代人构成了美国政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论对白人还是黑人来说，许多美国人都把奴隶制的存在视为美国自由的理想必将面对的一个长期而固定的死对头；正如一群纽约人所说，奴隶制将始终是一个"自由政府的耻辱"。1792年，当费城的塞缪尔·詹宁斯（SamuelJennings）创作《自由展现艺术和科学》的油画时，他将一条打破的奴隶所戴的链条也作为一种自由的象征包括在内，形象而生动地展示了自由已经不再是仅仅与政治独立相等同的思想，而且也包含了解放奴隶的含义。严酷的现实是：革命并未能使美国摆脱奴隶制，而且由于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奴隶制得以继续蔓延。1790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尽管有许多黑人通过州法律、自动解放和逃跑的方式获得了自由，美国的奴隶人口却增长至70万人------比1776年增加了2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