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繁荣
随着市场革命的发展，在市场上为经济进取而竞争的权利变成了美国自由的一个试金石。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 C. Carey）曾指出，“决定一个人处于自由还是被奴役状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与经济上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官方图像将自由女神与物质财富的象征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1776年，新泽西州的官印开始使用，官印将自由女神与罗马农业女神刻瑞斯（Ceres）并列。1821年，该州又在官印上加上“自由与繁荣”的格言。1836年加入联邦的阿肯色州在本州官印上也刻有自由女神像，并伴之以一艘蒸汽机轮船和两只五谷满溢而出的牛角的图像。
许多富有进取精神的美国人抓住市场革命呈现的机会来发财致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是一个贫穷的德国屠夫的儿子，他父亲在独立战争结束时移民来到美国。19世纪初，阿斯特通过运送皮货到中国和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发了大财。他把财富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市场，当时地皮价格升涨极快；他后来建造了阿斯特旅馆，这家旅馆很快成为全国最闻名的旅店。1848年他去世时，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人，留下一笔约有1000万美元的遗产，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万美元。
阿斯特的故事看上去展示了他这样的“自我造就之人”当时面临的机会；事实上，这个短语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开始使用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靠的不是欧洲社会中的世袭特权或政府的恩惠，而是靠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工作。就他的财富数量来讲，阿斯特当然并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市场革命和商业生活的快速化使一大批银行家、商人、产业家和种植园主得以迅速致富。市场革命也创造出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一个包括办公室职员、会计师和一大批在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商业办公室充当雇员的人。它也为农场主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些人从国内外不断增长的对美国农业产品的需求中赚取了不小的利润。市场革命也为另外一些人带来了赚取利润的机会，如类似于托马斯·罗杰斯这样的技能工匠，他是一个机械工匠，在新泽西的帕特森成功地建造起一座制造火车头的工厂。新的机会也为富有聪明才智的人打开了律师、医生和教师等职业的大门。到19世纪20年代，据估计，美国的医生人数大约已经达到了1万人。
种族与机会
市场革命影响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处在可以分享市场革命好处的位置上。大多数黑人是奴隶，但自由黑人也发现他们被排除在新的经济机会的大门之外。内战之前，自由州内居住了22万自由黑人（不到北部人口的2％），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种族歧视。尽管几乎所有位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北部各县都报告说有黑人在本地居住，但大部分北部黑人居住在纽约、费城和辛辛那提等大城市中那些最贫穷和最不卫生的城区之中。即便在这样的邻里地带，他们也时常遭到白人暴民的攻击。1829年，辛辛那提就发生了攻击黑人居民的事件，手持武器的白人团伙对黑人发动袭击，并捣毁了他们的家室和店铺。
虽然他们被禁止使用学校和其他公用设施，自由黑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建立了自己的社区生活，他们的社区围绕互助和教育社团以及独立的教会为中心，最著名的黑人教会是非洲卫斯理长老派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该教会由费城的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所创立，他因在白人教徒专用的圣坛围栏处做祈祷，而被原来所在的教会强行驱逐。
当许多美国白人期盼一种经济积累和个人成功的生活时，大量自由黑人却体会到生活质量的不断下降。如第六章中提到的，北部的自由黑人是最后一批拥有契约奴经历的人，因为解放他们的文献通常规定，奴隶母亲的子女必须在获得解放之前，要为他们的主人工作。在北部废除奴隶制的时刻，由于18世纪的工匠们普遍使用和拥有奴隶，所以北部黑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掌握了匠人的技能。然而在获得自由后，他们使用这些技能的机会反而变得越来越少了。尽管白人手工业者谴责奴隶制，但他们把获得自由的黑人视为低工资的竞争者，想尽办法阻止他们在技能行业中得到雇用。19世纪30年代，一位黑人报纸编辑在评论纽约市的工匠们时说，“他们是为他们自己争取平等权利的领袖。”
图 黑人社区
把黑人限制在劳动力市场的最低等级的原因很多，来自白人工匠的敌视态度仅仅只是其中之一。除了那些劳苦的体力活之外，白人雇主拒绝雇用自由黑人；白人顾客也不愿让黑人为他们服务。其结果是，黑人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到了19世纪中叶，大部分北部黑人是靠做非技能的劳工或家庭仆人来养家糊口。1855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纽约市有122名黑人理发师、808名家庭仆人，但只有1名律师和6名医生。自由黑人也无法利用西部开发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尽管这是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联邦法律禁止他们获取公共土地，与此同时，到1860年时，有四个州——印第安纳、伊利诺伊、艾奥瓦和俄勒冈——彻底禁止他们进入这些州的领土范围。
家庭生活的崇拜
妇女同样也被市场革命开启的许多机会拒之门外。随着家庭作为经济生产中心位置的衰减，许多妇女看到，由于先前由家庭制作的许多物品逐渐为批量生产的商品所替代，她们的传统角色已经被销蚀了。如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妇女从家庭走向了工厂。其他的则接受了新的关于女性的定义。这种新的定义不是赞赏妇女为家庭的经济收入所作出的贡献，而是她拥有的创造一个能够防御市场经济的竞争气氛侵入的、完全属于私有的家庭环境的能力。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随着经济生产活动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坊和工厂，家庭不再具备经济生产的功能。妇女的角色是在家庭环境中保持类如爱情、友情和相互的责任等非市场性价值的存在，为男人们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之外提供一个修身养性之处。
早期的“共和母亲”的意识形态赋予母亲们一种教育未来公民的公共责任，此刻这种意识形态十分微妙地转换成为19世纪中叶的“家庭生活的崇拜”。在18世纪的政治语言中，“美德”曾是一种男人应该具有的政治特质，是共和政府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但在此时被重新定义为一种个人的道德素质，并且越来越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美德”不光是指性方面的纯洁，而且也指美丽、脆弱和对男性的依赖等等。19世纪20、30年代发行了许多针对女性读者的大众杂志，其中的《年青淑女必读》（The Young Lady's Book）宣称说，“在妇女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中的每个阶段，都要求她具备一种服从听命的精神、随和的脾气和谦卑的心灵。”这些杂志刊登的文章包括了“女人，一个给人带来安慰的源泉”、“女人，回家后所期盼的人”和“女人——男人最好的朋友”等题目。
随着男人们离家外出工作，妇女的确在家庭内部的个人事务上拥有了更大的权力。19世纪美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从1800年平均每个妇女生7个孩子下降到1900年的4个孩子）说明，数百万的妇女有意识地作出决定，减少她们生养孩子的数量。然而家庭生活的思想则更加限制了妇女对外部世界活动的间接参与。对于男女双方来说，自由都意味着实现各自的“天生”素质。男人生性理智，富于进取精神，不甘屈就；女性总是善解人意，善于无私奉献，却喜好感情用事，因此不适合参与公共生活。屈从他人意志，是一个自由男人不能接受的做法，对于女性来说，这样的事则可被看成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男性可以在公共和私有“领域”之间进退自如，而妇女则被继续禁锢在家庭的私人性领域之中。
妇女与工作
流行的性别观与那些为了工资而外出工作的妇女们的生活经历来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妇女外出工作要面临许多的不利条件。她们无法在就职方面参与自由竞争，因为可供她们干的只有那些低工资的工作。已婚妇女仍然不能签署独立的合同和用自己的名义起诉；直到内战之后，她们才获得了支配自己所挣得的工资的权利。对于贫穷的城市居民和农场家庭来说，家庭经济的存活却需要全家人的劳动。成千上万的穷人妇女外出当家庭佣人、工厂工人和女缝纫工。早期的工业化运动给北部妇女增加了一些做有收入工作的机会，制鞋、制帽和缝纫行业中实施的外包制使得妇女有机会在家里工作，为家庭经济作贡献，与此同时，她们也继续承担完成家务事的责任。
对于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来说，丈夫在办公室、店铺和工厂里工作，妻子能够留在家里、避免参与秩序混乱的新市场经济，被视为是一种有地位的标志。在一些较大的城市，不同社会等级的家庭原来在一起居住，互为邻居；时髦的中产阶级家庭居住区发展之后，那里的居民通常为商人、工厂老板以及律师和医生之类的职业人士。中产阶级通常雇用佣人来做家务。家庭佣人是19世纪美国妇女就职人数最多的行业。一位中产阶级妇女的自由——其中一部分被定义为“不必劳动的自由”——是以在她的家庭中其他妇女的受雇为基础的。
尽管大部分的妇女没有参加工作，但在市场经济中，当劳动的含义越来越多地意味着是一种为创造货币价值而进行工作的时候，很难想象劳动者只包括了男人。1829年，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出版了名为《勤俭的家庭主妇》（The Frugal Housewife）的畅销书，目的是帮助妇女们做好应对市场革命跌宕起伏的情况（书中有一章甚至以“如何度过贫困”为题目）。蔡尔德以自己的写作来维持她的家庭生机，后来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和妇女权利的倡导者。她的日记透露，在某一年的时间内，她同时缝制了36件衣服，准备了700顿餐食，还花了不少时间来督察家庭佣工的工作。
无论从哪种理性的角度来看，蔡尔德是在工作——在家里和作为一个作家。关于劳动的讨论却很少提及家庭主妇、家庭佣人和承担外包工作的女工，除了在引用她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蔓延如何降低男人地位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男性应该拥有一份“家庭工资”，以保证他能养活妻子和儿女；这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定义，在当时十分流行，不仅在具有中产阶级地位的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而且在工人阶级家庭的男人们中也是如此。《工人倡导者报》（Workingmen's Advocate）说，资本主义硬把妇女从她们“幸福而独立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拉下来，强迫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破坏了家庭中的自然秩序，损害了男性家长的权威。
早期的劳工运动
如同上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尽管许多美国人欢迎市场革命，其他人却对它的后果深感恐惧。革命那一代人的幸存者担心，对于个人经济收入的过于迷恋会损害对公共事业的执着。“商业、奢侈以及贪婪，”约翰·亚当斯警告说，“曾经毁灭了每一个共和政府。”19世纪20年代，在他来日不多的时候，杰斐逊对“买卖股票的人”、金融家、投机者和其他类似的人予以了谴责，说他们正在把美国从他设想的具有美德的、农业经济共和国的模式引到邪路上去。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市场革命的经历带给他们的不是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增强，而是自由的丧失。1812年战争到1840年之间，美国经历了1819年的经济衰退、1837年开始的一场全面萧条以及在这之间的多次起伏。每次经济起伏都会带来就职的不稳定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对每一个雄心勃勃、搭乘经济进步的大潮达到成功的顶峰时，总有另一个美国人坠入到大浪的底部。经济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工业生产和贸易量的增长，带来了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东北部快速发展的大城市中，市场革命扩大了富有商人和产业家与贫穷工厂工人、无技能码头工人和在家庭工作的女缝纫工之间的贫富差别。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马萨诸塞，占人口5％的最富有的人拥有全州一半以上的财富。费城的贫富悬殊情况则更为严重。在那里，1％的人掌握的财富多于其他所有人的财富的总和。破产成为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无法偿还债务的人填满了大城市的各个监狱。
熟练手工匠人为传统技能的消失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被降低到依赖于他人、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地步。19世纪20年代末，他们组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劳工阶级政党。这是一批短命的政治组织，目标是动员低层阶级，来支持那些愿意为劳工阶级说话的候选人，他们的要求包括政府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停止因欠债而遭到监禁的做法以及用立法形式建立10小时日工作制。19世纪30年代，当价格迅速上涨时，工会组织四处蔓延，罢工运动此起彼伏。除了提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要求之外，早期的劳工运动还提出了在联邦公共土地上向定居者免费提供宅基地，停止以阴谋罪为名关押和监禁工会领袖等。
“生活的自由”
针对和围绕这些具体的问题，工人们的抗议语言将旧的自由概念与经济自主、公共精神的美德和社会平等等问题联系在一起。20名纽约的裁缝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但在1835年却以违反普通法中的谋反罪条款为名而被判定有罪。他们的判罪引发了一场以彰显“自由的埋葬”为题的公众示威。这样的行动和语言决不只是局限于男性工人之中。1834年在洛厄尔的年轻纺织女工们曾停止工作以抗议厂方削减工资；两年后当厂主提高她们寄宿房的房租时，她们又再次停工抗议。她们高举标语牌，强调要争取她们作为“自由人女儿”的权利，并对厂主们说，“那只贪得无厌的手企图将我们变成奴隶。”自由，1828年版的诺厄·维伯斯特《美国词典》宣称说，是“一种免于权势或他人控制的状态”。劳工运动曾问道，有多少凭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真正地处于这种“被免除”的状态。
一些劳工的代言人，如费城的兰登·拜尔斯比（Langdon Byllesby），则直截了当地把工资劳动力（制度）描述成是“本质上的奴隶制”，因为当一个人的经济生计不得不依赖于另外一个人时，本身就是与自由相悖的。并非只有激进的劳工领袖们才把永久性的工资工作比喻成奴隶制。在他的短篇小说《女工的地狱》（The Tartarus of Maids）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新英格兰一家制纸厂的女工们站在机器旁边，“哑然无声、畏畏缩缩，如同奴隶一般”。
劳工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根植于小生产者的传统、以及将自由与经济独立相互认同的思想，这种批判直接挑战了这样的观点：即社会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改善个人的境遇——也就是爱默生所说的，养成“自信、自立、自制和自修”——而得到有效的解决。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在他那篇颇有影响的《劳工阶级》（The Laboring Classes，1840）文章中写到，“财富与劳工”处于交战之中。他认为，工人的问题必须被当成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的问题来认识。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制度”之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一种更多、更完全的个人主义，而是“在现存的社会组织内部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从而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我们是自由的，”一位名叫彼得·罗德尔（Peter Rödel）的德国移民制鞋工人写道，“但自由得不够，……我们需要生活的自由。”这句话包含了关于经济保障思想的根源。这种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变得极为重要和醒目的思想认为，经济保障——即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是美国自由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市场革命转化和分裂了美国社会及其对于自由的认知。它为白人男性带来了实现个人主义和迁徙自由的新机会，与此同时却严重地限制了可供妇女和非裔美国人进行的选择。它为许多美国人打开了获取经济自由的机会，也使另外一些人为他们传统的经济独立遭到削弱而感到恐惧。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关于市场革命和其后果的辩论将不可避免地通过美国政治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