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个集多重矛盾于一体的人。尽管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亚当斯称他为“一个连语法正确的句子也写不来的野蛮人”），杰克逊在他的公众演说中却能表现出一种真实的能言善辩。他自称是普通人的代言人，但他的民主理想却将印第安人排除在外，他认为印第安人应该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去，他的民主中也没有非裔美国人的位置，他认为黑人应该继续留作奴隶，或被释放后送到国外去。尽管他是从南卡罗来纳边疆的一个并不富裕的人家起步最终变成了田纳西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对银行和纸币始终抱有怀疑态度，他也分享许多同时代美国人的恐惧感，认为市场革命不是进步的源泉，而是道德败坏的根源之一。他虽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主义者，但他却认为州而不是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市应该是政府活动的主体。他反对联邦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或干预个人的私生活。
政党体制
杰克逊就任时，政治已经不再仅仅是由一系列的政治竞争所构成——它变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一种大众娱乐的形式以及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年都有某些种类的公职选举——从地方、州到联邦一级——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由政党组织的各种游行和集会。政客们成为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和十分响亮的绰号。杰克逊被称为是“老山核桃”（Old Hickory），克莱是“西部的哈里”（Harry of the West），范布伦则是“小魔术师”（Little Magician，或按他的批评者的说法，一只老奸巨猾的狐狸）。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心甘情愿地出席和倾听冗长无边的政治演讲和辩论。在马萨诸塞，据说有1万人聚在一起，聆听伟大的辉格党演说家丹尼尔·维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演说。
“政治，”一位报纸的编辑写道，“仿佛渗透到所有的事务之中。”的确，由职业政治家所带领的政党机器，进入到了每个社区，在都市中尤其如此。政党机器为其支持者们提供就业等好处，保证选民会在选举日去投票。党的干部则也因此获得担任公职的政治回报。政府的职位，杰克逊宣称，应该对人民开放，而不应该为由终身官僚组成的特权阶层所保留。他将轮流担任公职的原则（他的对手将此称为“分赃制”）引入联邦政府，将党派忠诚作为担任类如邮政局长和海关官员职位的主要资格要求。
大型的全国党代会曾经是各州政党领袖聚集在一起制定党的竞选纲领的场合，现在开始行使选择全国性候选人的职能。报纸在全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830年，全国出版了将近400种报纸，而在1790年仅有90种。每个重要的城镇似乎都有自己的民主党和辉格党报纸，它们的任务并不主要是报告新闻，而更多的是表达本党对当前事务的立场。杰克逊的“厨房内阁”——一个由帮助他起草演讲稿和掌管白宫与地方政党官员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的顾问所组成的非正式团体——的主要成员多为报社的编辑。
民主党人与辉格党人
政党政治的内容当然不仅仅限于热闹的景观与组织。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紧紧围绕着由市场革命和介于联邦与区域忠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引发的种种问题而展开。政治辩论的中心内容集中在政府在银行、关税、货币、内陆改造、一级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等问题。尽管两个政党都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联盟，这些群体的背景不同，对当前问题持有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态度，但是，市场革命对于决定他们的观点和组合起有决定性的作用。民主党人倾向于关注不断扩大的阶级差别。他们警告说，“非生产者”——银行家、商人和投机者——企图利用与政府的关系来增强他们的财富地位，从而使由农场主、工匠和劳工组成的“生产阶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对经济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拒绝以特殊恩惠来奖励那些早已占尽优势、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
“所有的银行特许状、所有允许组建公司的立法，”一家民主党的报纸宣称说，“目的都是为增强财富的权力、在人民之中制造不平等，以及颠覆自由。”如果联邦政府退出经济领域，普通的美国人可以在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公平竞争中测试自己的能力。民主党吸引了一些初出茅庐的企业家，这些人对政府资助那些早已立足的商人十分不满。民主党还吸引了大批的农场主和都市劳工，他们对新的公司企业始终心存疑虑。那些位于远离市场的偏远地区的贫穷农场主，如居住在西北部的下部和南部偏僻乡村一带的人，通常也会投民主党的票。
辉格党人的联合旗帜是美国体制。他们相信，通过关税保护和资助内陆改造，联邦政府可以引导经济发展。他们在东北部的势力最强大，这是全国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大多数事业发达的商人和银行家都支持政府资助的经济增长计划；该地区的农场主靠近河流、运河和五大湖，从经济交流中获利不少，并希望继续盈利，所以他们也支持辉格党的政策。例如，伊利湖沿岸的纽约州北部的各县成为了辉格党的堡垒，而那些比较偏僻的社区则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许多奴隶主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州权是捍卫奴隶制的第一道防线。与北部的富裕商人和产业家一样，南部最大的种植园主通常是辉格党的支持者。
公共自由和私有自由
杰克逊时代的政党政治，反映出美国自由的“公共”性和“私有”性定义之间的冲突以及它们与政府权力的关系，这是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的一种紧张关系。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自由是一种私有性的权利，容易受到强大的联邦政府权力的侵犯，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最为安全。“对政府的每个部门的权力加以限制，”一家民主党的报纸在1842年写道，“是自由唯一的保障。”一个“光彩夺目”的政府往往是在“大众权利遭到践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杰克逊执政期间，尽管民主得到了扩展，联邦政府的权力却变得苍白无力。在民主党人看来，一个羸弱的全国权威对于私有自由和州权两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个人在社会联盟中的自由［和］州在联邦联盟中的自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把内战前的美国人称为“为自由而发疯的人”，他们把对自由的迷恋通过对“路税、税收、公路、银行、等级、州长甚至法律”的痛恨表现出来。民主党人经常性地谴责远在天边的联邦政府，称其为对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将政府授予的特权视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杰克逊政府期间民主党人削减了政府开支，降低了关税，扼杀了合众国银行，否定了要求政府对改造内陆计划实施资助的请求。到1835年，杰克逊甚至付清了联邦政府的债务。其结果是，州代替联邦政府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演员，负责设计运河和公路体系的建设、为银行和其他公司颁发特许状等。
政治与道德
然而，民主党人将个人道德视为一种个人私事，不属于公众干预的范围。他们反对将一种统一的道德观强加于整个社会，如“禁酒”立法之类，这种立法对生产和销售烈性酒进行了限制，他们也反对那些禁止在礼拜日举行各种娱乐活动的立法。如在第九章提到的，19世纪30年代，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移民开始大量涌入美国，来到美国之后，他们潮水般地加入到民主党之中，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政府强制实施新教的道德标准。“在这个国家，”纽约的《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在1848年宣称道，“自由的意思是个人事务不受政府的干预。”衡量公共政策好坏的标准不是它们是否促进了公众福利，而在于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政策能够允许“自由意志”范围的存在——即个人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及培养自己具有的特殊才能等。
辉格党人则坚持认为，自由与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软弱的政府，”美国政治学之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写道，“是对自由的否定。”而一个能动主义的国家则可以增强和扩展自由的领域。辉格党人认为，自由需要一个繁荣而富有道德感的美国来支撑。政府应该为一种平衡的、管制性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从而推动一种能为所有阶级和区域共同分享的繁荣。同他们之前的联邦党人一样，富有的辉格党人将社会视为一个由不同社会阶级组成的等级制构成，而不是民主党人所鼓吹的一种由不受节制的个人竞争构成的纷杂紊乱的世界。他们与联邦党人不同的是，辉格党人坚信，在美国，因为个人能够争取到进入上层的机会，所以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并非是永久固定不变的。
此外，辉格党人也反对政府不能干预个人生活的说法。为了能够作为一个自由的——即能够做到自我主导、自我约束的——而且具有道德感的人，个人需要具备某些素质，而政府是可以帮助灌输和培养这些素质的。政府的角色，一位纽约的辉格党人宣称说，不是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地“推动人民的福祉”。许多新教派牧师支持辉格党，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建造学校和精神病院、禁酒立法等，民主政府可以向人民灌输“道德的原则”。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民选的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对商品货物的买卖进行管理，控制流行疾病的传播，并在卖淫和酗酒问题上左右公众的道德观念。宾夕法尼亚在殖民地时代曾以对宗教自由的承诺而著称，但到了19世纪，它竟以拥有最严厉的惩罚渎神罪、辱骂亵渎上帝罪以及破坏礼拜日行为的法律而再度闻名于世。
南卡罗来纳与否定联邦立法
如前所述，安德鲁·杰克逊遗留下远远比他带入白宫多得多的原则。他是作为军事上的英雄、在一个有效的政党机器的运作下当选的，但他很快就将面临如何在公众问题上捍卫自己的立场的挑战。虽然他承诺要捍卫州权，杰克逊的第一届政府的重头戏却是一场捍卫联邦法律高于州法的战斗。1828年关税法提高了皮毛原料制成的进口制造业产品和包括铁在内的进口原材料的关税，因而引起了南部的普遍反对，反对的声音在南卡罗来纳州尤其巨大，该州的人把这场反对运动称为“对关税的痛恨”。州内的政治领袖人物意识到，南部已经不再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与北部的工业发展进行竞争。他们坚持认为，对进口制造业商品提高关税将抬高南部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格，而北部将从中获利，州立法机构威胁说要“否定”联邦关税法，即宣布关税法在该州内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在南部，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人口相对于其州人口总数的比例最高（1830年达到55％），州的政治掌握在一个由大种植园主构成的小团体的手中，他们相互之间交往密切，关系盘根错节。因为州宪法给予了种植园地区相对于其人口应得的更大比例的州议会代表权，加上担任州官员所需的高财产资格要求，种植园主们得以维持他们对州权力的控制。密苏里危机和由约翰·马歇尔的联邦最高法院所颁布的强化联邦权威的判决都使他们感到惊恐。在他们反对关税的经济理由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理念，即为防止将来有一天联邦政府对奴隶制采取不利的行动，联邦政府的权力必须首先被削减。
一幅发表于1833年的漫画，当时否定联邦立法的争论达到高潮。漫画显示约翰·卡尔霍恩踏上标有“否定联邦立法”、“叛国”以及“内战”等字样的阶梯，向“专制主义”的目标走去。
卡尔霍恩的政治理论
约翰·卡尔霍恩很快成为否定联邦法律运动的理论带头人。随着南部的人口开始落后于全国其他区域的人口增长，卡尔霍恩也逐渐从1812年的国家主义者演变成为一个南部区域利益的有力捍卫者。1828年他选为副总统，开始只是躲在幕后，秘密起草名为《评论与抗议》（Exposition and Protest）的文章，论述南卡罗来纳否定联邦立法行动的合法性。这篇文章采用了1798年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见第八章的讨论）中的主要观点。卡尔霍恩认为，联邦政府是经由具有主权的州（邦）的盟约而创立的，每个州都保留了这样的权利：制止那些超出宪法所明确赋予的权力的国会法律在本州范围内实施。
1834年印制的版画，将美国描绘成自由的殿堂。画的中央，自由的化身从火焰中徐徐升起，左手握有权利法案，右手握着的杆子上顶着自由帽。正义和密涅瓦（罗马传说中的武艺与智慧之神）矗立在殿堂的两翼，殿堂上方飘扬的旗帜上写着“联邦必须且必将得以保存”。
几乎从杰克逊的第一届政府起，卡尔霍恩在联邦政府中的影响就开始日渐式微，国务卿马丁·范布伦逐渐成为总统最信任的参谋。发生在就职典礼几周之后的一件事使得杰克逊开始对卡尔霍恩表示反感和不满。在卡尔霍恩的妻子弗洛丽德（Floride）的怂恿下，华盛顿社交圈子中的女人们对杰克逊战争部长的妻子佩奇·伊顿采取一种有意孤立的态度，因为她是一个仅有“廉价的美德”的女人。身为鳏夫的范布伦为其撑腰。杰克逊也对她表示同情，在他看来，对佩奇·伊顿的指责与他妻子在1828年竞选时所遭受的攻击如出一辙。
其他更重要的事件进一步离间了杰克逊与卡尔霍恩的关系。围绕否定联邦法律的辩论席卷了整个华盛顿。1830年1月，丹尼尔·维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回应卡尔霍恩的门徒、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罗伯特·Y. 海恩（Robert Y. Hayne）的挑战时，与对手展开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交锋。维伯斯特宣称道，是人民，而不是州，创造了联邦宪法，使得联邦政府成为主权实体。他把否定联邦立法的行动称为是非法的、违宪的和反叛的行为。维伯斯特的结束语——“自由与联邦，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永远是一体的和不可分离的”——深得全国各地民众的喝彩。几个星期后，在白宫的一场晚宴上，杰克逊举杯祝辞，他眼睛盯着卡尔霍恩说道，“为我们的联邦国家干杯——它必须要得以保存。”卡尔霍恩立即做出回应：“为联邦干杯——它次于我们最珍贵的自由。”到1831年时，卡尔霍恩便以州权理论带头人的身份公开登场了。
否定联邦立法的危机
否定联邦立法不是一个单纯的区域主义问题。在这场危机中，南卡罗来纳单枪匹马地采取了行动，其他几个南部州还通过了决议，对此予以谴责。然而，宪法契约理论的扩展却为南部提供了一个头绪清楚、逻辑严明的政治哲学，当区域之争变得更加紧张时，南部将会使用这种理论。卡尔霍恩并不认为否定联邦立法是一种迈向分解联邦的行动。相反，保证这个广大而利益多元化国家的稳定，唯一的办法是向各州保证，联邦政府的行动永远不会伤害它的权利和至关重要的利益。根据卡尔霍恩的“共享多数”（concurrent majority）理论，每个主要的利益实体，包括种植园主在内，应该拥有一种否决任何影响他们利益的相关法律的权利。
对杰克逊来说，否定联邦立法等于分解联邦。他立刻否定了卡尔霍恩的宪政观点：“哪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会接受这种荒谬的理论，允许一个州的一部分或州的本身，拥有一种退出联邦、消灭联邦并连同消灭这个国家的自由的权利呢？”1832年，当一部新的关税法开始实施时，这个问题最终发难了。尽管国会降低了关税的税率，南卡罗来纳州宣布在次年2月之后，所有施加在进口商品的关税都将在本州内无效。为回应南卡罗来纳的行动，杰克逊说服国会通过了一部强制实施法，授予他使用陆军和海军的权力，强行征收关税。
为避免冲突，亨利·克莱在卡尔霍恩的帮助下，通过运作，推动国会在1833年通过一部新的关税法，再度降低税率。南卡罗来纳随即收回了否定联邦立法的决议，尽管它继续宣称对联邦实施法进行“否定”。卡尔霍恩随后脱离民主党，转而投入辉格党的阵营，与克莱、维伯斯特两人一起，共同组成一部具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三重奏（尽管三人除了在共同憎恨杰克逊之外在其他事务上并无任何共同语言）。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杰克逊原本是一个州权和有限联邦政府的坚定信仰者，但他在两个方面却比任何其他人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他赋予联邦概念一种充满激情的氛围，同时展现出一种为了保存联邦政府的合法权力而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战争手段的决心。
印第安人的迁徙
否定联邦立法危机表现了杰克逊维护联邦主权的决心。他同时决心将印第安人排除在这一时期自信的民主或民族主义之外，这一行动为发生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与白种美国人之间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冲突画上了句号。印第安人在旧西北领土上对白人定居活动的抵抗发生在1832年，当时索克族印第安人的领袖布莱克·霍克（Black Hawk）带领着1000名部落成员，企图在伊利诺伊州夺回祖先曾经拥有的土地，联邦军队和地方民兵将他们彻底击败。伊利诺伊民兵队伍的成员之一是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尽管他后来回忆说，当时除了与蚊子搏斗之外，他并没有参与任何真正的战斗。
在蓄奴州内，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对剩余的由印第安人控制的土地提出了更大的要求。“扩展奴隶制的区域，”曾在国会中代表密苏里长达30年的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说，必须“将印第安人土地转化为奴隶土地”。19世纪20年代，密苏里曾强迫本州的印第安人迁往外州。随后，其他的蓄奴州也如法炮制，通过了类似的驱逐法。杰克逊政府的一部早期法律，即19世纪30年代印第安人迁徙法（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为所谓五大文明部落——切诺基人、奇克索人、乔克托人、克里克人和西米诺尔人——的迁徙提供了资金，这些部落一共约6万人，分别居住在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 杰斐逊曾认为“文明的”印第安人可以为美国人口所同化，这部法律却标志着对杰斐逊这一思想的否定。这些部落曾经竭尽全力，使自己变成理想的共和国公民。切诺基人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们率先建立了学校，采用成文法和一部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制定的部落宪法，有的人变成了成功的农场主，许多人甚至拥有了奴隶。然而在他提交国会的咨文中，杰克逊反复不停地将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并支持佐治亚强占切诺基人领土、废止该部落法律的行动。
“切诺基民族的自由公民们”向国会提出请愿，要求国会帮助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继续享有］和平和安宁”。依照美国人的传统习俗，切诺基人也通过法院来保护那些为联邦政府的条约所保护的权利。他们的请愿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就土著美国人的特殊地位作出解释。
联邦最高法院与印第安人
在1823年宣判的与印第安人相关的约翰逊诉麦金托什（Johnson v. M'Intosh）的案例中，最高法院宣称印第安人事实上不是他们领土的拥有者，而只是拥有一种“占据的权利”。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本人就是西部土地的投机者，他声称，自从殖民地时代起，印第安人采用的一直是游牧和狩猎民族而不是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马歇尔表述的历史是极不准确的，这项决定却给印第安人为保留领土所做的努力带来了重重的一击。在切诺基部落诉佐治亚州（1831）一案的判决中，马歇尔把印第安人描述成为“受［联邦政府］监护的人”。他们需要得到父辈般的关注和保护，但他们不具有公民的地位，最高法院无法来实施对他们权利的保护。大法官们因此也不能制止佐治亚州将自己的司法管辖范围延伸到整个部落的做法。
马歇尔坚定地认为，联邦政府拥有相对于州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1832年的沃斯特诉佐治亚（Worcester v. Georgia）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似乎改变了立场，宣称印第安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拥有保持一种分离的政治认同的权利。与他们打交道只能通过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所以佐治亚的行动违反了华盛顿与切诺基人签订的条约。尽管他在否定联邦立法危机中力挺联邦崇高权威，杰克逊却拒绝接受沃斯特案判决的合法性。“约翰·马歇尔做出了决定，”有人传说他这样宣称道，“那么，现在让他自己去实施这项判决吧。”
当法律的渠道用尽之后，切诺基部落中的一支同意出让他们的土地，但部落中的大多数人在约翰·罗斯的带领下采取一种消极抵制的政策，罗斯是按照切诺基宪法选举产生的“大酋长”。联邦军队在杰克逊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的政府时期强制性地将他们迁移出原来的领土。联邦军队先是把18000多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赶进围有栅栏的集中营，然后强迫他们向西部迁移。1838—1839年冬，至少有1/4的人在“眼泪之路”（Trail of Tears）的旅途中消失。这条路指的是从佐治亚到目前俄克拉荷马地区的路线。（在切诺基语里，“眼泪之路”的直译是“我们痛哭着走过的道路”。）
19世纪30年代，南部部落中的大多数都不得不向不可避免的命运低头，平静地离开了原来的领土，但散居在佛罗里达的西米诺尔人却进行了抵抗。西米诺尔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奥斯沃拉（Osceola），他是一个里德斯迪克人，是1812年战争期间安德鲁·杰克逊与敌对的克里克人交战中的幸存者。印第安人的抵抗运动得到了逃奴的支持。佛罗里达一直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逃奴们的藏身之地，当地的西班牙官员也赋予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乔治·华盛顿政府曾企图说服西米诺尔人来帮助驱逐逃奴，西米诺尔人却拒绝这样做。佐治亚州派出民兵，深入到佛罗里达去抓捕逃奴，但西米诺尔人和非裔美国人一起将他们赶了出来。1835—1842年进行的第二场西米诺尔战争中（第一场西米诺尔战争使美国人在1819年赢得了佛罗里达的控制权），约有1500名美国士兵和相同数量的西米诺尔人战死沙场，大约有3000名西米诺尔人和500名黑人被迫向西部地区转移。只有一小部分西米诺尔人得以继续留在佛罗里达，仅占这个曾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人数众多的印第安人部落人口中的极少数。
1831年，威廉·阿佩斯（William Apess）出版了《森林之子》（A Son of Forest），这是由土著美国人写作的第一部具有影响力的自传。阿佩斯是梅塔科姆或菲利浦王（曾在18世纪60年代与新英格兰的定居者作战）的后裔，是一个白人和印第安人妇女结合的后代。1812年战争期间，阿佩斯曾在美国军队中服役，参与了那场失败的进攻加拿大的战斗。他后来改信了美以美会教派，成为一个宗教复兴派的牧师。他在书中呼吁白种美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如果白人行为举止能够像文明人一样，对每个人都给予应有的尊重，事情将会比现在更好，”他写道，“印第安人想要什么？你只需睁眼看看那些为他们而制定的不公正的法律，然后说‘他们想要我想要的东西’。”
迁移是阿佩斯所推崇的共同相处的另类选择。这个选择极有力地强化了美国民族构成和美国自由的种族主义界定原则。独立战争时期，在美国的许多地方，人们对印第安人的存在并不觉得陌生。约翰·亚当斯曾经回忆道，当他年幼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曾是“我父亲家中的常客”，以及他如何到附近的一个印第安人家庭中去做客，“在那里我每次都得到欧洲越橘、黑刺莓、草莓，或者苹果、李子、桃子等等之类的招待。”到1840年，在密西西比以东居住的大部分白人眼中，印第安人纯粹成为一种令人好奇的存在，一种美国早期历史的遗存。尽管印第安人仍然控制着横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西部地区，但随着美国人的定居运动继续疯狂地向西推进，显然，他们享有自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