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时代的政治
华盛顿总统为国家的团结提供了一个十分需要的象征。独立战争之后，他解甲归田，恢复了平民生活（尽管当时有些军官建议他应该顺理成章地变成国家的统治者），成为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和美德的典范公民。他的副总统亨利·亚当斯被普遍认为是推动独立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因而也备受尊重。华盛顿的内阁是由新国家中一些最为出类拔萃的政治领袖人物组成，包括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还任命了由6人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约翰·杰伊。然而这个和谐政府的寿命却是短暂的。
汉密尔顿的计划
政治上的分歧首先源自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0和1791年制定的财政计划。汉密尔顿当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经济秩序，吸引美国财力最为雄厚的利益集团为新政府提供支持，鼓励经济的发展。他的长远目标是把美国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军事强国。汉密尔顿所追随的国家模式是英国。他认为，如果联邦政府继续受制于邦联条例下的弱点，美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汉密尔顿的计划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步是建立起一个新国家的信用体系------即创造条件，使人们敢于以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将资金借贷给国家，并相信他们的借贷能够得到国家的偿还。汉密尔顿提出，联邦政府应承担起按票面价值支付所有从独立战争中继承而来的国家债务的责任，并承担起支付各州尚未能偿还债务的责任。第二步，他提议发放一种新的国家债券。这种新的带息债券将取代旧债券，由政府发放给债权人。这样，将给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人帮助推动新国家的稳定带来一种现实的动力，因为只有联邦政府越强大、经济上越安全和稳定，联邦政府才越有可能偿还所欠的债务。
汉密尔顿计划的第三步是仿效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一个美利坚银行（a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由它来扮演国家的主要财政经纪人的角色。银行不是政府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私有性的公司，但可以存储公共资金，发行可当成货币流通的银行汇票，可以在需要时借贷资金给联邦政府，与此同时，银行将把所获得的巨大利润回馈给它的持股人。第四步，为筹集资金，汉密尔顿提议对威士忌酒的制作商征税。最后，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制造业报告中，汉密尔顿提议征收关税（即对进口商品的税收），并由政府发放津贴，对那些能够生产目前仍从海外进口的产品的工厂予以补助和鼓励。汉密尔顿在私下曾企图推动在当今的新泽西州的帕特森（Paterson）建立一个工业城，但此举没有成功。他同时建议成立起一支国家军队，以对付类似谢司反叛的暴动活动。
图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画像
反对派的出现
汉密尔顿关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商业共和国的构想得到了美国金融家、制造商和商人们的强力支持，但他的计划对于那些认为新国家的命运应该走向另外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人来说，却是令人深感震惊和不安。汉密尔顿的计划加强了美国与英国的联系，后者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于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的未来在于向西部的扩张，而不是与欧洲保持联系。他们对推动制造业或都市成长之类的设想并不感兴趣，不愿看到经济政策受到银行家和商业领袖的左右。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独立的农场主组成的共和国，农场主们能够把自己的粮食、烟叶和其他产品自由地销往世界各地。他们认为，真正将推动美国经济繁荣并培育更大社会稳定的出路，不在于由关税和津贴构成的政府优惠体制，而在于自由贸易。杰斐逊与麦迪逊立即意识到，对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正在出现的商业资本家阶级的结盟，而这种结盟似乎正是汉密尔顿所期盼的。
对于杰斐逊来说，汉密尔顿的体制"来源于与自由相敌对的原则，它将破坏和毁灭共和国"。对他的批评者来说，汉密尔顿提出建立一支常规军的计划是对自由构成的一种重大威胁。他们担心，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承担州的债务的做法将把曾经销蚀英国自由的同样腐败带入到美国政治中来，并且以牺牲普通美国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在18世纪80年代，股票投机者已经以极为低廉的价格（通常是以几美分买一美元债券的比例）买进了政府债券和独立战争时期用于支付士兵和物资提供者的纸币汇票。在汉密尔顿的计划下，投机者因得到票面价格的支付而赚进一大笔财富，而原始的债券和汇票持有人则一无所获。此外，因为交通不发达，许多乡村的农场主往往将他们秋收的粮食制作成威士忌酒，这样他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到市场上去销售。然而汉密尔顿提出的征收威士忌税，好像为了要使债券持有人致富、单单要与他们作对似的。
杰斐逊-汉密尔顿之间的讨价还价
起初，反对汉密尔顿计划的力量几乎全部来自南部，这个地区对制造业的发展最不感兴趣，它的经济也最为单一。南部的联邦债券持有者的人数也远远少于中部各州和新英格兰地区。（弗吉尼亚几乎已经付清了它的战时债务；它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必须要向联邦政府缴税，从而使得像马萨诸塞这样未能自行偿还清债务的州从中受益。）汉密尔顿坚持说，他的所有计划都是宪法所授权允许的，他的宪法依据来自那句模棱两可的话，即国会有权为了"公共福利"而立法。因此，许多支持宪法的南部人此刻变成了宪法的"严格解释者"，声称联邦政府只能运用那些宪法所具体列举的权力。例如，杰斐逊就认为允许创建新的全国性银行是违宪的，因为宪法中找不出国会有权创建这类银行的字句。
来自国会内部的反对，对汉密尔顿计划的实施形成了威胁。随之而来的是幕后的讨价还价。这种交易最终在1790年的一次晚宴中进行了最为精彩的演出。经杰斐逊的斡旋，南部人接受了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除了对制造业实行津贴那一部分外），交换的条件是，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波托马克河岸选址建立美国永久性的首都。南部人希望这个地址将增强他们在政府中的力量，同时也将联邦政府从与汉密尔顿结盟的北部金融和商人势力中转离出来。皮埃尔-查尔斯·郎方上校（Pierre-CharlesL'Enfant）是出生于法国的独立战争的老兵，他以巨大繁华的欧洲都市中心为模式，为"联邦城市"做了一个辉煌壮观的设计，包括宽广的马路、公园和喷泉等。地址的测绘工作有一部分是由前一章所提到的自由黑人科学家本杰明·班纳克尔完成的。参与建造新首都公共建筑的大多数劳工都是奴隶。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政治分野因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而起，却因对欧洲事件的不同反映而逐步加深了。当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开始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这场革命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认为他们自己的反抗运动至少部分地影响了法国革命的发生。后来成为首席大法官的弗吉尼亚人约翰·马歇尔回忆说，"我的确真诚地相信，人类自由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革命的成功。"1793年，随着国王路易十四连同大量贵族和其他新政府的敌人被斩首，法国革命发生了朝一个更为激进的方向转向，英法之间的战争随之而爆发。
法兰西事件变成美国内部激烈冲突的一个原因。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认为，尽管有过激行为，但对于大众自治政府的思想而言，法国革命标志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对这个胜利的捍卫必须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支持法国革命的热情激发了自由象征在美国的再生。美国城镇的大街小巷中再次出现了自由杆和自由帽。对于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法国大革命却释放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幽灵。他们认为，除了与英国更紧密地站在一起，美国没有其他的选择。
美国领袖们担心，他们会分裂成为不同的政党，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 Adams）的话来说，"为相互竞争的欧洲强权所左右"。但英法的竞争的确对早期的美国政治有重要的影响。1778年建立的美国与法国之间的"永久性"联盟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没有人说美国应该卷入欧洲的战争；1794年4月，华盛顿发布了一篇宣布美国保持中立的宣言。然而在那年春天，法国革命的美国支持者们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活动，欢迎法国特使埃德蒙·热内（EdmondGenet）的到来，热内的任务是为他处于困境中的政府寻求支持的。当热内开始向美国船支付佣金，要它们打着法国的旗帜向英国船队发动攻击的时候，华盛顿政府便要求法国召回他。（但看到法国的情势十分危险，热内决定留在美国，最后与纽约州长乔治·克林顿的女儿结婚。）
与此同时，英国没收了上百艘在法属西印度洋殖民地进行贸易的美国船只，恢复了遭人痛恨的强制服役的实践------劫持海员，包括英国出生的美国人，强迫他们加入英国海军服役。正在联邦最高法院就任首席大法官的约翰·杰伊被派往伦敦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1794年，经过谈判，杰伊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条约的协议。这份条约引发了华盛顿政府任内最大的争议。英国在杰伊条约中没有就强制服役和美国船只的权利等问题做出任何让步。英国同意放弃在美国西部边疆所设立的军事要塞，这是它早在1783年就该做的事。交换的条件是，美国保证对英国进口商品予以优惠的待遇。这个条约实际上废止了美法联盟，承认了英国在经济和海军力量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政府的批评者们指责说，条约将美国与君主制的英国联系在一起，参与后者对付实行共和制的法国的战争。杰伊条约最终使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变得十分尖锐，并直接导致了一个组织化的反对党的形成。
政党的出现
到18世纪90年代中叶，两个不断迅速形成的政党组织开始在国会内部出现，分别自称为"联邦党"和"共和党"（后者与今天的共和党没有任何关系；当今的共和党是在19世纪50年代组成的）。两个政党都诉诸于自由的语言，相互指责对方卷入了破坏自由的阴谋之中。
联邦党人是华盛顿政府的支持者，他们支持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主张与英国建立密切关系。支持联邦党的人通常为富裕的大商人、农场主、律师和地位牢固的（尤其是南部以外）政治领袖人物。他们通常带有一种精英政治的倾向，这种传统的18世纪的世界观把社会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等级组织，把政府公职看成是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人------即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那些"富有、能干和出身良好"的人------所专门保留的职位。联邦党人认为，自由的基础在于对权威的服从。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权挺身而出来反对政府。联邦党人害怕由美国革命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精神"会被贬低成为一种"无法无天的放纵"。纽约州的联邦党人领袖鲁弗斯·金（RufusKing）就那些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的"带有歧义的......词"写作了一篇文章，他所列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自由"。
威士忌反叛
将普通公民手中的民主和自由宣布为是危险的，在美国历史上，联邦党人也许是唯一这样做的主要政党。1794年，当威士忌反叛------宾夕法尼亚偏僻乡村的农场主拒绝为他们制作的蒸馏烈酒缴纳税收的行动------发生的时候，联邦党人对这种危险性更是坚信不移。"反叛者"们打出了1776年时的象征性口号，展示了自由杆和写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旗帜。"西部地区的公民们，"一群人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认为［这种税］是对自由的剥夺，是对革命所带给他们的特权的侵犯。"但是，华盛顿却派出了一支由宾夕法尼亚西部民兵组成的13000人队伍（比他在革命时期指挥的队伍在规模上还要大一些）。他随同队伍一起行进，抵达了发生骚乱的现场，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总统亲自上战场指挥军队的事例。"反叛者"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华盛顿写到，他对此事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考虑，即恢复公共秩序将"给他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里的"他人"指的是欧洲人，因为他们不相信美国人的自治政府能够存活下去。
民主-共和党
由麦迪逊和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1)比联邦党人对法国具有更大的同情，对民主式的自治政府也更具信仰。共和党的支持力量来自一种贯穿于全国的、由富有的南部种植园主和普通农场主结成的非常联盟。对法国革命的支持也将一些都市工匠等吸引到共和党的队伍中来。共和党人更倾向于接受新罕布什尔一家报纸编辑所说的所谓"充满活力的自由的海洋"，认为这比"暴政下的安定"是更为可取的社会形态。相比而言，他们对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比联邦党人更持批判性的态度，更倾向于接受广泛的民主参与是自由的基础这一思想。
两个正在出现的政党都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代表，都将对手看成一种非法的"派别"。早在1792年，麦迪逊就写作了一份想象中的发生在两个党派发言人之间的对话。联邦党人把普通群众描述成为"愚昧无知的、多疑不决的、放荡不羁的"人，谴责共和党人是"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的同党，后者则把联邦党人说成是自由的敌人和"暴政的崇拜者"。
在现实中，政治语言的激烈程度不断升温和加剧。联邦党人将共和党人斥为法国的代言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叛徒。共和党人把自己的对手称为君权主义者，企图将新的全国政府变成一个腐败的、英国式的贵族制政府。双方都指责对方背离了美国革命和美国自由的原则。华盛顿本人也遭到不断加剧的攻击。当他离职时，一家共和党的报纸宣称，他的名字变成了"政治邪恶"和"合法腐败"的同义词。一位同代人抱怨说，美国报纸原本是"自由政府的伟大卫士之一"，现在却变成了"文明世界中最为不耻的庸俗下流之辈"。
一个扩展的公共空间
18世纪90年代的辩论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党派竞争最为紧张激烈的一个时代，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持续扩展的政治空间，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自由所包含的民主内容。越来越多的公民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传单和报纸。将近1000多个邮局的建立使得个人信件和印刷品的流通更为便捷。这一时代见证了美国报业的迅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报纸的种类从100种增至260种，在1810年时已经达到了400种。
成百上千的"无名鼠辈"提笔写作政治小册子和报刊文章，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这一时代的民主思想通过类似威廉·曼宁（WilliamManning）写作的《自由的关键》（TheKey of Liberty）的小册子反映出来。曼宁是马萨诸塞一个自学成才的农场主，他曾参与了引发独立战争的康科德战斗。他的写作直到很多年后才得以发表，但这部为"自由和自由政府的朋友们"写作的著作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大众政治思想。曼宁宣称，社会中最重要的分野是介于"几个人"和"许多人"的划分。他呼吁后者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联盟，来防止"几个人"破坏"自由政府"和"将暴政施加于"人民。
民主-共和党人的社团
华盛顿政府的批评者受到法国大革命中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的启发，在1793和1794年时组织成立了将近50个民主-共和党社团。共和党的报纸刊登它们的会议消息报道，连篇累牍地庆贺和祝福法国自由和美国自由。佛蒙特州艾迪生县（AddisonCounty）民主社的宣言最为典型："所有人生而自由，拥有平等的权利。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来源于由人民自愿组成的社会契约。"
联邦党人把这些社团看成是自由被滥用的另外一个例证。华盛顿宣称说，政府，而不是这些"自造的社团"，才是美国人民的正宗代言人。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社团发展出一种思想，即人民有权参与对政治问题的辩论，有权组织起来影响公共政策。对这些社团来说，"质询的自由"和"交流的自由"的权利是"自由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中最需要捍卫的首要权利。政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在选举时投票，而是包括对于公众事务的不间断的参与。"我们不会因为组织起来而表示歉意，"艾迪生县社团的宣言称。"政治自由"包括了"对公职官员的行为进行监察和检查"的权利。联邦党人将威士忌反叛归咎于这些社团的煽动，到1795年底，这些社团就消失了。然而它们的组织形式和政治观点为正在出现的共和党所吸收。它们的出现帮助了"人民中的任何部分"------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和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合法化。
共和党人同时获得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的支持，因为在英法战争时期，英国曾对那里的反对派进行了严厉的镇压。1787年，托马斯·潘恩回到英国。五年之后，他出版了《人权》（TheRights of Man）一书，为法国革命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并呼吁在英国开始民主改革。他最终不得不被迫先法律一步，远走他乡，逃向法国避难。然而他的写作却激发了一场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群众运动的发生，但这场运动被严酷地镇压下去了。因为受到叛国罪的威胁，一群英国和爱尔兰激进分子移民到了美国。他们中间包括了新闻记者约瑟夫·盖尔斯（JosephGales）和约翰·伯克（JohnD. Burk），他们很快变成了共和党人报纸的编辑，对大西洋两岸的社会特权阶层进行谴责，指责联邦党人意图将欧洲暴政引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