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世纪民主化的局限性

财产与民主

 

       市场革命与领土扩张与美国自由的第三个中心内容——政治民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革命独立时代开始，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就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在19世纪初期达到了高潮。所有在原始13州之后加入联邦的州无一把拥有财产作为投票的资格。在老州内，19世纪20、30年代的州修宪大会重新考虑了民主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尽管工业和商业化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城市和旧乡村地区的工资工人的数量，并非所有的男性都能满足投票的财产资格要求；这些人坚持说，他们具有与其他人一样的能力来行使公民的权利。他们持之以恒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政治的民主化。

      拥有财产的人，一份由“无地产者”送交给1829年弗吉尼亚州修宪大会的请愿书宣称说，并不一定意味着比贫穷的人拥有更高的“道德或才智能力”。他们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参与组成自己政治体制的人才能被称为是自由的。”此时，只有北卡罗来纳、罗得岛和弗吉尼亚仍然保留了投票权的财产要求。大奴隶主控制了1829年的弗吉尼亚政治，他们成功地阻止了选举权资格的改变；但1850年的州修宪大会则将拥有财产从选举权的资格中予以废除。尽管这个过程在各州所进行的速度快慢不同，但到1860年，除一个州之外，所有的州都废除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要求（尽管有几个州禁止接受公共救济的人投票，理由是他们缺乏真正的独立自主）。此刻，公民所需具备的个人自主不再是基于对财产的拥有，而是基于对自身的拥有——充分反映出这个时代对个人主义的强调。

 

多尔战争

 

      民主化潮流中的唯一例外是罗得岛州，它要求选民必须拥有价值134美元的地产或每年租借至少7美元的财产。作为一个工厂生产的中心，罗得岛人口中的无产工资工人的人数在直线上升，但因为没有地产，他们不能参与投票。该州的劳工领袖一直在为该州缺乏“无产投票权”而发出抗议。1841年10月，要求民主改革的人士召集人民修宪大会（People's Convention），起草了一部新的州宪法。新宪法赋予所有的男性白人选举权，但却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而黑人在这之前，只要满足财产资格的要求是可以投票的。（这个例子再次说明白人自由的扩展有时与黑人自由的限制是同步进行的。）当改革者通过非法的公决方式通过了宪法，并准备宣布由罗得岛的著名律师托马斯·多尔（Thomas Dorr）就任州长时，约翰·泰勒（John Tyler）总统派出联邦军队进驻罗得岛，改革派的运动顷刻遭到瓦解，多尔后来以叛国罪为名被监禁了两年。多尔战争展现出将任何白人群体排斥在选民队伍之外将引起的政治热情。罗得岛立法机构很快取消了本土出生的男性白人和黑人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对移民选民的限制一直实施到1888年才被中止。

 

托克维尔论民主

 

      到1840年，90％的成年白人男性有资格投票参加选举，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得以巩固。美国政治热闹而嘈杂，充满了党派偏见，有时甚至还带有暴力，但它紧紧吸引了无数公民的巨大政治能量和热情。美国缺乏国家认同的传统基础——一个强大并具有威胁性的邻国和团结族裔、宗教和文化等的历史因缘——所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便成为界定国家自我认同的基础。       19世纪30年代，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访问了美国，回到法国后，写作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托克维尔原本是来考察美国监狱的，但他很快意识到，如果要了解美国，必须要懂得美国的民主（作为一个具有贵族背景的人，他本人并不喜欢民主）。他极有洞见地认识到，此刻的民主不仅仅只是指投票权或一套特殊的政治体制，而是学者们所称的“心灵习性”，是一种文化，一种包括了对个人主动性的鼓励、对平等的信仰和为改善社会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积极公共空间的社会存在。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已经变成了美国自由的一种基本态度。

      如同托克维尔所认识到的，民主的兴起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种深刻意义上的转型。主权属于广大普通的群众，这是西方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政治哲学家们就不断地警告说，民主将不可避免地衰退成为无政府主义和暴政。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段里，君权神授和世袭权威成为政治思想的主导。即便是共和国的建造者们，虽然信仰政府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的道理，也力图阻止普通人对政治权威施加过分的影响（美国宪法因此有了选举人团、联邦最高法院等非民主机制的特征）。由于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那些人的持续抗争，民主——为白人男性所享有的——在杰克逊时代得以胜利实现。

      对于那些同属于美国政治社会的人来说，民主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平等意识，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与那些仍然被排斥在外的人之间的分离。对于选举和与之相伴的一些公共活动——如游行、公众集会、党的大会等——的参与帮助界定了美国“人民”的概念。投票权越来越被看作是美国公民资格的一种象征。严格地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投票权仍然是一种由州进行管制和规范的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诺厄·维伯斯特的《美国词典》却说，根据美国（而不是欧洲）的通常用法和理解，“公民”一词与投票权是同义语。一位民主改革的提倡者说，选举权是“自由的第一标记，也是自由人的唯一标志”。

 

民主的局限

 

      到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期间，“人民”做主这样的原则成为普遍接受的美国政治的一部分。那些反对这一原则的人，托克维尔写到，得把“脑袋藏起来”。然而，正因为民主相对于自由和国家性质所处的中心位置，确定政治社会的界限也就变得更加必要。随着旧的经济排斥界限的逐渐消失，其他的排斥界限得以延续，新的排斥界限又被加了进来。内战前的美国公共生活充满了活力，同时具备扩展性和排斥性，它的局限性对于其本质和广大的规模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美国民主可以吸纳本土出生的白人男性以及一批批的移民，但却为妇女和非白人——如同前一章所提到的那些遭到市场革命排斥的群体——参与政治设置了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普选权原则”，《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在1851年宣称到，意味着“政治社会是由成年白人男性组成的”。然而，“普遍”一词何以能够与将黑人和妇女从政治参与中排斥出去的现实相协调呢？随着民主的胜利，将一部分公民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理论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经济依附转向了自然无能的状态。性别和种族差别被广泛地看成是一种天生能力的秉赋，构成单一的、自然等级的一部分。这种经由自然秉赋而划分的界限不能算是真正的排斥。“妇女当初是怎么为男人所征服并落到她们今天在全世界所处的位置上呢？”《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1852年问道，“如黑人一样，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直至世界末日，他都将比白种人低贱，妇女也因为她的天生地位和性别也注定要受到他人的统治。”于是，自由对于男性白人来说，是一种开放式的个人转型的过程，允许每个人充分发展自身拥有的所有潜能，然而美国民主所设置的种种限制则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非白人和妇女的特性与能力因自然的原因将永远不可改变。这种说法显然是极为自相矛盾的。

 

信息革命

 

      市场革命与政治民主极大地扩展了公共空间，为印刷业带来一场被称为“信息革命”的爆炸性的发展。蒸汽动力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报纸印刷的产量，导致了所谓“便士新闻”（penny press）——即价格定在1美分而不是传统的6美分一份的报纸——的大量出现和流通。类似于《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和《纽约先驱报》这样的报纸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新闻作业风格，它们注重迎合大众读者的口味，刻意追求消息报道中的刺激性，偏重报道各种犯罪故事，揭露各色各样的官方亵渎公职的丑闻等。根据一项估计，到1840年时，美国报纸的周发行量已经超过了欧洲，当时欧洲的人口是2亿3千万，而美国的人口仅有1700万。

      因为邮费低廉，许多报纸得以在其出版地之外的广大地区发行。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报纸是邮政交通的主要内容，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私人信件。有组织政党的出现也刺激了报业的发展。各主要政党都需要由报纸在全国各地来传播和代表自己的政见，政府部门的印刷合同对于报纸的生存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各种形式的杂志、旅行指南、须知手册、宗教读物以及其他读物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增长。

     印刷费用的降低同时也使“另类”报纸在19世纪20、30年代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报纸包括《自由日报》（Freedom's Journal，第一份美国黑人报纸）、《费城工匠之声》（Philadelphia Mechanic's Advocate）、废奴主义者的周报《解放者》（The Liberator）和《切落基新生报》（Cherokee Phoenix，第一份美洲印第安人报纸）。

 

妇女与公共空间

 

      阅读大众的增长代表了美国生活民主化的另外一个方面，同时也为新一代女性作家的出现打开了大门。包括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凯瑟琳·玛丽亚·塞奇维克（Catharine Maria Sedgwick）、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和其他女性作者在内的人发表了小说、诗歌、文章以及家庭生活的指南等。此外，如同第十二章将展开讨论的，到19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女性将通过对宗教和改革运动的参与而成为公众人物。然而，当新泽西州于1897年将“男性”一词加入该州投票权的限制条件之一后，全国各地的妇女，无论是否婚嫁，或是否拥有财产，统统被剥夺了选举权。“相对于男性来说”，一位参加1829年弗吉尼亚州制宪大会的代表说道，创世者将妇女定性为“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的人……因此也将她们置于男人的控制和保护之下”。因为选举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自为能力（free-agency）［即为自己做出决定的权利和能力］和悟性（intelligence）”，所以大自然使妇女命中注定“缺乏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

     19世纪的政治世界是美国人享有自由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它却部分地作为一种与女性的家庭领域相对立的领域而得以界定。公共领域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私人生活中的自由。即便是“最为狂热的激进派”，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1841年的日记中写道，“在涉及与婚姻相关的理论时”很有可能是一个保守派。除了拥有从丈夫那里得到“体面的待遇”和法律允许的财产权之外，《纽约先驱报》宣称道，妇女并不拥有“值得公众关注的……的其他任何权利”。

一个种族化的民主

 

      如果说将妇女排斥在政治自由之外是一种长期实践的延续的话，那么将民族与白种人的肤色相互认同的做法便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向。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平等”成为美国人的一种心病。与等级森严的欧洲社会相比，各种阶级的美国白人穿戴相同，乘坐同等的公共马车和铁路车厢，住宿在同等的旅店。与此同时，黑人却越来越明显地被主流社会当成另外一个群体来对待。

      种族主义形象成为白人扮黑人滑稽剧（minstrel shows）这类大众戏剧表演的保留剧目。在剧中，脸上涂成黑色的白人演员装扮成黑人模样，扮演一种愚昧无知、谎话连篇、荒唐可笑的角色，以此来取悦观众。在美国作家中，赫尔曼·梅尔维尔是一个例外。他在《白鲸记》（Moby Dick）和《贝尼托·塞内诺》（Benito Cereno，后者是对发生在一艘装载奴隶的船只上的起义活动的虚构性描述）等小说中勾画出更为复杂、有时甚至带有英雄色彩的黑人性格。其他的作者或者是对黑人完全的视若无睹，或者是以公式化的形象来表现他们——要么是心满意足、喜好迷信的奴隶，要么是历尽艰辛却虔诚无比的基督教徒。与此同时，革命时期曾短暂出现的关于非白人人种地位的一些思考，在所谓“科学的”论证的支持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划分种族优越和低贱的意识形态。这些发展都影响到政治社会的范围的界定。

      在革命时期，仅有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明确无误地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公民范围内，尽管其他各州没有这样做，但因传统和习惯的原因，黑人要想投票也并非易事。直到1800年，没有任何一个北部州明令禁止黑人行使投票权。然而自那年之后，所有加入联邦的州，除缅因之外，都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男性之内。1799年，肯塔基率先开始，两年之后马里兰接着跟进，那些原本允许自由黑人参加投票的州也都收回了这项特权。

 

种族与阶级

 

      1821年，纽约州制宪大会废除了对白人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同时却将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所需的财产资格提高到250美元，这项要求超出了该州几乎所有黑人居民的经济能力范围。1835年，北卡罗来纳剥夺了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宾夕法尼亚的黑人在费城创建了一个思想活跃、经济上十分成功的黑人社区，但该州却在3年之后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在宾夕法尼亚州制宪大会上，有一名代表因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之内而拒绝在大会的最终文件上签字。这位代表就是撒迪厄斯·斯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他在南北内战结束之后，成为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一名领袖人物。到1860年，黑人仅在新英格兰的5个州内可以与白人在同等资格的基础上参加投票，但该地区的黑人仅占美国黑人总人口的4％。一位参加1837年宾夕法尼亚制宪大会的代表将美国描述成“一个白人的政治共同体”。

      尽管有种族不平等的存在，许多革命时期的白人仍然把非裔美国人视为“有色公民”和国家政体中的未来成员。19世纪，政治社会的界定越来越多地与种族联系在一起。联邦政府禁止黑人在州民兵和联邦军队中服役（尽管海军中有黑人船员在服役）。没有任何一个州赋予自由黑人那种在今天被称为是“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权利。例如，在伊利诺伊州，黑人不能投票，不能在法庭作证或起诉，不能在州民兵队伍中服役，也不能进入州立学校学习。黑人是外国人，不是美国人，是“我们中间的插足者”，一位来自明尼苏达的政治领袖这样宣称道。

      事实上，种族取代了阶级，将那些有权享受政治自由的人与那些不能享受的人做了区分。尽管这种强调种族的认知在总体上对美国的政治共同体加进了限制，但它同时也在来自欧洲的多元群体中积聚和塑造了一种国家认同感。白人男性移民可以说，白人男性是从踏上美国领土的那一刻起就立即获得了选举权，而对几乎所有的自由黑人来说（同时也包括奴隶们在内），虽然他们的祖辈在这里生活了数个世纪之久，他们却不能参加选举。在美国，当投票权变成自由的核心内容时，无论怎样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