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制
1812年战争是美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霸权之间的较量，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这场战争激发起美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宣泄，同时也暴露了美国还远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和完整的国家。随着其特许状在1811年的终止，美利坚银行已经不复存在，国家不再有统一的货币，这给筹集战争资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时的交通状况十分原始，给在全国范围内运送人力和物资带来了诸多困难。一艘从新英格兰出发的物资供应船需要75天左右才能抵达新奥尔良。随着和平的来临，因与英国暂时中止贸易的间隙而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此刻面临了来自低成本的进口商品的竞争威胁。一批新生代的共和党人，在亨利·克莱和约翰·C. 卡尔霍恩的领导下，提出这些“处于襁褓状态的工业”需要联邦国家的保护。他们一方面坚守杰斐逊对农业共和国追求的信念，但强调如果美国要想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英国，必须发展一个能够与其农业相配的制造业领域。
如前一章提到的，1806年，国会批准使用公共资金来兴建一条从马里兰的坎伯兰到俄亥俄河流域的柏油国家公路。两年后，杰斐逊的财政部长艾伯特·盖拉廷（Albert Gallatin）曾为联邦政府起草了一份计划，提出沿东部海岸线修建公路和运河，以及将大西洋海岸与五大湖、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从而将广大的国土连成一体。盖拉廷的计划最终因区域竞争和对联邦政府过度权力的恐惧而化为泡影，但他的思想在1812年战争之后却得以复活。
在1815年12月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现称国情咨文）中，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了一个由政府鼓励和支持的经济发展计划，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美国体制”计划，这个名称是亨利·克莱发明的。（应该指出，此处的“美国体制”不应与上一章提到的“美国制造业的体制”一语相混淆，后者指的是借助可替换零部件来批量生产商品的方式，而不是指为经济增长而制定的政治计划。）这项计划基于三大支柱：一个新的合众国银行、一种为保护美国工业而对进口制造业商品征收的关税体系和联邦政府为改进公路和运河而进行的财政支持。对于那些担心联邦分裂的人来说，最后一项尤其重要。“让我们用一个完美的公路和运河体系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1815年，约翰·卡尔霍恩向国会发出恳求，“让我们一起来征服空间吧。”当计划遭到宪法狭义解释者的反对时，卡尔霍恩回答说：“如果为了行使［宪法］列举的权力我们必须在使用资金上受到限制的话，那路易斯安那领土购买的合法性原则又在哪里？”
上图是1824年竞选时的一幅宣传画，鼓吹由联邦政府支持的“美国体制”式经济发展。这些插图代表了工业、商业和农业。中图的大船被命名为“约翰·昆西·亚当斯”。
该计划中最有争议的是政府支持的“内陆改造”，即通称的公路和运河的修建。国会通过了一个由卡尔霍恩起草的内陆改造计划方案，但麦迪逊在1817年3月卸任之前，却令人惊讶地否决了这个方案。从这项法案的提出开始，麦迪逊就一直认为，如果允许联邦政府行使宪法中并未明确赋予的权力，将对个人自由和南部的利益造成威胁。他宣称道，在联邦政府修建公路和运河之前，宪法应该加入一条新的修正案。他原始计划的其他两个部分却都变成了法律。1816年的关税法为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保护，尤其是廉价的棉纺工业的制品，与此同时，对那些美国不能生产的商品却免收关税。许多南部人对关税政策予以了支持，因为他们相信这项政策将帮助他们的区域最终发展出能与新英格兰一争高低的制造业基地。1816年，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建立，它从国会那里获得了运营年限为20年的特许状。
银行与金钱
第二合众国银行很快变成了公共愤怒情绪的众矢之的。如同它的前任一样，它仍然是一个私有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但在功能上却扮演了联邦政府财政经纪人的角色，它可以发行货币、征收联邦税，以及支付联邦债务等。它同时有权为地方银行发行货币的真实价值进行担保。地方银行的数量此刻增加到200多家——这是市场革命加速发展的一个象征。这些银行通过对制造业和商业进行资助和对农场主购买土地、工具以及在南部购买奴隶实施长期贷款来推动经济增长。它们同时也印刷纸币。
今天，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发行纸币，数量由联邦储备银行来决定，而不是由存放在纳克斯要塞（Fort Knox）金库中的黄金存量来决定。19世纪，纸币有多种，包括了承诺赋予持币人要求支付的某种特定的“硬币”（黄金或白银）的欠条。不同银行发行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各自运营稳定程度的名声。因为银行通常要印发大于库存硬币量的纸币，纸币的价值通常起伏很大。合众国银行的职责之一是防止过度发行纸币。因为它掌管了联邦政府的全部资金，同时积累了由地方银行发行的大量纸币，而这些纸币又被用来购买公共土地。第二合众国银行可以要求一个地方银行支付黄金或白银，以此来换取那家银行的纸币。这样做理论上可以防止任何一家地方银行从事违规的运营，因为一旦它不能在被要求时拿出硬币来支付贷款和兑换纸币，它将不得不关门歇业。
1819年经济恐慌
第二银行不但没有有效地管制由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和贷款，反而卷入了1812年战争结束之后那场风靡全国的商业性投机和冒险活动。战后与欧洲贸易的恢复，为美国的棉花和粮食产品带来了广大的国外市场。加上西部定居活动的迅速扩张，这项活动刺激了土地购买借贷要求的激增，地方银行和合众国银行的地方分支则乐不可支地印刷了大量的纸币，来满足这种需求。土地购买在南部表现得尤其红火，那里的棉花王国也经历着一场迅速的扩张。
1819年初，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回归到正常水准，经济泡沫破灭了。土地的需求量一落千丈，随着西部土地的价格大跌，土地投机者损失了数百万美元。此刻，贷款通常是短期的，银行可在任何时候要求归还贷款。合众国银行开始要求借贷人归还贷款，州银行也立刻跟进，那些还不起贷款的农场主和商人只得宣告破产，东部城市的失业人口因此而迅速增加。
经济恐慌的政治
1819年的经济恐慌延续的时间不过一年多一点，但它严重地打乱了前些年建立的政治和谐。那些遭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人要求州和联邦政府予以帮助。许多州，尤其是西部，对此做出了停止收缴债务的回应，这种决定令债权人感到非常震惊。肯塔基走得更远，它建立起一个州银行，发行大量的纸币，并要求债权人接受这种纸币为债务偿还的货币。这项举措缓解了欠债农场主的负担，但对那些借钱给农场主的人造成了伤害。总的来说，这场恐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银行的那种传统的不信任，也伤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声誉，它被普遍指责为导致这场恐慌发生的元凶。有几个州通过向合众国银行的分支征收各种税收，来报复合众国银行的举动。这些州的税法导致了约翰·马歇尔就麦卡洛克诉马里兰（McCulloch v. Maryland）（1819）一案做出判决，这项判决成为他所宣判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马歇尔继续使用了他对政府权力的广义解释，宣称合众国银行是宪法允许之内的、由国会行使的合法权力，因为宪法允许国会通过一切“必须的和正当的”权力。马歇尔对宪法的解释与“狭义解释”宪法派的观点针锋相对。马歇尔承认，宪法中找不出立法者颁发公司特许状的权力。他写道，只要立法的目的——在此刻是推进“公共福利”——是合法的，“所使用的方式……［只要不受宪法的禁止］……都是合宪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布，马里兰不能对银行征税。“征税的权力，”他说道，“包含有破坏的权力，”而州并不具备废止由联邦政府创立的一个机构的权力。
密苏里争执
1816年，詹姆斯·门罗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联邦党人候选人鲁弗斯·金（Rufus King），成为最后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总统。到1820年，联邦党人仅在两个州拥有总统选举人票，门罗轻松地赢得了全国的支持。（其中的一个总统选举人是新罕布什尔的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er），他把票投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认为亚当斯比门罗更具有当总统的资格。然而，后来的故事也传说，他这样投票是因为他希望乔治·华盛顿能够永远成为唯一全票当选的美国总统。）门罗的两届任期是一个一党制政府统治的时期，这个时期有时也被称为是“和睦时代”（the Era of Good Feelings）。在他的任内，许多不友好的感情也开始浮出水面。在缺乏两党竞争的情况下，联邦政治围绕相互竞争的区域利益而组织起来。
即便政党的分野逐渐淡化，约翰·马歇尔开始带领联邦最高法院与克莱、卡尔霍恩和其他人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结盟的时候，奴隶制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又再次对国家的团结构成了威胁。1819年，国会开始考虑来自密苏里的一份请求，这一地区是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中的一部分，它要求起草一份州宪法，以州的名义加入联邦。密苏里的奴隶人口此刻已经超过了1万人。来自纽约的共和党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提出动议：禁止密苏里吸收新的奴隶人口，并要求对那些已在密苏里的奴隶子女在他们年满25岁后予以自由。
塔尔梅奇的提议引发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争议，共和党人的团结因以地域划分的利益之争遭到了破坏。众议院批准了这项限制性提议，北部议员的绝大多数对此表示支持，否决了南部代表的反对，但提议在参议院遭到扼杀。当国会在1820年复会时，来自伊利诺伊的参议员杰西·托马斯（Jess Thomas）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部分的妥协方法。密苏里被允许起草自己的州宪法，不必受到塔尔梅奇条款的限制；吸收禁止实施奴隶制的缅因加入联邦，以保持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力量均衡；此外，在北纬36度30分（密苏里的南部边界）以北的路易斯安那剩余领土上，不许实施奴隶制。国会接受了托马斯的妥协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密苏里妥协”。
一年之后，密苏里向国会递交新的州宪法，这份宪法不仅将奴隶制纳入州的保护范围，还禁止自由黑人进入该州。一些北部州仍然将黑人视为公民群体的一部分，这条规定似乎也违反了联邦宪法中的“司法礼让”条款，因为它要求各州予以他州的公民权予以承认。亨利·克莱设计了第二个密苏里妥协方案，国会接受了该州的成文宪法，与此同时指示密苏里不能剥夺他州公民的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密苏里对这一要求基本上置之不理。
奴隶制的问题
托马斯·杰斐逊是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中关于在俄亥俄河以北禁止奴隶制这一条款的起草人，他竭力反对将奴隶制排除在密苏里之外。他把整个密苏里争议看成是联邦党人挑起南北共和党人内斗、以便他们东山再起的一种企图。在这一点上，杰斐逊无疑是正确的：在密苏里问题的争执上，大多数北部国会议员的动力不是来自道德上的顾忌与不安，而是政治权力的需要。然而，反对密苏里包容奴隶制的大部分国会议员是共和党人，而不是所剩无几的联邦党人。到1820年时，纽约的人口数超过了弗吉尼亚，纽约共和党人成为鼓吹密苏里奴隶解放的领军团队。弗吉尼亚人一共担任了28年的总统职位，其间只为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一届政府所间断过一次，这种情况使许多北部人意识到南部已对联邦政府施加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更多奴隶州在联邦版图上的出现意味着南部将拥有更多的国会议员和更多的总统选举人。
密苏里第一次提出了那个最终将决定联邦命运的问题——奴隶制向西部扩张的问题。它所表现的区域之间的分歧在各地引起了种种失望和晦暗的情绪。“这个影响巨大的问题，”杰斐逊写道，“如同深夜之中的火警，将我从梦中惊醒，使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立即将它认定为是联邦的丧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密苏里辩论的： ［它］将一个秘密公之于众：它揭示了一个新政党组织的基础……在这里一个新政党真正地得以组建……这对整个联邦来说是可怕的，但对南部来说，更是充满了凶险——它的发展将带来一种南部所有奴隶获得解放的威胁，它最现实的影响是对南部在过去20年中对联邦政府的主宰形成了威胁。
围绕奴隶制问题而发生的“联邦的瓦解”可能是灾难性的，亚当斯写道，最终将导致一场内战和“奴隶制从整个［北美］大陆被驱逐出去”。亚当斯的预言还需要40年的时间才能变成现实。此时此刻，奴隶制问题再度从全国性的辩论中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