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德尔的银行
杰克逊时代政治斗争的重心是总统发起的反对合众国银行的战争。合众国银行象征着市场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希望和恐惧。银行业的扩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但包括杰克逊在内的许多美国人对银行家并不信任；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非生产者”对国家财富的生产毫无贡献，而只是从他人的劳动中夺取利润。各种银行过度发行纸币，而纸币的贬值则导致工资劳动者们实际收入的下降，这种情形更加深了人们对银行家的不信任感。杰克逊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唯有“硬通货”——黄金或白银——才是真实的货币。尽管如此，在他就任时，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来预测，银行战争将成为他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事件。
合众国银行的主管是宾夕法尼亚的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他曾在19世纪20年代使用合众国银行的权力，钳制了州银行过度发行纸币的做法，并创造了一种通用于全国的稳定货币。比德尔本人来自费城，自视甚高，贵族派头十足，与杰克逊一样，也是一个生性好斗之人，在与人交锋时决不轻易认输。1832年，他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称，他的银行有能力“摧毁”任何一个州银行，但他又补上一句，他从未“伤害”过这些银行。民主党人却心生疑虑，认为任何一个机构，无论是公有的或私有的，是否能够拥有如此的权力。许多人开始把合众国银行称为“魔鬼银行”，认定它是政治权威与根深蒂固的经济特权实体非法结合的结果。1832年，该银行的未来遭遇了挑战。尽管银行特许状的有效期要到1836年才终止，比德尔的同盟企图说服国会通过一个法律，将有效期继续延长20年。杰克逊将这种战术视为一种讹诈——如果他不签署这项法案，该银行将会竭尽自己的巨大资源来反对他的连选连任。“合众国银行，”他对范布伦说，“是想要灭掉我，但我要先宰了它。”
杰克逊的否决咨文可能是他总统任期内的最为核心的文献。它的论述反映出当时十分盛行的价值观。杰克逊认为，在一个民主政府体制中，国会企图创造一种不受人民制约的集权和经济特权的源泉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宣称道，“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时常为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而扭曲政府的法律。”类似合众国银行特许状之类的排他性特权扩大了富人与“社会中的卑贱者——农场主、商人和劳工”之间的差距。杰克逊把自己定位为“卑贱的”美国人的捍卫者。
银行战争反映了杰克逊在8年执政期间如何有力地增强了总统的权力，他宣称自己是所有人的象征性代表。他是第一位将否决权作为一个重要武器来使用的总统，也是第一个跳过国会、直接诉诸公众、争取政治支持的总统。辉格党人谴责他篡夺了国会的立法权。他们认为，是国会，而不是总统，代表着人民的意愿，宪法创立的总统否决权只能在极端情形下才应该使用。然而，杰克逊诉诸民主化、大众化力量支持的有效战术，帮助他在1832年赢得一场风卷残云般的胜利，击败了他的辉格党人对手亨利·克莱。他的胜利锁定了合众国银行死亡的命运。
“宠物银行”与经济
有什么可以来取代合众国银行的位置呢？有两个非常不同的群体对杰克逊的否决高声称道——州的银行家们和“硬通货”的鼓吹者：前者希望从比德尔的管制中解放出来，发行更多的纸币（称为“软币”），后者对无论是州和联邦允许建立任何银行都表示反对，认为只有金、银才可以成为值得信赖的货币。
在杰克逊的第二届任期中，州银行家的数量大量增加。杰克逊等不及合众国银行特许状有效期在1836年终止的期限，就命令将联邦资金从该银行的金库中取出，存放到地方银行之中。自然，政治和个人关系经常决定了这些“宠物银行”（pet banks）的选择。例如，位于波特兰的缅因银行的总管是杰克逊内阁成员之一的利瓦伊·伍德伯里（Levi Woodbury）的姻兄。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推荐了萨瓦纳种植园主银行。两个财政部长都拒绝将联邦资金转移到宠物银行中去。因为创建合众国银行的国会法明确规定：在政府未出示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并将理由知会国会的情况下，政府的资金不得被任意挪动。杰克逊最后不得不任命罗杰·B.坦尼——一个忠诚的马里兰民主党人——接替了财政部长的职位，后者执行了杰克逊的命令。当约翰·马歇尔在1835年去世后，杰克逊又将坦尼任命为首席大法官，以示奖励。
《母银行的倒塌》，一幅民主党人为第二合众国银行的终结而欢呼的漫画。杰克逊总统挥舞着他将联邦资金从银行撤出的命令，合众国银行轰然倒塌。
因为没有政府的资金，合众国银行丧失了管制州银行活动的能力。州银行发行了越来越多的纸币，一方面是为了资助新英格兰地区工业发展的快速扩张、南部和西部的农业，以及许多州内的运河和铁路体系的建设。进入流通的银行货币的价值从1833年的1000万美元增加到1837年的1.49亿美元。
物价也迅速增长，尽管工资也在增长，但涨幅远远跟不上物价。结果是，工人的“真实工资”——他们工资所得的真实价值——降低了。无数的工会开始出现。土地投机者借土地价格急速上涨之际，抓紧时间用现金购买土地。他们使用纸币，购进大宗的公共土地，随后把那些位于并不存在的西部城镇中的土地条块转卖给农场主或东部的买主们。各州也预拨成千上万美元的巨款作为内陆改造的工程之用。
1837年经济恐慌
经济膨胀不可避免地崩溃了。1836年，联邦政府出售了2000万英亩联邦土地，比1830年多出来10倍，几乎所有的付款都是使用纸币，其价值常常是令人怀疑的。1836年，杰克逊政府颁布硬币公告（Specie Circular），宣布以后政府将只接受金、银作为购买公共土地的支付货币。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对美国银行发行的纸币的价值越来越感到怀疑，也开始要求美国商人用金、银来支付他们对伦敦债权人的欠款。随后，英国的一场经济萧条减少了英国对美国棉花的需求，而棉花则是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引发了美国的经济崩溃，即1837年的经济恐慌，紧随其后的是延续到1843年的经济萧条。在萧条发生的第一年里，物价下滑了25％。全国许多商业倒闭。许多农场主由于跌落的物价，无法支付地产的贷款，失去了土地。成千上万的都市工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工作机会一个一个地消失。刚刚起步的劳工运动也随之烟消云散，失业者的大量过剩使得罢工成为一种不可能成功的运动方式。到1842年，有9个州无法偿还它们的欠款，大部分的欠款产生于对那些雄心勃勃的内陆改造工程的金融资助。19世纪40年代，各州修订了州宪法，禁止州立法机构借款、颁发公司特许状和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就眼前来说，杰克逊的追随者们成功地将政府——联邦和州——与经济分离开来。
范布伦的执政
不得不面对经济萧条的总统是马丁·范布伦，他在1836年击败了辉格党人推出的3位区域候选人后而当选，辉格党人的最初企图是用多名候选人赢得最大多数的选举人票，然后让众议院来投票决定总统的人选。在范布伦执政期间，民主党中的硬通货币和反银行派占了上风，得以执政。1837年，范布伦政府宣布，它打算将政府资金从宠物银行取出，置放在华盛顿的财政部，由联邦政府官员来控制。直到1840年，国会才批准了这项新政策，称为独立财政部，将联邦政府与国家的任何银行系统完全、彻底地分离开来。这项法律在1841年辉格党人上台后被废除，但在1846年又为詹姆斯·K. 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所恢复。如果不是因为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而将新的货币输入到经济之中，联邦政府阻止地方银行使用联邦资金作为投资的做法，将进一步压制未来的经济增长。
独立财政一事也在民主党内部造成了分裂。那些与商业有关联的民主党人时常与州银行保持着联系，他们反对范布伦的政策，集体转向加入到辉格党一边。与此同时，党内的“农业”派——小农场主和都市劳工阶层因反对各种形式的银行业和纸币，并对整个市场革命感到不满，站在了范布伦一边。许多鼓吹州主权的人在否定联邦立法危机之后加入到辉格党阵营中，此刻他们又返回到民主党阵营来，包括范布伦的老对手约翰·卡尔霍恩。
1840年总统选举
尽管他享有政治魔术师的名声，范布伦感到，在缺少杰克逊式个人魅力的情况下，他难以维系民主党内部的联盟。1840年，他又发现，他的辉格党对手已经将他所帮助发明的政治技术掌握得滚瓜烂熟，且运用自如。经济危机的延续呈现给辉格党人一个前所未有的获胜机会，他们决定抛弃该党最杰出有名的领袖人物亨利·克莱，而提名亨利·哈里森参加总统竞选。与杰克逊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一样，哈里森的名望主要来源于他在1812年战争中击败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军事胜利。
1840年总统选举时辉格党人的竞选出版品之一，展示该党的总统竞选人哈里森是一个生活简朴、喝自制苹果酒的普通人——这个形象与哈里森事实上具有的显赫的社会地位相去甚远。
辉格党提名哈里森，但并没有发布竞选纲领。在一系列的出版物、竞选标语、游行和公众集会中，他们把哈里森宣扬为是出生于“木头房子”的候选人，是普通人的代表。这个战术十分有效，虽然它与哈里森富有的生活方式根本不相符合。辉格党人同时指责范布伦是一个贵族分子，把人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费在为白宫购置“昂贵的家具、瓷器、玻璃器皿和金调羹”之上。哈里森的竞选伙伴是约翰·泰勒（John Tyler）。泰勒原来是弗吉尼亚的州权民主党人，在否定联邦立法危机之后加入辉格党，但他没有跟随卡尔霍恩返回到民主党。在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泰勒持有一种与辉格党人完全对立的观点，但辉格党的领袖人物希望他能帮助他们在南部扩展该党的基础。
到1840年，杰克逊时代的大众化民主政治也吸收了市场的逻辑。推销候选人和他们的形象，与推销他们的政策立场同等的重要。两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竞争，吸引了有资格选民人数的80％参加投票，这是此后19世纪选民参与总统大选的最高比例。哈里森大获全胜。“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征服我们自己”，一家民主党的报纸事后哀叹道。
偶然的阁下
然而，辉格党的成功是短暂的。哈里森就任后不久染上了肺炎，一个月后就去世了，他的总统职位由约翰·泰勒接任。当国会中的辉格党多数企图推动关于美国体制的立法时，泰勒几乎否决了他们的每一项立法，包括建立一个新的全国银行和实行高关税。内阁成员中的大多数最后都辞职而去，他的政党也对他大加鞭笞。辉格党人的报纸很快把泰勒称之为“崇高的偶然”（His Accidency）和“执政的蠢驴”（The Executive Ass）。
泰勒在白宫的岁月可谓毫无建树的四年。如果说帮助哈里森和泰勒赢得选举的竞选展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治如何深入地在美国得以扎根的话，泰勒的毫无建树则表明政党已经成为美国政府运作的重要支柱。如果没有政党在背后的支持，总统将无法执政。尽管如此，新的风暴已正在酝酿形成之中，它将测试美国民主的稳定性和美国政治领袖们作为政治家的能力与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