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出生时，奴隶制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古老的体制了。自第一批20名非洲人被一艘荷兰货船带入弗吉尼亚，两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北部废除奴隶制后，奴隶制就成为了南部的“特殊体制”——即南部社会特有的一种体制。18世纪两位土地测绘员划定的梅森-狄克逊线（Mason-Dixon Line）起初是为了解决马里兰与宾夕法尼亚之间的边界纠纷，最终变成了奴隶制与自由的分界线。
尽管有些建国者希望奴隶制最终会自然消亡，但事实上这个体制从美国革命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并迅速向西部蔓延扩张。在道格拉斯生命的前30年中，奴隶人口数量和奴隶制的经济与政治影响继续增长。内战前夕，奴隶人口的数量增长到将近400万人。1808年，国会禁止继续从非洲进口奴隶，然而奴隶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弥补国会禁令所带来的奴隶人口缺失的需要。在整个南部，奴隶占总人口的1/3，在南部腹地的产棉州内，奴隶人口占州人口的一半左右。到19世纪50年代，奴隶制已经跨过了密西西比河，在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的东部境内迅速扩张。1860年，1/3的美国棉花产自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
棉花即国王
19世纪，棉花取代蔗糖成为世界上由奴隶劳动生产的主要农作物。尽管奴隶制在巴西和西班牙与法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上继续存在，但自1833年英国在其帝国范围废除奴隶制后，美国无可置疑地成为了新大陆的奴隶制中心。
以奴隶制实施的地理范围、被奴役者的数量以及奴隶制对于区域和国家的经济重要性来衡量，旧南部是近代世界所知的规模最大和力量最强的奴隶社会。它力量的基础在于对棉花的垄断，而棉花是南部的“白色金子”。棉花种植在世界各地有上千年的历史。征服者赫尔南·科尔特斯曾对阿兹特克人穿戴的棉布衣服的高质量印象深刻。然而在19世纪，棉花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
《路易斯安那的棉花打包》，刊于1856年的《巴卢杂志》（Ballou's Magazine）的雕版画。为运输而将棉花压缩打包的过程仅仅只实现了半机械化，图的右边显示奴隶们在提供动力。
早期工业革命的发生集中在使用棉花作为原材料的纺织工厂，棉花因而变成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全世界棉花供应的3/4来自美国南部。世界范围内不计其数的工人日夜装卸和纺织棉花，还有不计其数的工厂主和商人的财富也来源于棉花贸易。世界各地的工厂主，无论是在马萨诸塞、英国的兰开夏、法国的诺曼底还是莫斯科的近郊，都依赖于稳定有序的美国棉花的供应。
早在1803年，棉花就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棉花的销售为美国赚取了国外资金，美国又用这些钱来支付进口的工业制造品。内战前夕，棉花占美国出口价值总额的一半以上。1860年，对奴隶人口的经济投资超过了对美国工厂、铁路和银行投资的总和。
第二条中间通道
为取代1808年被国会禁止的非洲奴隶贸易，一个巨大的美国国内奴隶贸易得以发展。1820—1860年，有200万以上的奴隶是通过国内贸易被人买卖，大部分的奴隶买卖在各地进行，但南部腹地各州也从老州“进口”了成千上万名奴隶。奴隶贸易是一项大张旗鼓、源远流长的商业活动。南部城市商业区设有奴隶贩子的办公室，门上挂着“出售奴隶”或“此处购买奴隶”的招牌。奴隶的拍卖或者像新奥尔良那样在公共奴隶市场上进行，或在法院内进行。南部报纸刊登着各式各样贩卖奴隶的广告，南部的银行为奴隶贸易提供资金，南部的货船和铁路将奴隶从卖主运送到买主那里，南部的州和城市政府通过征收奴隶买卖税赚取资金收入。几乎每个奴隶主在其一生中至少进行过一次买卖奴隶的活动。如果没有国内的奴隶贸易，棉花王国的兴起是不可能的，类似弗吉尼亚这样的老州的经济对贩卖奴隶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
奴隶制与国家
“相对于美国盛行的总体自由来说,”亨利·克莱于1816年宣称，奴隶制“构成了一种例外”。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克莱低估了奴隶制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力。“自由州”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它们并未能逃脱奴隶制的影响。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联邦宪法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增强了南部的权力，要求各州归还逃奴。奴隶制直接影响着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它决定了他们在何处生活，如何工作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行使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
北部商人和制造业主参与了奴隶经济，并分享其利润。从棉花贸易中赚取的金钱资助了工业发展和北部的内陆改造。北部的船只将棉花运到纽约和欧洲，北部的银行为棉花种植园提供贷款，北部的公司为奴隶财产提供保险业服务，北部工厂将棉花纺织成布匹。在纽约市崛起成为商业重镇的过程中，它对商船航线的依赖与对伊利运河的依赖是同等重要的，这些航线将南部的棉花集中起来运往欧洲。“纺线伯爵”（新英格兰早期工厂的厂主们）依赖于由“皮鞭伯爵”（南部的奴隶主们）提供的棉花供应。北部的制造业主们，如布鲁克斯兄弟企业，向南部奴隶主提供廉价的布匹（称为“黑人布料”），用来制作奴隶们穿的衣服。
南部经济
奴隶制将南部经济的发展引上一条与北部大相径庭的道路，它限制了工业经济的生长，遏制移民进入该地区，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南部也未能分享到其他地区所经历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南部的大部分城市坐落在该区域的边缘地带，其主要功能是收集和转运棉花。南部的银行也主要是为了向种植园提供资金而存在。它们为土地和奴隶的购买、而不是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贷款。南部的铁路主要是由将棉花从内陆运到沿海地区的短线组成。
棉花王国中唯一具有重要规模的城市是新奥尔良。1860年时它拥有16.8万人口，是全国第六大城市。作为密西西比河沿岸种植的棉花和路易斯安那西南部种植园生产的蔗糖的集散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生产的农作物的出口城市。与其他带奴隶制的城市（除了位于南部边缘的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之外）不同的是，新奥尔良也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1860年时，该城40％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加之其深厚的法国文化传统和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密切联系，新奥尔良拥有一种与美国其他地方十分不同的地方文化，通过该城风格独特的音乐、舞蹈、宗教和烹饪而反映出来。
1860年，南部生产的工业商品不到全国的10％。许多北部人将奴隶制视为美国经济进步的一种障碍。新奥尔良却显示，奴隶制与增长可以齐头并进。总之，南部经济并不是完全滞留不动的，对于大多数奴隶主来说，奴隶制仍然非常有利可图。奴隶制给南部和整个国家带来的利润构成了废奴运动面临的一个力量强大的障碍。在谈到棉花时，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宣称道，“地球上没有任何权力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即国王。”
旧南部的普通白人
作为旧南部的经济基础，奴隶制强有力地决定了种族关系、政治、宗教和法律。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奴隶制的影响］，”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无论是物还是人。”事实的确如此，尽管大多数的南部白人——3/4的白人家庭——并不拥有奴隶。因为种植园主垄断了最好的土地，大部分白人小农场主居住在种植园地带之外的山峦地区，那里的土地并不适合棉花的种植。他们依靠家庭劳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而不是使用奴隶劳动力或雇工。
许多南部农场主过着一种远离市场革命、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为自己家庭圈养牲畜、种植粮食、在本地店铺中购买为数不多的几种商品。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地和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小块土地上的人经常处于穷困潦倒的地步，而且因为南部各州没有建立起公共教育的体制，相对于他们的北部同伴来说，这些南部人还经常是大字不识的文盲。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铁路和采矿业的到来，这些地区才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吸纳和整合。大部分的自耕农过着一种舒适的生活，许多人拥有一至两名奴隶。但是，即便是干得最好的小农场主也必须依靠家庭生产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与北部农场主不同的是，他们的存在并没有为制造业商品提供一个市场。这是为什么南部没有发展出一个工业基础的主要原因之一。
弗吉尼亚的一个乡村之家，家庭成员身着自己缝制的衣服。内战之前，南部许多白人家庭与市场经济处于隔绝状态。
一些贫穷白人对大种植园主所拥有的权力和特权十分反感。例如田纳西的安德鲁·约翰逊和佐治亚的约瑟夫·布朗（Joseph Brown）这样的政客会自诩为普通人的代言人，借反对“奴隶主统治集团”之名攀上权力的高峰。大多数贫穷白人则避免与那些掌握了经济和社会大权的种植园主们发生冲突。种族主义、家族关系、对同一民主政治文化的共同参与以及在面临外界批评时必要的区域忠诚感，促成种植园主与南部白人“平民百姓”之间建立起根深蒂固的联系。此外，在种植园地区，小农场主还充当了监管奴隶的巡逻队，职责是寻找逃奴和盘查那些没有外出证明而在外旅行的奴隶。非奴隶主时常从种植园主那里租借奴隶，并定期选举后者担任南部的官员。与其他南部白人一样，大部分小农场主认为他们的经济和个人自由是基于奴隶制之上的。直到内战发生之时，白人内部的阶级对立关系才对种植园主的权力垄断形成了威胁。
种植园主阶级
即便在奴隶主内部，种植园主并非是多数。1850年，大多数拥有奴隶的家庭拥有5个或更少的奴隶。不到4万个家庭拥有20个或20个以上的奴隶，这个数字使这些家庭有资格成为种植园主。不到2000个家庭拥有100个或更多数量的奴隶。尽管种植园主不是典型的奴隶主或典型的南部白人，但他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主导着南部的生活。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到，种植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国家，［它］有自己的语言、规则、规矩和习俗”。这些规则和习俗决定了南部社会的基调。
拥有奴隶是拥有财富、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种植园主们不仅拥有奴隶人口的大多数，而且还控制着最肥沃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收入，在担任州与地方的公职以及占据两大政党的领导地位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小奴隶主们总是祈望上升，加入到种植园主阶级的队伍之中。那些获得财富的人几乎总是将钱投资到土地与奴隶中。随着“最优田野奴隶”的单人价格从1840年的1000美元上涨到1860年的1600美元（后一个数字相当于今天的4万美元），比较贫穷的南部人成为奴隶主的梦想却变得愈加难以实现。
奴隶制当然是一种谋取利润的体制，奴隶主们密切跟踪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情况，投资于铁路和运河等事业，并仔细经营和管理他们的种植园。他们的妻子——即“种植园的女主人们”，她们所具有的女性感、美丽以及对男人的依附时常成为南部民俗进行理想化描述的素材——并非只是麻木不仁地待在家中。她们照顾病倒的奴隶，指挥家庭奴工的工作，并在丈夫外出时负责监管整个种植园的运营。内战之前最富有的美国人是那些居住在南卡罗来纳低地乡村和在密西西比纳齐兹附近种棉地区的种植园主们。弗雷德里克·斯坦顿（Frederick Stanton）拥有444名奴隶，在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共拥有1.5万英亩土地。
尽管如此，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北部人喜好赚钱，南部人喜好花钱。”许多最富有的种植园主为追求奢侈的享乐和维持前往纽波特和萨拉托加度暑假的生活方式，大肆挥霍他们的财富。家庭奴隶的人数是如此的众多，一位到查尔斯顿来访的人写道，“查尔斯顿人必须动脑筋想出种种名目来雇用他们。”在种棉的边疆地区，许多种植园主居住在制作粗糙的木头房子里。在南部的老州里，随着安定有序的社会在南部腹地的发展，种植园主兴建了设计典雅的庄园大厦，并采用表现希腊复兴建筑风格的白色大圆柱作为装饰。种植园主们不主张他们的儿子们进入类似商业和制造业这样的“低等”行业，这是为什么南部始终主要是一个农业经济体的原因之一。
家长制的观念
奴隶种植园深深地扎根于与世界市场的体系之中，种植园主们所追求的是土地、奴隶和利润的积累。除在拥有奴隶方面的投资之外，许多人也在铁路和银行事业中投资。然而，种植园主的价值观并不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激烈竞争来炫耀，而是通过一个等级分明的农业化社会来表现，在这个社会中，拥有奴隶的绅士们要对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妇女、儿童和奴隶——的身心道德健康承担起个人责任。“主人，”一位种植园主写道，“作为这个体制的头儿，有权获得奴隶的服从和劳动，但奴隶也从主人那里获得一种对应的权利，即受到保护的权利、得到安慰和指导的权利、获得食物的权利以及在年老生病时得到照顾和关心的权利。”
早在18世纪，这种称之为“家长制”（词源来自拉丁文的“父亲”一词）的世界观就开始成为美国奴隶制的一种特征，当从非洲进口奴隶的贸易在1808年被禁止之后，它比从前更彻底和深入地融入到了美国奴隶制之中；海外奴隶贸易的关闭减少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迫使主人必须对奴隶财产存在的经济利益表示关注。与西印度群岛的不在位种植园主（absentee planters）不同的是，南部奴隶主通常居住在自己的种植园上，终年与他们的奴隶保持着接触，而前者中的许多人则长期居住在英国。
家长制的立场既掩饰了奴隶制的残酷现实，又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它帮助奴隶主把自己想象成为善良而负责任的主人，即便他们正在把人当成商品一样来买卖的时候——这种实践显然与奴隶构成了主人“家庭”的一部分的说法不相符合。有些奴隶主也企图改良这个制度，去掉其最具压迫性的特征。查尔斯·C.琼斯（Charles C. Jones）牧师是佐治亚自由县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他将自己的邻居组织起来，推动一系列改良活动，包括给奴隶提供宗教指导、改进奴隶的居住、饮食和医疗状况、反对对奴隶进行过于严厉的体罚等。但即便是琼斯本人，他也认为，他的奴隶实在是过于“低贱”并缺少道德自律，他很难想象奴隶制最终会有终结的一天。
名誉规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部主流社会对“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明显地偏离了以追求平等、竞争意识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北部社会的路径。例如，在南部，上下层阶级的白人都严守一种与个人名誉相关的礼仪和规则；根据这种规则，男人必须捍卫自己和家庭的名誉，必要时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的方式。尽管决斗是违法的，许多大名鼎鼎的南部人仍然采用决斗的方式来回应他人对自己的侮辱和冒犯。亨利·克莱与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都是南部最有分量的政治领袖人物之一。1826年，克莱对伦道夫的批评表示了异议，两人用手枪进行了一场决斗。幸运的是，两人都没有击中对方。20年之后，《里士满辉格党人报》（Randolph）都是南部最有分量的政治领袖人物之一。1826年，克莱对伦道夫的批评表示了异议，两人用手枪进行了一场决斗。幸运的是，两人都没有击中对方。20年之后，《里士满辉格党人报》（Richmond Whig）的主编约翰·普莱曾兹（John H. Pleassants）与一个同为对手的报业人士的儿子进行决斗，并因此而丧命。
《模范种植园》，刊于1864年2月6日《弗兰克莱斯勒新闻画报》。图中所显示的是路易斯安那州一座名为橡树坪的蔗糖种植园，园中带有在南部最大的庄园可见的各种建筑物，包括主人的住宅、奴隶屋、蔗糖加工厂和木工房，甚至还有医院和教堂。
如同南部男人对自己的名誉和男性特质持有一种高度的重视，南部的白人女性比北部女性也更严格地被限制在“家庭圈子”的范围之中。乔治·菲兹休（George Fitzhugh）是弗吉尼亚的一位律师，曾写作了大量关于社会问题的书和文章，他曾写道，“一个男人爱他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是软弱的、无助的和依赖于他的。他爱他的妻子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如下一章将要讨论到的，许多北部妇女在内战前已经成为了蓬勃发展的、自愿性的宗教和改革团体为基础的女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在南部，与之相对应的现象却很少发生，种植园女主人们时常抱怨的是她们面临的孤独和与世隔绝。
捍卫奴隶制的理论
有些南部人对南部在外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尤其关心他人如何看待南部的精神生活。“对于欧洲来说，”一位南部人写道，“我们南部在智识修养方面肯定是继续落后于北部之后的。”在提供公共教育、大学的数量以及报纸、文学杂志和其他出版物的数量方面，自由州都远远超过了蓄奴州。尽管如此，精神与思想的生命仍然在旧南部得以蓬勃的生长，该地区并不缺少小说家、政治哲学家、科学家和类似的人物。
内战爆发前的30年里，尽管北部开始加强对“特殊体制”的批判，一种捍卫奴隶制的思想却逐渐生长并主导了南部的公众生活。越来越少的南部人继续认同奴隶制最多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曾为建国之父们所接受。“许多的南部人，”约翰·C. 卡尔霍恩在1837年时宣称道，“曾经认为它［奴隶制］是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邪恶……这种愚不可及的谬论和错觉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奴隶制的本来面目，把它看成是世界上自由体制最安全和稳定的基础。”
即便那些与奴隶制并无直接利益牵连的人也与种植园主一起分享着捍卫白人至上主义的决心。的确，种族主义——即认为黑人天生就比白人低贱、不适合在奴隶制以外的其他生活环境下生活的思想——正是亲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基础支柱之一。大多数奴隶主也从圣经的段落中，如仆人必须服从主人的段落，找到了支持奴隶制正当性的理由。其他人则声称，奴隶制对人类的进步是必要的和至关重要的。古代希腊和罗马共和国以及17、18世纪的欧洲帝国不都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吗？没有奴隶制，种植园主们就不可能培养起对艺术、科学和其他文明活动的追求。
奴隶制的捍卫者们进一步声称，对黑人进行奴役，等于为在白人内部争取“完美的平等”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因为奴隶制阻止了一个注定要成为非技能劳动力阶级的生长。它将白人从北部工资制劳工不得不从事的工厂劳动和家庭杂务这类“低贱的和体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奴隶制使得白人能够享有相当程度的经济自主（自由的社会条件），这种经济自主不仅为种植园主、而且也为非奴隶主的白人所享有。一位国会议员提到，因为有了奴隶制，南部的白人才能“如同在天空中穿云破雾的鸟儿一样的独立自由”。独立是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奴隶制也就成为“我们共和国大厦的基石”。
奴隶制与自由
许多南部白人自称是美国革命的真正后代。他们声称自己与建国之父们分享着“同一种对自由和独立追求的精神”的激发。同18世纪60、70年代的南部先辈一样，他们的语言中充满了自由与奴隶制的比较，也充满了对外来势力想要干扰他们的地方体制，从而把他们降为“奴隶”的企图的抱怨。南部各州的宪法都将自由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奉为神明，而且南部也全面参与了推动白人内部政治民主化的运动。
自19世纪30年代起，奴隶制的卫道士们开始对为美国其他地方所广泛分享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理念提出质疑。南卡罗来纳是南部唯一的、大多数白人家庭拥有奴隶的州，它对奴隶制做出了最坚决的辩护，否定了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的普遍权利的思想。独立宣言的语言——所有人生而平等和应该享有自由——是“所有政治错误中最虚假和最危险的”，约翰·C. 卡尔霍恩说。奴隶制的卫道士们重新回到关于自由的陈旧定义，将自由看成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一种“必须挣得的奖励，而不是一种可任意向所有人施舍的恩赐”。
随着区域争端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逐渐加剧，一些南部作者和政客开始从新的角度来为奴隶制辩护，即奴隶制不是白人平等的基础，而是一个有机的、等级社会的基础。许多南部的牧师为奴隶制进行了宗教意义上的辩护；他们认为，不平等乃至低贱者对优越者的屈服——黑人对白人的服从、妇女对男性的服从、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服从——是人类生存的“一条基本法则”。“人类社会中由不同级别和秩序组成的”等级制度，南卡罗来纳州的长老会牧师约翰·B. 阿尔杰（John B. Alger）说，构成了“神所安排”的世界的一部分。
奴隶制与文明
弗吉尼亚的作家乔治·菲茨休把这种辩护引向了更为极端的结论，他不仅否定了杰斐逊的理想，而且也否定了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思想。他写到，“普遍自由”远不是人类世界的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是一个试验，先“在欧洲大陆的一个角落里”实践了“一小会儿”，然后转移到了北美大陆。纵观世界历史，对任何民族或任何肤色的人来说，只有奴役状态才是“文明社会”拥有的“普遍……正常和自然的”基础。菲茨休写到，事实上奴隶主与奴隶分享着一种为自由社会所不知的“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用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他提出，“南部的黑人奴隶是最幸福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在菲茨休看来，北部和南部的白人工人如果有自己的主人的话，他们的情形要好得多，不必生活得像经济市场中的“奴隶”一样。
《美国的奴隶制现状；英国的奴隶制现状》，1850年发表于波士顿的一幅石版画。为说明支持奴隶制的思想，作者将南部奴隶的生活描绘成幸福的、无忧无虑的，而包括孩子在内的英国工人却是具有压迫性的“工厂制”的牺牲品。画的底部是英国废奴主义者乔治·汤普森的画像，他曾到美国就反对奴隶制问题做巡回演讲。
可以肯定，没有多少非奴隶主的南部白人会同意这种说法，即受人奴役会带给他们更大的自由。菲茨休本人的立场也并非总是始终如一。他有时说所有的劳工如果都是奴隶的话会过得更好；在其他场合下，他又讲奴隶制只适用于黑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自由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
亚伯拉罕·林肯后来指出，亲奴隶制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为那些希望从这个极不平等的体制中获利的人的利益服务。他想象出有这样一位弗里德利克·罗斯博士，他是一位重要的亲奴隶制的南部绅士，正在考虑是否应该释放他的奴隶桑波（Sambo）。林肯写道，上帝在这个问题上的旨意并不十分清楚，也“没有人认为应该询问桑波的意见”。这样，罗斯博士就成了做决定的人。“如果他决定说上帝想要桑波继续成为奴隶，”林肯写道，“他就可以继续保持他自己舒适的位置；但如果他决定说上帝想要桑波获得自由，他就不得不从阴凉地方走出来，摘下手套，给自己做面包。”在这种情况下，罗斯博士觉得桑波继续留作奴隶是一桩明智的选择，不应该是令人感到惊讶的。
1830年后，南部的作家、报纸编辑、政客和牧师越加致力于传播为奴隶制辩护的理论。大多数南部白人也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白人的自由是基于对黑人劳动的控制之上的。用《里士满探索者》（Richmond Enquirer）上的话来说，“没有奴隶制，自由将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