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1月12日，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联邦军队攻占萨瓦纳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该城20名黑人领袖集合在一起，与威廉·谢尔曼将军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M. Stanton）进行了一场讨论。他们大都是浸礼派教会和卫斯理派教会的牧师，几年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内担任重要的公职。尤利塞斯·休士顿（Ulysses S. Houston）是萨瓦纳第三非洲浸礼派教会的牧师，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是一个长老会派的宗教领袖，曾经在内战前秘密地为黑人儿童办过一所黑人学校；几年之后他们两人都将当选为佐治亚立法机构的议员。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是出生在巴尔的摩的自由黑人，曾在新罕布什尔受教育，他将成为密西西比州的州务卿。 这场谈话表明，黑人领袖们从奴隶制的经历中得出了一个清楚的关于自由的定义。加里森·弗雷泽（Garrison Frazier）是一名浸礼派牧师，也是这群黑人代表的发言人。当被问到他所理解的奴隶制是什么时，他回答说，奴隶制意味着一个人“通过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无须征得另外一个人的同意，就接受和占有后者的劳动成果”。他对自由的界定是：“让我们处于一种自己能够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位置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获得土地，在土地上用我们的劳动翻耕和播种”。弗雷泽相信，黑人具备“足够的智慧”像自由人一样地生活，并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谢尔曼与黑人领袖的会面预示着重建（即重新建设被打碎的国家）时期的一些激进的改革。在内战之后的岁月里，前奴隶与他们的白人盟友们将力图重新界定美国自由的内涵和界限。自由在从前只是为白人所享有的权利，现在必须将美国黑人包括进来。法律和宪法将进行改写，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非裔美国人界定为公民，并保障他们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男性黑人将获得选举权，从而在南部开创一个跨种族的民主时代。黑人学校、教会和其他的机制将会蓬勃生长，为现代非裔美国人社区的建立奠定基础。重建的许多创新和进步是短暂的，在南部的暴力反扑和北部从追求平等理想的阵线上退却的双重夹击下，它们被抛弃了。然而，重建为在未来出现的将自由扩展为所有美国人的权利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1865年1月，所有这一切仍然尚属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与黑人领袖们见面4天之后，谢尔曼颁发了第15号特别战区命令，对黑人要求做出了回应。该命令指示将海岛和沿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海岸线的大片地区划分出来，以每户40英亩的配额，来安置黑人家庭。他同时为黑人提供了劳累过度、军队不再使用的骡子。从谢尔曼的命令中产生出“四十亩地加一头骡子”的说法，这句话在未来几年内将在南部久久地回响。6月，有4万多获得自由的黑人在所谓“谢尔曼的土地”上定居。对于获得解放的奴隶们来说，谢尔曼的命令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经济独立将伴随着奴隶制的结束而来临，与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也认为，经济独立对于享有真正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内战的自由含义
随着内战的结束，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在1865年宣称，美国成为了一个“新国家”，第一次变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然而奴隶制的灭亡也将自由的界定问题推向国家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什么是自由？”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在1865年问道，“自由难道仅仅是一种不被带上镣铐的特权吗？如果这就是自由的全部内容的话，那么，自由不过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嘲讽，一种残酷的欺骗。”自由仅仅意味着废除奴隶制，还是说它包含获得解放的奴隶应该拥有其他一些权利的内容？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些前奴隶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平等的公民权利，选举权，还是财产拥有权？在重建时代，自由变成了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地带，它的内容充满了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解释。正是从这些针对自由的争论中，南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和一种新的适用于所有美国人的权利界定得以产生。
黑人与自由的含义
非裔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深受他们曾为奴隶的经历的影响，也受到他们对周围自由社会的观察的影响。首先，自由意味着不再承受奴隶制下种种非正义的实践——如遭受鞭笞的惩罚、家庭的被迫分离、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奴隶主对女奴的性剥削等——和享有其他美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机会。“如果我不能像一个白人那样地生活，”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名叫亨利·亚当斯的前奴隶对主人说，“我就不是自由的。”
黑人们利用一切机会来展现他们挣脱了那些与奴隶制相关的各种规定——不管这些规定是多么重要还是多么琐碎——对他们的约束。他们公开地在没有白人监视的情况下举行祈祷会和宗教仪式，他们开始养狗、获取枪支、购买烈性酒等，所有这一切在奴隶制下都是被禁止的。他们不再需要从主人那里获得外出旅行的许可证，许多的前奴隶离开种植园，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与家人团聚，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品尝一下个人自由的滋味。许多人迁居到南部的城市和城镇之中，他们感觉到那里的“自由好像更加自由一些”。
获得自由的家庭
奴隶制死亡之后，那些在战前存在的体制，如黑人家庭、自由黑人的教会和学校以及地下黑人教会等，都得到了加强和扩展，并摆脱了白人的监管。在获得解放的黑人社区中，家庭占据了中心位置。前奴隶们为寻找在奴隶制下被迫分离的家庭成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865年，一位北部记者遇到一位自由民，他为了找寻战前被卖掉的妻子和孩子，步行600英里从佐治亚走到北卡罗来纳州。与此同时，黑人士兵的寡妇们也成功地获得了阵亡者遗属的抚恤金，强迫联邦政府承认奴隶制力图否认的战前奴隶夫妻关系的合法性。
然而，当家庭关系在重建时期得以稳定发展时，自由也微妙地改变了家庭内部的关系。奴隶解放增加了男性黑人的权力感，将19世纪流行的男女应占据分离的“领域”的思想带入到黑人家庭之中。内战结束后不久，种植园主们立即开始抱怨说，获得自由的黑人妇女“退出了”田野劳动，而改做家庭佣人。许多黑人妇女愿意将比奴隶制下所允许的更多时间花在照顾家庭上，男人们也把妻子可以留在家中不外出工作看成是一种体面的标志，但黑人社区的极度贫困将迫使黑人妇女以远高于白人妇女的比例外出为工资而工作。
教会与学校
与此同时，黑人抛弃了由白人控制的宗教体制，创办了自己的教会。内战前夕，南卡罗来纳州黑白混合的卫斯理派教会中共有42000名黑人成员，重建结束时，只有600名黑人教徒继续留在这些教会中。独立的黑人教会——其中卫斯理派和浸礼派的人数最多——的兴起改变了南部的宗教版图。作为独立于白人控制的主要体制，教会在黑人社区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教堂不仅是祈祷的地方，而且也是开办学校、举行社会活动和政治集会的地方。黑人牧师们开始在政治中扮演领袖人物的角色。大约有250名黑人牧师在重建时担任了公职。
获得自由的人民追求个人和社区进步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们对教育的渴望。教育，一位密西西比的自由民宣称说，是“获得自由的最好东西”。对教育的渴望来自许多的原因——渴望能够阅读圣经，需要为进入市场经济和在1867年机会出现之后为参与政治做好准备。所有年龄段的黑人纷纷前往北部传教士社团、自由民局和前奴隶们自己开办的学校去学习。1865年，北部记者悉尼·安德鲁斯（Sidney Andrews）访问了南部，对许多课堂之外的教育活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经常看到，店铺的搬运工、库房的劳工以及街上赶车的人，都随身带着识字课本，在他们工作之余时拿出来自学。”美国的第一批黑人大学院校也是在重建时期建立的，其中包括田纳西的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弗吉尼亚的汉普顿学院（Hampton Institute）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
政治自由
在美国社会中，政治参与被视为自由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于前奴隶们来说，选举权也因此不可避免的成为他们获得政治力量和享有平等权利的根本。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只有在黑人得到选举权之后，奴隶制才会被彻底废除。”在一个“君主制的政府中”，道格拉斯解释说，如果人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并不觉得是一种“特别的”耻辱。但在一个“奉行全民选举权”的地方，将任何群体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等于给打上一道“低贱者的印记”。内战刚一结束，在南部的一些地方，自由黑人与获得解放的奴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在公共空间中争取自己的位置，他们联合起来，通过群众集会、游行活动、递交请愿书等方式来要求获得选举权；他们有时还组织起自己的“自由投票运动”。
黑人领袖们声称，如果新生的美国不能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资格和权利，将是对其承诺的民主理念和内战意义的背叛。在全国黑人大会上，发言者纷纷提醒全国记住在波士顿屠杀中丧生的克利斯普斯·阿塔克斯、黑人士兵为1812年战争以及“在我们刚刚经历的流血斗争中”所做的贡献。为了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南部的黑人组织了庆祝7月4日的活动。内战之后很多年，南部白人在独立日这一天“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位查尔斯顿的白人居民在日记中写到，而前奴隶们则会组织起来庆祝这个节日。
土地、劳动力与自由
与世界上所有的农村人口一样，前奴隶们的自由观与拥有土地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土地，一位来自密西西比的名叫梅里蒙·霍华德（Merrimon Howard）的前奴隶写到，才将使“穷苦阶级享受到自由的甜蜜”。在土地上，他们将发展属于自己的、不受白人控制的社区。许多前奴隶声称，在经过了许多年的无偿劳动之后，他们已经拥有了获得土地的权利。“他们拥有的财产，”亚拉巴马的一次黑人集会宣称，“几乎全是由我们头上掉下来的汗水挣来的。”1865年，在南部的某些地方，黑人夺取了奴隶主的财产，认为这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在田纳西的种植园上，一位种植园主抱怨，前奴隶们声称他们是庄园财产的“共同继承人”，甚至还搬进了“我房子里的一些房间”来住。
就自由的具体内容和大致使用的语言来看，前奴隶们对自由的定义与美国白人很相似——自身的拥有、家庭的稳定、宗教自由、政治参与和经济独立自主。他们将这些内容合在一起构建出他们自己的自由前景。对于白人来说，无论如何定义，自由都是一种自然习得的东西，一种如出生权一样的必须捍卫的东西。对非裔美国人而言，自由是一个开放的过程，首先是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必须经历的一种转型，是对那个曾经支撑着奴隶制的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改造。尽管获得自由的人民并没有完全争取到他们所期盼和理解的自由，但他们的自由界定对发生在动荡不定重建时期中的关于自由的全国辩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失去奴隶的主人
大多数的南部白人对军事上的战败和奴隶解放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恐惧与失望，不仅因为南部遭受了普遍的破坏，而且还因为他们必须听从北部对他们的指手画脚。“士气彻底地崩溃了，”一位佐治亚的女孩写道，“我们是一败涂地，这已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和一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对南部所有阶级的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近26万人——占南部成年白人人口的五分之一多——为南部同盟的事业而丧生。用于生产的牲口、农场建筑和机器被大量破坏，预示着经济的恢复将是缓慢而痛苦的。1870年，南部的财产，除去奴隶所代表的部分之外，比战前减少了30％。
种植园主的家庭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家庭不仅失去了奴隶财产，而且也丧失了毕生的储蓄，在爱国主义热情的冲动下，他们将这些钱投资于购买南部同盟毫无价值的战争债券之中。奴隶们离开种植园之后，有的种植园主被迫第一次亲自下地干活，感受劳役之苦。布拉克斯顿·布拉格（Braxton Bragg）将军回到他“曾经富饶繁荣的”亚拉巴马老家后，发现“除了我的债务之外，所有的一切都被毁掉了”。布拉格和他在“富裕环境中长大的”妻子不得不在一个奴隶木屋中住了一段时间。
南部种植园主们企图实施一种与前奴隶们所理解的十分不同的自由概念。当他们被迫接受奴隶解放的现实的时候，大多数种植园主将自由使用了最狭隘的定义。如同记者悉尼·安德鲁斯在1865年底所注意到的：“白人似乎完全不能理解，自由对于黑人来说，是一种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完全相同的东西。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接受联邦政府给予黑人自由这样的结果，但好像又在坚持他们仍然有权行使过去那种对黑人的控制。”南部白人领袖们力图恢复战前那种自由的定义，好像一切照旧、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对他们来说，自由仍旧代表了等级和主人的为所欲为；自由仍是一种特权，不是一种权利；自由是一种仔细界定的法律地位，而不是一种开放式的、人人应得的权利。自由当然不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也不包括政治和公民地位的平等。“一个人可以是自由的，但并不一定是独立的，”1865年，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园主塞缪尔·阿格纽（Samuel Agnew）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家肯塔基的报纸对大部分南部白人的立场作了这样的总结：前奴隶们的确是获得了“自由，但只是劳动的自由”。
自由劳动的前景
除了前奴隶和前主人之外，获胜的北部共和党人也希望推行自己的自由观。在他们的自由定义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自由劳动的原则，此刻，这个原则因北部的胜利而被进一步认定为是一个好社会的标准。根据自由劳动的原则，在重建时期的南部，获得解放的奴隶将与北部劳工一样，享有同样争取进步的机会，并会抱有同样谋求自我完善和自我进步的动机，发挥出比当奴隶时更大的劳动热情，会更富有成效地工作。与此同时，北部的资本和移民将源源不断地进入南部，为当地经济带来活力。南部最终将逐步发展成为像北部一样的“自由社会”，拥有自己的州立学校、小城镇和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移居美国、后来成为共和党领袖人物之一的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宣称，当南北社会在自由劳动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时候，美国将变成历史上“一个比任何国家都更伟大、更繁荣、更强大的共和国”。
种植园主想建立一个尽可能的与奴隶制相似的劳动体制，而前奴隶们则要求经济自主和获得土地，这意味着，在整个南部的种植园上，两者之间将展开一场围绕劳动力的组织和控制的漫长斗争。建立自由劳动体制的重任最终落到了1865年3月由国会建立的自由民局的肩上。
自由民局
指导自由民局工作的是奥利弗·O. 霍华德（O. O. Howard），他毕业于缅因州的鲍德温学院，是内战时期的一名老兵。在他的指导下，自由民局要完成的任务只能用令人望而生畏一词来形容。这个机构是政府推行社会正义政策（social policy）的一种试验，它似乎更应该属于20世纪30年代新政和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的产物，而不像是19世纪美国的政府机构。该局官员的责任包括建立学校，为贫困和老年人提供救助，解决发生在白人和黑人以及黑人之间的纠纷，并保证前奴隶们支持联邦的南部白人能够在法院享有平等的法律待遇。“你们手中的权力……不足以完成这个局的创建者指望你们要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威廉·谢尔曼将军写信对霍华德说，“我担心你承担了赫拉克勒斯的工作。”
《自由民局》，刊于1868年7月25日《哈珀周刊》，描述自由民局的官员在内战后充满暴力凶险的南部扮演了推动种族和平的角色。
自由民局的历史从1865开始到1870年结束，即便在它发展的顶峰时期，它在整个南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超过1000人。然而，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尤其在教育和卫生健康方面是极为出色的。虽然自由民局本身并没有建立学校，但它负责协调和资助了北部那些致力于推动黑人教育的组织所开展的活动。1869年，将近3000所学校在南部建立起来，使当地15万学生得以入学。自由民局还接管了战争期间建立的军队医院，将它们扩建到新的社区中去。他们为南部的黑人和白人提供医疗保健和药品。在经济关系方面，该局所开展的活动则暴露出许多问题。
土地改革的失败
“自由劳动”的思想，一位自由民局的官员写到，是“地球上最崇高的原则”。在南部建设一个和谐的种族关系，所需要做的就是保证公平的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机会。然而，黑人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在种植园中充当劳动力。国会建立自由民局的法律曾规定，该局有权将弃置的和没收的土地划分成每40英亩一块，出租给前奴隶们使用，并最终卖给他们。 然而，1865年夏，继承林肯担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命令将几乎所有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的土地归还给它们的主人。一连串的冲突随之而起，尤其是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当地不得不动用军队将已在“谢尔曼土地”上安居乐业的黑人强行迁出。当自由民局局长霍华德前往海岛地区，去向那里的黑人传达这一消息时，人们都不敢相信他的话，并对此提出抗议。由一群前奴隶组成的委员会向霍华德和约翰逊总统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我们需要宅地，”他们宣称说，“政府曾经向我们承诺，要分给我们宅地。”自由民们坚持认为，土地对于理解自由的内涵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土地，他们说，“我们的状况［与生活在奴隶制下的日子相比］并没有得到改善”——“你会看到，这不是真正获得自由的人的生活状况。”
因为没有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南部乡村地区的绝大部分自由民在重建时期继续处于贫困和无产的状况之中。他们除了到白人（并经常是他们前主人）所拥有的种植园中去工作之外别无选择。男性黑人远远未能通过努力的工作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工作范围大都被局限在农场工作、非技能的劳工和服务性质的工作；黑人妇女的工作则局限于私人家庭的厨师和女佣。他们所挣的工资微薄，不足以有任何的积累。到19世纪末，有相当一部分南部黑人设法获得了小块的土地。然而，土地改革的失败使前奴隶们和他们的后代在重建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有一种深深的遭到背叛的感觉。“不，先生，”一位年迈的名叫玛丽·加夫尼（Mary Gaffney）的前奴隶在20世纪30年代说道，“我们除了自由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走向新南部
通过种植园上的斗争，新的劳动制度在南部不同区域中产生出来。原来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稻米王国实施的包干制（task system）——工人的责任是完成被分配的日工作量。在路易斯安那南部蔗糖种植园上实行的监管严格的工资劳动制度。分成租佃制最终成为棉花地带和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地区烟叶种植地带的主要劳动体制。
分成租佃制最初是介于黑人对土地的渴望和种植园主对劳动纪律的要求之间的一种妥协。这种体制允许每个黑人家庭租种种植园的一块土地，年终时将作物收成在工人和地主之间进行划分，各有所得。分成租佃制保证了种植园主有一个稳定的居住在种植园上的劳动队伍。前奴隶们更愿意（相对于集体干活而言）接受这种制度，因为他们可以在不受白人每日监督的情况下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分成租佃制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随着农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的长期衰落，分成租佃农民的经济机会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白人农场主
战后南部小农场主所面临的困境并不局限于黑人种族。战时的破坏带来一系列的事件，永久地改变了南部白人自耕农的独立生活方式，最终导致了被人认为的自由的丧失。内战以前，大多数小农场主主要是为自己的家庭准备粮食，偶尔种些少量的棉花。他们的财产遭到战争毁坏之后，许多自耕农看到战后一连串的农业歉收使他们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为了从商人那里得到资金、种子、工具等供给，农场主被迫种植更多的棉花，并承诺将一部分收成拿出来做抵押（所欠的债务没有还清时、债权人可以没收的财产）。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作“庄稼抵押制”。因为利率很高，但棉花价格又持续下跌，许多农场主在年终卖出棉花之后，还是无法还清债务。他们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种植棉花，以获取新贷款。1860年，白人小农场主仅仅耕种南部棉花的10％，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所种的棉花达到了南部棉花总产量的40％；许多原来拥有土地的人此刻也沦落到分成租佃农民依赖他人的困境，只能租种他人的土地。
黑人和白人农场主都发现自己陷入了分成租佃制和庄稼抵押制的困境。在南部，租用而不是拥有土地的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白人。然而，从1880到1940年的每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白人分成租佃农民的人数多于黑人。分成租佃制和庄稼抵押制的运作通过马特·布朗（Matt Brown）的经历展示出来。布朗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农场主，他每年从当地一名商人那里借钱。1892年，他在前些年欠下的债务累积为226美元。1893年，尽管生产了价值171美元的棉花，但因他借了33美元买食物、29美元买衣服、171美元买生产必需品、112美元买其他的东西，他欠的债累计增加到402美元。布朗再也没有还清债务的机会。他于1905年去世时，商人账本中记在他名下的最后一笔债务是他的棺材费。
南部的城市
尽管南部乡村的经济发生了停滞和萧条，内战后南部城市却经历了快速的扩张。随着铁路深入和渗透到南部的心腹地带，位于亚特兰大这样的市场中心的商人可以跨越曾一直垄断南部商业的沿海城市，而直接与北部展开贸易来往。一个新的由商人、铁路推销者和银行家组成的中产阶级，开始从战后南部迅速扩大的棉花生产中收获丰厚的利润。
重建见证了发生在包括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等不同群体南部人生活中的深刻变化。战前南部社会由主人、奴隶和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组成，战后取代这个世界的是一些新的社会阶级——拥有土地的雇主、黑人和白人分成租佃制的农民、种棉花的白人农场主、挣工资的黑人劳工以及都市中的企业家。这些群体中的每一群体都转向重建政治，力图将奴隶解放之后的政治推向有利于自己优势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