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的反对派
南部的传统领导人——种植园主、商人和民主党的政客——非常痛恨新的重建政府。他们把这些州政府斥为是腐败的、无效的，是“黑人至上”的典型。公共生活中的“知识、美德和爱国主义”，一位有名的南部民主党人愤怒地抗议说，被迫让位于“愚昧、愚蠢和邪恶”。重建时期的确存在着腐败现象，但这不是只发生在某一种族、区域和党派的事情。迅速增长的州政府预算以及从公共资助获取的利润在一些州创造出一种对影响力的争夺，衍生出行贿、内线交易和迅速致富的气氛。南部出现的营私舞弊与那些年里由“威士忌帮”（Whiskey Ring）和纽约的特威德帮（Tweed Ring）所实践的种种舞弊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前者牵扯到格兰特政府中的许多高官，后者则是由民主党控制，其窃取公共资金的数量达到上百万美元（见下一章的讨论）。为了支付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的费用和为了资助铁路的修建，南部政府增加了税收，这也成为反对重建的另一个原因。一些原来支持重建政策的贫穷白人，当看到自己的经济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时，反过头来加入到反对重建的阵营中。
然而，反对重建最根本的原因是南部白人中的绝大部分不能接受前奴隶们可以参加投票、担任公职和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思想和实践。为了恢复南部公共生活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实践，保证给他们自己准备一支受到严格控制的、可靠的劳动力队伍，南部的种植园主认识到，他们必须推翻重建。反对者们为了结束共和党的统治，发动了一系列使用暴力手段的攻势。他们的行动给南部的重建政府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恐怖统治”
内战虽在1865年结束，但暴力活动继续在南部的许多地方存在。重建初期，暴力活动基本上是地方性的和无组织的。如果黑人在城市街道上拒绝给白人让道，或使用“侮辱性”的语言，或对年终结算的劳动合同表示异议，或企图购买土地，他们都有可能受到攻击，甚至被谋杀。1867年后出现的专门针对新建共和党政府的暴力活动则更加深入全面，并完全受到政治原因的推动。在南部的广大地区，各种各样的秘密组织纷纷出现，目标在于阻止黑人前去投票，并通过暗杀地方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来击溃共和党的基层组织。
这类组织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三K党（Ku Klux Klan），它事实上一直扮演着南部民主党军事工具的功能。从1866年在田纳西建立后开始，三K党一直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它很快蔓延到了南部境内各州。在种植园主、商人和民主党领袖等自命为南部的“受人尊敬的公民”的领导下，三K党进行了美国历史上许多最残忍的犯罪行为。在许多县，它发动了一场被一位受害者称之为“恐怖统治”的运动，打击黑人和白人共和党人中的领袖人物。
受三K党迫害的白人共和党人中有在内战时期支持过联邦的人、地方官员、教师和政党组织者。威廉·卢克（William Luke）是一个出生在爱尔兰的教师，1870年他因在黑人学校教书遭受私刑摧残而死。然而，暴力袭击的主要受害者是非裔美国人——地方的政治领袖、设法购买了土地的人以及其他以不同方式对白人至上主义传统进行挑战的人。在南卡罗来纳的约克县，几乎全县的白人都加入了三K党（妇女参加了为三K党成员缝制其穿戴的白袍和头罩的工作）。这里的三K党进行了11次谋杀和数百次的鞭刑。
有时候，暴力活动会从对个人的攻击上升成为一种群体参与的恐怖主义活动乃至地方性的武装反叛。1871年，在密西西比的默里迪恩（Meridian）有30多名黑人，连同一名白人共和党人法官，一起遭到残忍的杀害。重建时期最为血腥的暴力事件是1873年在路易斯安那的科尔法克斯（Colfax）发生的。当地的武装白人用一门小型迫击炮攻打这个小镇。数百名前奴隶被杀死，包括50名已经投降的黑人警卫队的成员。
因为它们无法镇压三K党的暴力行动，新南部的州政府向华盛顿发出呼吁，请求帮助。1870—1871年，国会通过了三个实施法，将恐怖主义组织宣布为非法，授权总统动用军队镇压恐怖主义组织。这些法律继续扩大了联邦政府在重建时期的权力。它们将那些意图剥夺公民民事和政治权利的行为定义为触犯了联邦法律的罪行，而不是对州法的违反。1871年，格兰特总统派出联邦执法官，并在一些地方还派出军队予以协助，去抓捕数百名被指控为犯有罪行的三K党成员。许多三K党的头目们纷纷逃离南部。在经过了一系列广泛报道的审判之后，三K党逐渐销声匿迹。1872年，自内战开始之后，和平第一次回到了前南部同盟区域内的许多地方。
自由派共和党人
尽管格兰特政府对三K党的恐怖主义做出了有效的回应，在19世纪70年代，北部对于重建的支持却在逐渐减弱。许多激进派共和党人，包括1868年去世的撒迪厄斯·斯蒂文斯，离开了政治舞台。他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另外一些政客所占据，而后者并不热心于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北部人同时也越来越感到，南部应在没有华盛顿的干扰之下自行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联邦政府已将奴隶们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赋予了他们公民地位，还给了他们选举权；现在黑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而不应再要求联邦政府给予进一步的帮助。
1872年，一群很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组成自己的政党。他们对格兰特政府内部的腐败十分痛恨，认为联邦政府在内战中和战后所扩大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钳制。这些自由派共和党人包括了曾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的莱曼·特朗布尔和类似《民族》杂志主编戈德金（E. L. Godkin）这样赫赫有名的编辑和新闻记者等。他们把自己称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并提名《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为总统候选人。
起初，自由派与格兰特政府的分裂与重建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声称，北部腐败的政客们通过操纵移民和劳工选民的选票而进入获得权力，而像他们这样才能出众的饱学之士反被撇在一边。民主党对重建的抨击在自由派那里遇到了知音。如同在北部，他们自认为是南部的“最优人才”，但却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而那些“愚昧无知”的选民却控制了政治，产生出大量的腐败和恶性政治。南部的权力应该回到这个地区的“自然的领导人”手中。在1872年的竞选中，格里利反复呼吁美国人忘记内战和重建，要“跨越流血的鸿沟，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格里利一直在痛斥民主党人，开始是以辉格党人的身份，后来又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共和党的分裂给民主党人带来了一个修复自己政治命运的机会。所以，民主党也加入到支持格里利的阵营之中，把他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许多基层民主党人感到难以接受格里利，在选举那一天干脆待在家里，不去投票，结果导致格里利惨遭失败。格兰特所获得的多数票高达70多万张民选票，这是19世纪总统选举中最大的胜负差额。然而，格里利的竞选将一个自由派改良主义者和民主党人都赞同的一个问题提上了北部的议事日程——一个新的南部政策。
北部的退却
自由派对重建的攻击在1872年后继续进行，导致了北部种族主义思想的再度兴起。新闻记者詹姆斯·派克（James S. Pike）是格里利最得力的支持者之一。1874年，他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名为《被征服的国家》（The Prostrate State）的书，记述了他对南卡罗来纳的访问和所见所闻。在他的笔下，这个州陷入政治腐败的汪洋大海之中，财力为政府的铺张浪费所耗尽，政权掌握在“一个由黑色野蛮人构成的群氓”手中。南部的问题，他认为，来自于“黑人政府”。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将政治权力重新交给白人领袖们。那些曾经长期支持重建的北部报纸此刻开始谴责黑人对南部政府的参与。它们也通过图画来表达它们的观点。那些原来将前奴隶描述成内战英雄、挺身而出的公民或南部暴力受害者的版画，此刻逐渐为讽刺画所代替，新的图画把黑人描画成与毫无节制的动物相差无几的人。种族主义的抬头为重建的所谓“失败”提供了一种非常便利的解释。
其他事件也打击了北部继续支持重建的决心。1873年，美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在经济问题的压力之下，共和党人没有心思继续对南部问题给以更多的关注。经济萧条也给南部带来沉重的打击，使共和党人企图恢复南部经济活力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在1874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重要的斩获。自内战以来，民主党第一次赢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在新的国会开始之前，旧国会通过了重建时期的最后一部立法，即1875年民权法。该法废除了如旅馆和戏院这类具有公共职能场所中的种族歧视实践。显而易见的是，北部公众正在从支持重建的立场中后退。
联邦最高法院也削弱了国会制定的对黑人权利的保护。在屠宰场案（1873）中，路易斯安那州的一群屠宰场主因遭到州垄断政策的排斥，向法院起诉，声称他们享有的、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平等法律保护权遭到了侵犯。大法官们拒绝了他们的诉求，宣称这条修正案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联邦制。大多数的公民权利，法院的判决说，仍然为各州所控制。三年之后，在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对实施法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将一些对1873年科尔法克斯屠杀负有责任的人的有罪判决宣布为无效。
《早期的种植园家园》，1872年由纽约市著名的柯里与艾夫斯公司制作的版画，表现一种怀旧情感，把奴隶制时代当成黑人享有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来描述，而此刻重建正在进行之中。
救赎者的胜利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重建已经处于守势状态。在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民主党已经拥有大量的白人选民支持，重新赢得了州的控制权。获胜的民主党人把自己称作是“救赎者”（Redeemers），因为是他们将白人的南部从腐败、不良政府治理、北部和黑人统治之中“拯救”了回来。
在那些共和党政府得以幸存的州内，暴力活动再度频频发生。这一次格兰特政府不再希望进行干预。从前三K党的活动是在夜间由遮头蒙面的人进行的，这次却不同，1875—1876年的暴力活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似乎是在高调宣扬民主党的自信，他们对华盛顿不再有任何畏惧感。1875年，在密西西比州，来福枪俱乐部公开进行操练，侮辱和谋杀共和党人。当缅因出生的州长阿尔伯特·埃姆斯（Albert Ames）近似发疯地向联邦政府求助时，格兰特总统回答说，北部的公众已经对南部问题感到“厌烦”了。在选举日，武装民主党人捣毁了投票箱，将前奴隶们从投票站赶走。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大获全胜，密西西比州的重建也因此而终结。“一场革命在这里发生了，”埃姆斯写道，“一个种族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将被遣送回到……一个遭受第二次奴役的时代。”
1876年，同样的过程在南卡罗来纳发生。民主党人提名前南部同盟将军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为州长候选人。汉普顿承诺要尊重本州所有公民的权利，但他的支持者们受到密西西比州民主党战术的影响，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威胁和恐吓攻势。民主党人一定要赢得选举，一个种植园主告诉一个黑人官员说，“即便我们不得不从没膝深的血水中蹚过去”。
富有争议的选举和1877年的交易
南卡罗来纳的事件直接影响到1876年的总统竞选。共和党提名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特·海斯（Rutherford B. Hayes）继承格兰特的总统职位。民主党选择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J. Tilden）作为海斯的竞争对手。此时，南部的州政府中只有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继续留在共和党人手中。三个州的选举结果都非常接近，谁赢得了这些州就将成为下一任总统，但两个政党都声称自己赢得了这些州的选举。
因为这些州无法自行解决选举的争执，国会于1877年1月任命了一个由参议员、众议员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内的共15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共和党在委员会中占有8对7的多数。所以，委员会不出所料地以这个优势决定：海斯应该获得所有有争执的选票，从而当选为总统。就在委员会讨论如何解决选票争端的时候，两党领袖们也在幕后展开了谈判。海斯的代表认可了民主党对整个南部的控制，并同意联邦政府不再干预地方的事务。他们同时保证，海斯将任命一名南部人在内阁中担任邮政总监的职务，还将为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争取联邦资助，这条铁路线预计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南部线。民主党人则承诺，不会干扰海斯就任总统，并会尊重黑人的民事和政治权利。
1877年的幕后交易就这样达成了。交易的所有内容并没有全部得到落实，但海斯顺利就职成为了总统，他也任命了田纳西的戴维·基（David M. Key）为邮政总监。海斯很快命令负责保卫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两州州政府所在地的联邦军队撤离，为民主党的竞争者当选为两州州长扫清了障碍（与传说相矛盾的是，海斯并没有从南部撤除最后一名联邦士兵——他只是命令他们撤回到当地军营中）。然而，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公司从来没有得到联邦土地的赠予。更为重要的是，获胜的民主党人并没有保持他们做出的将黑人视为平等公民的承诺。
重建的结束
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对奴隶制消亡之后对国家秩序所做的一种调整——重建将1877年之后一直继续进行下去。黑人继续参加投票，而且直到19世纪90年代继续在一些州里担任公职。然而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即由共和党人控制着相当一部分南部区域，黑人行使着很有分量的政治权力，联邦政府承担起保护所有美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这种意义上的重建此刻走到了尽头。尽管它有其内在的局限性，重建是美国自由故事中的一个辉煌篇章。要等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才会再度努力，将平等权利赋予美国奴隶的后代们。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时会被称作是“第二次重建”。
当重建尚在进行时，它已经揭示了19世纪对自由的讨论中衍生而来的一些问题。给黑人选举权，但拒绝让他们享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这种政策强化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由的公民有可能是一个贫穷的、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力。重建将一个即将主导未来半个世纪的政治讨论的问题放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之上——即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如何界定自由的经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