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激进重建思潮的形成

民权的起源

 

      因为南部尚未回归，共和党人在国会拥有一个绝对多数，但共和党内部并非是团结一致的。大多数的共和党人士属温和派，不是激进派。温和派认为约翰逊的计划是有缺陷的，但他们愿意与总统一起来对这个计划进行修正和补充。他们担心，北部和南部的白人都不会同意赋予黑人以选举权。温和派与激进派联手拒绝接受南部最近选出的议员进入国会，但他们在另一个问题上与激进派分道扬镳，允许约翰逊重建的南部政府继续存在。

      1866年初，伊利诺伊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Lyman Trumbull）提出了两个法案，意在表示温和派共和党人要修正约翰逊政策的愿望。第一个法案提议延长原先有效期为一年的自由民局的任期。第二个法案，即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Bill），一位议员描述为“需要众议院接受和采取行动的最重要的议案之一”。法案将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定义为美国公民，列举了他们不分种族将享有的权利。法案的核心内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州不得再通过类似黑人法典这样的法律将黑人和白人公民区别对待。自由劳动价值观也是该法案的中心内容之一。根据这个法案，各州不得剥夺任何公民的如下权利：签订合同、到法院起诉或寻求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这些权利，特朗布尔说，是“属于自由的美国人的基本权利”。该法案却没有提到黑人选举权问题。从宪法的角度来看，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民权法案则第一次企图为这条修正案加入具体的内容，从法律上来界定自由的内涵。

      令国会意想不到的是，约翰逊否决了这两部法案。他说，两者都将使权力集中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剥夺各州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此外，他还强调，黑人不配享有与公民资格相关的权利。国会为保障黑人的权利而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对“白人种族”造成了歧视。总统的否决使得他与几乎整个共和党的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国会以一票之差而未能以三分之二多数来推翻总统对自由民局法案的否决（尽管在1866年晚些时候，国会将该局的任期延长到了1870年）。1866年4月，民权法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推翻总统否决后得以生效的主要法律。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此刻国会开始制定自己的重建方案。6月，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法案，送往各州去批准。这条修正案将所有出生在美国的人界定为美国公民的原则写进了宪法，并且授权联邦政府对所有美国人的权利进行保护。修正案同时禁止各州剥夺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或拒绝给予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这种定义宽泛的语言为未来国会和联邦法院把具体的内容纳入到平等法律保护的原则之中打开了大门。

      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达成了一个妥协。这条修正案没有赋予黑人以选举权。然而它提出，如果一州剥夺了任何一群男性公民的选举权，该州的国会代表权就将相应的被削减（这一条并不适用于州禁止妇女参加投票的情况）。奴隶制的废除将增加南部的政治权力，因为在分配国会代表权的时候，所有的黑人都将被计算在内，而不再以五分之三的奴隶人口比例来计算。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给南部白人的领袖提出了一个挑战——要么允许所有的男性黑人参加投票，从而保证州在国会获得全部代表权；要么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范围内，牺牲州的部分政治权力。

      1866年选举时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使用的一张宣传画，采用种族主义的图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即政府对懒惰的前奴隶的帮助是以对剥夺勤奋工作的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在政党之间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分界线。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无一人投票支持这项修正案。175名共和党人只有4人投票反对。激进派为修正案未能保障黑人选举权而感到失望（修正案远不是完美的，斯蒂文斯对众议院说，但是他打算支持它，“因为我生活在凡人中间，而不是生活在天使中间”）。即便如此，这条修正案将这样一个原则写进了宪法，即在法律面前不分种族一律平等是所有美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仅凭这一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就对宪法做出了自权利法案以来最重要的修改。
 

重建法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在1866年政治竞选中成为一个主要议题。约翰逊发起了一场周游北部的演讲旅行，有的新闻记者们将此称为“竞选旅行”。他呼吁选民选举那些支持他的重建政策的人。他对那些批评自己的人痛加谴责，甚至不着边际地指责激进共和党人在筹划暗杀他的预谋等。约翰逊的言行使他进一步丧失了公众的支持；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等地发生的骚乱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当地的白人警察和白人居民在骚乱中杀害了数十名黑人。

      在那年秋天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反对约翰逊政策的北部共和党人大获全胜。然而在约翰逊的鼓动下，除田纳西外的所有其他南部州都拒绝批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约翰逊和南部大多数白人表现出来的顽固不化把温和派共和党人推向了激进派一边。1867年3月，国会推翻了约翰逊的否决，通过了重建法，将南部暂时划分为5个军事区，命令各州在赋予黑人以选举权的前提下，建立新的州政府。激进重建的时期由此开始，并将一直延续到1877年结束。

      激进重建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前奴隶们对选举权的要求、激进派对平等思想的追求、对约翰逊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普遍不满和厌烦、保卫南部共和党阵营的需要以及将前南部同盟分子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决心等。然而约翰逊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重建法的通过而结束。

约翰逊的弹劾与格兰特的当选

 

      1867年3月，国会通过了《政府官员任期法》（Tenure of Office Act），禁止总统在未经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将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某些政府官员解职。约翰逊将这个法律看成是对总统权力的一种违宪性的侵犯。1868年2月，他将国会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盟友、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解职。众议院做出回应，通过了弹劾条例——即向参议院提出了对约翰逊的指控，参议院将决定是否将总统解职。

      那年春天，一位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被以“重罪和轻罪”在参议院接受审判。此刻，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将约翰逊视为一个失败的总统。然而，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对本杰明·韦德（Benjamin F. Wade）并不喜欢。韦德是一个激进共和党人，也是参议院代议长；如果约翰逊被解职，他将接任总统。另外一些人则担心，判约翰逊有罪有可能严重损害国会与行政部门权力分离的宪政原则。约翰逊的律师向温和派共和党人保证，一旦被判无罪，约翰逊将不再干扰国会的重建政策。参议院审判的最后表决结果是35对19，距将约翰逊解职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只差一票。在投票时，7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判约翰逊无罪。

1866年选举时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使用的一张宣传画，采用种族主义的图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即政府对懒惰的前奴隶的帮助是以对剥夺勤奋工作的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投票几天之后，共和党提名联邦最有名的军事英雄尤利塞斯·格兰特为1868年总统选举候选人。格兰特的民主党对手是纽约州前州长霍雷肖·西摩（Horatio Seymour）。重建成为这场恶战中的重要问题。共和党人把他们的对手与退出联邦和背叛联邦等同起来，这个战术被称为“挥舞带血的衬衫”。民主党人则把重建斥之为违宪的举动，将赋予黑人选举权称作是对美国政治传统的一种违背。他们诉诸于种族主义的情绪。西摩的竞选伙伴小弗朗西斯·布莱尔（Francis P. Blair Jr. ）指责共和党人要把南部置于“一个半野蛮种族”的统治之下，而这个种族一心想要做的事就是“把白人妇女屈从于自己毫无约束的淫欲之下”。

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

 

      格兰特赢得了1868年总统选举，但他所赢得的多数之小——600万张选票中的30万——让许多共和党人感到很不舒坦。这个结果导致国会通过了这一时代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宪法修正案。1869年2月，国会批准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联邦和州政府以种族为由剥夺任何公民的选举权。虽然民主党人对修正案表示竭力反对，但它在1870年得到批准而生效。

      尽管它为那些被基于种族原因之外的限制选举权的做法——识字能力测试、财产资格和人头税等——打开了大门，而且它也没有将选举权赋予妇女，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象征着40年反对奴隶制斗争的最终成果。直到1868年底，即便在国会已经赋予南部黑人选举权之后，只有8个北部州允许非裔美国人投票参加选举。随着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的生效，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也解散了。它的成员认为，这个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所有历史上，”废奴主义运动的老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欢呼到，“没有什么可与这个将400万人如此美妙、悄悄地和突然地从……拍卖场转移到投票箱前的事件”相提并论。

“伟大的宪政革命”

 

      重建时期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反映了内战的两种产物的相交——一个新的具有权威的联邦国家和一个推崇建立享有法律平等的联邦公民实体的理想。这场被共和党领袖人物卡尔·舒尔茨称之为重建的“伟大的宪政革命”转换了联邦制，并随之改变了对美国政治文化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的语言。

      内战以前，美国公民资格与种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790年第一届国会曾将外来移民归化变成美国公民的权利限制在白人范围之内。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中宣称，所有黑人，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不能成为美国公民。重建时期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否定了公民资格是唯有白人才能享有的权利这一思想。此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只是仅仅适用于南部各州。重建宪法修正案也废除了许多北部的种族歧视法律。如一位国会议员指出的，这些宪法修正案扩展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自由，包括那些“成千上万的出生在外国的、将涌到我们的海岸来的人”。

      奴隶制的灭亡促使女权主义者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使自由劳动的承诺对妇女来说成为现实。新女权运动的杂志《鼓动者》（The Agitator）是由玛丽·利弗莫尔（Mary Livermore）主编的，利弗莫尔在内战时期曾经领导过为救助联邦士兵而进行的筹款活动。杂志的每一期都刊登相关的报道，批评妇女所面临的有限机会和妇女在进入劳动市场之后所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其他女权主义者则探讨如何争取“已婚妇女的自由”。许多女权主义者所关切的主要问题包括放宽离婚法的限制（这些法律通常要求出具通奸、丈夫抛弃家庭或妻子受到极度残酷虐待的证据，才能终止婚姻）和承认“妇女有权控制她自己的身体”（包括保护自己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和为后代称为“节制生育”的权利）。“我们这个腐朽不堪的婚姻制度，”一位俄亥俄州的妇女写道，“是妇女自由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女权主义者与激进派

 

      有关妇女选举权和婚姻关系的重新设计之类的话题在男性听众中几乎找不到同情者。即便是激进共和党人也把重建看成是“黑人的时刻”（Negro's hour，即此刻只为黑人男性争取权利）。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有一条款对州剥夺任何一群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做出了惩罚的规定，但它同时也第一次将“男性”这个词引入宪法之中。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只把基于种族之上的选举权歧视视为非法，而对基于性别之上的歧视却置之不理。这些法律在女权主义者与激进派之间和在女权主义者内部都带来了极不愉快的分裂。

      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领袖，如斯坦顿和苏珊·B. 安东尼，对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表示反对，因为它没有赋予妇女以选举权。她们对自己原来的废奴主义运动的盟友进行了谴责，将女权运动与其早期废奴主义传统割裂开来。她们偶尔会诉诸于带有种族和族裔偏见的语言，强调本土出生的妇女比非白人妇女和移民妇女更应得到选举权。“帕特里克（Patrick）、桑波（Sambo）、汉斯（Hans）和容桐（Yung Tung）之类根本就分不清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斯坦顿说，他们根本无权“为［女权主义者领袖］柳克丽霞·莫特制定法律”。然而其他的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如阿比·凯里和露西·斯通等，却认为，尽管重建宪法修正案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代表了走向真正的全民选举权的开始，应该得到女权运动的支持。争论的结果是女权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9年产生了两个相互敌视的女权运动组织——由斯坦顿领导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和由露西·斯通任主席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直到19世纪90年代，两者才得以重新联合起来。

      即便重建否定了从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对自由的种族性界定，但它基本上没有触动自由的性别界限。当妇女们企图利用改写的法律和宪法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时，她们发现，联邦法院对她们的请求毫无同情之心。迈拉·布拉德韦尔（Myra Bradwell）曾启用自由劳动的思想来挑战伊利诺伊州的一项只准男性从事法律行业工作的法律，但联邦最高法院在1873年驳回了她的要求。大法官们声称，自由劳动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妇女，因为“上帝的法律”已经指定妇女只能待在“家庭领域”之中。

      尽管它们有局限，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和1867年重建法代表了美国和世界历史一个富有激进意义的开端。在所有的于19世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中，美国在解放奴隶后几年之内，就赋予了前奴隶与白人同等的公民权利。“我们与那个死亡的过去彻底分手了，”来自威斯康星的共和党参议员蒂莫西·豪（Timothy Howe）写道，“我们锁定了［未来］100年航程的前进方向。”1867年的重建法也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跨种族民主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