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正当一战后的“恐红运动”处于高潮时期，警察逮捕了两名意大利移民，他们被指控参与了一次对马萨诸塞南布伦特里工厂的抢劫，在那次事件中，有一名保安人员被打死。被逮捕的两人中，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是一名鞋匠，巴托洛米奥·范泽迪（Bartolomeo Vanzetti）是一名无技能的零工，两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梦想建立一个废除了政府、教会和私有财产的社会，并视暴力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合理武器。然而，警方却拿不出来什么证据来，将他们与这桩犯罪事件联系在一起。有一个人称看见范泽迪驾驶着逃跑用的汽车，其他证人所描述的司机却是另外一个人。不同的检验报告指出，死者身上六粒子弹中的一粒可能是从萨科的枪支中射出的。但指印检测和被盗金钱的藏匿都无法将二人与这桩犯罪联系起来。在反激进主义、反移民的狂热浪潮之下，他们毫无疑问地被判有罪。“我在为自己有罪的事情而受苦受难，”范泽迪在狱中写道，“我受苦是因为我是一名激进分子，我的确是一名激进分子；我受难是因为我是一名意大利人，我的确是意大利人。”
1921年对萨科和范泽迪的审判在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区之外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兴趣，但两人的案件在漫长的上诉过程中，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欧洲一些地方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将两人处死的抗议活动。在美国，一场挽救他们生命的运动吸引了相当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支持，包括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后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后来将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为了回应不断增大的公众压力，马萨诸塞州州长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重新审查这个案件。委员会由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来主持，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许多年来他也是限制移民同盟的一位执事人员）。委员会维持了原判和死刑的决定；1927年8月23日，萨科与范泽迪在电椅上服刑。“并非每个犯人，”新闻记者海伍德·布洛恩（Haywood Broun）评论说，“都会享受到一位哈佛校长为他拉动电闸的待遇。”
萨科–范泽迪案件将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表层下的一些裂缝明显地暴露出来。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写到，这个案件“揭示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北部结构，包括所有的阶级、行业和观点……它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提出了几乎所有的基本问题。”它表明，“恐红运动”如何长久地延伸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中，如何有力地破坏了美国人的种种自由。它同时也反映出在这十年中肆虐许多社区的文化冲突。对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来说，这两人代表了一种来自外部的对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威胁。然而，对于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说，包括为帮助两人的辩护展开筹款活动的意大利之子这类颇有地位的中产阶级组织在内，该案的结局象征着曾困扰移民社区的本土主义的偏见又开始复活了。对多斯·帕索斯来说，对萨科–范泽迪的处死显示了反激进运动的成功：“他们更加强大。他们是富有的。他们可以雇用和解聘政客、年老的法官……大学校长们等。”多斯·帕索斯的悲叹正是对在20世纪20年代高唱凯歌的亲商业性保守主义的痛斥。
图 20世纪20年代美国摩登女郎
在大众的记忆中，一战后的十年是“爵士乐时代”（Jazz Age）或“放荡不羁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这一时代以其特有的摩登女郎（flappers，追求和表现性解放的年轻女子）、地下酒馆（违反禁酒法出售烈性酒的夜总会）以及由便利的信用和迅速致富的心态所推动的股市暴涨，表现出一种对从19世纪继承而来的道德规范的反叛。在欧洲社会，阶级界限在工作场合、政治和社会关系中处处鲜明可见；所以，来自那里的观察家们对美国生活的一统性赞叹不已。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标准化的消费商品，全国性的广告活动负责商品的推销。保守主义主导了国家政治，激进主义的主张似乎已从美国政治中被彻底清洗出去。收音机和电影在全国各地传播着大众文化。美国人看上去穿戴相同、思想一致、看同样的电影、欣赏同样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全国明星人物。
然而，也有许多美国人并不欣赏这种新的世俗性和商业性的文化。他们对美国城市中出现的族裔和种族多元化感到愤怒，对被他们认为是放荡的道德标准感到恐惧。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充满深刻的社会对立的十年——乡村和都市美国人的对立、传统和“现代”基督教的对立、能够参与欣欣向荣的消费文化的人与那些不能完全分享新繁荣的人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