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钢铁大罢工、恐红运动与凡尔赛合约对美国社会的冲击

世界范围的动荡

 

      对社会变革的激烈渴望和战争结果的极大失望在远远超出黑人社区以外的地方也明显可见。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列宁的政府将土地、银行和工厂国有化，宣布追求一个工人政府的社会主义梦想。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由一战释放出来的对民主的渴望将希望与恐惧的震撼同时传递给全世界。如同1848年和未来的1968年，1919年集中爆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在列宁革命号召的呼唤下，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巴伐利亚（Bavaria，德国的一部分）和匈牙利赢得了政权。贝尔法斯特、格拉斯哥、温尼伯（Winnipeg）等地爆发了要求兑现战时对“产业民主”承诺的总罢工。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农民开始抢夺土地。在印度，殖民地人民向英国统治提出了挑战，许多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出了要求独立的吼声。“我们此刻生活在并将继续生活在一个革命的世界上，”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

      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也为反对激进变革的势力提供了一个组织和动员应对力量的机会。即便当它们还在与德国作战的时候，同盟国已经把苏联政府视为一个极端的威胁，并企图推翻它。1918年夏，在分裂俄国的内战中，同盟国的远征军——由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军队组成——在俄国登陆，为列宁的对手提供援助。同盟国的军队直到1920年才最后撤离。

      威尔逊的苏联政策暴露了自由主义式国际主义思想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为了兑现十四点和平原则宣称的原则和实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门户开放的目标，威尔逊希望与苏俄新政权培育一种贸易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共产主义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侵犯私有财产，他又必须参与对俄国的军事干预。同盟国没有邀请苏俄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和谈会议，威尔逊也拒绝承认列宁的政府。苏俄政府得以幸存，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要求变革的大潮则逐渐消退。到1919年秋，大规模的罢工被镇压了，保守派政府在中欧国家建立起来。反共主义将成为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根支柱。

美国的动乱

 

      1919年，美国国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美国的动荡正好发生在一场世界性流行性感冒的侵袭之中，所以使美国显得更加杂乱无章。流行性感冒导致2千万到4千万人丧生，其中包括70万美国人。如上面所指出的，种族暴力四处蔓延。6月，一些著名美国人的家庭遭到炸弹的袭击，包括联邦司法部长米切尔·帕默尔（A. Mitchell Palmer）的家庭住宅，但帕默尔得以逃生。在甚为愤怒的美国工人中，战时那种将爱国主义和民主、自由联系起来的语言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使他们感到一个崇尚社会正义和给予劳工经济权力的社会就在眼前。1917年，威尔逊告诉劳联说：“当我们在为自由而战时，我们必须保证，在其他一切之外，劳工是自由的。”劳工对威尔逊的话非常看重——看上去甚至比威尔逊本人还要认真。一位机器操作工说，政府曾经“对整个世界宣称，我们为之而战的自由与民主将在美国的工业行业中实施”。

      至战争结束时，许多美国人相信，国家现在站在赫伯特·胡佛所称的“一个新工业秩序”的边缘。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与许多人一样，深深地沉浸在一战所带来的乌托邦梦想之中，他们的梦想又为俄国十月革命进一步强化。“人们可以听到解放者的脚步声，”他写道，“劳工将当家做主，全世界将自由解放。”1919年，有400多万工人参加了各种罢工——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纺织工人、电话接线员和百老汇的演员们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在全国各地，工人们使用了战时的形象和语言，穿着缀有自由纽扣的军装游行，把他们的雇主和工头称为“皇帝”，要求得到“在工作场所中的自由”。他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由雇主、政府和民间爱国组织联手组成的反击力量。

      1919年1月，西雅图的船坞工人发起了一场罢工，这场罢工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总罢工，一度将美国劳联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工会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罢工浪潮。一个由劳工领袖组成的委员会曾负责监管城市的公用服务设施，长达5天之久，直到联邦军队前来结束罢工。9月，波士顿警察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马萨诸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宣称，（警察们）“ 没有不顾公共安全而举行罢工的权利”，他召集国民警卫队前来负责城市的巡逻，并将整个警察队伍全部解职。在全国各地的煤矿中，一位公司主管观察说，战时的宣传将工人们不现实的期望提高了，他们把“一个真实解放”的承诺太“当真”了。战争结束后，矿工们提出了要终结公司的绝对统治权的要求。然而，司法部长帕默尔从法院获得了禁令，终止了矿工的罢工活动。

钢铁工人大罢工

 

      战时那些关于经济民主和自由的宣传激发了这一时代影响和规模最大的劳工反抗活动，即1919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这场罢工的中心在芝加哥市，参加罢工的有365000名工人，多为移民工人，他们要求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在1917年以前，钢铁厂犹如小型的专制政府，工厂主管可任意设定工资标准、决定工作条件、镇压一切组织工会的企图。一战期间，工人们大量参加了“联合工会”，该工会曾在一代人之前的霍姆斯德特大罢工失败后被彻底击溃。到1918年底，工人们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胜利。一战的停战协定签订之后，雇主们迅速恢复了反工会的活动。“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波兰移民钢铁工人在工会的会议上问道，“我们为什么要买自由债券？是为了工厂吗？不，我们是为了自由和美国——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再像马和篷车那样地工作，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为回应这场大罢工，钢铁行业的巨头们发动了一场联合的反击行动。雇主们诉诸本土出生的工人群众中的反移民情绪，他们中许多人正从战场返回钢铁行业；雇主们还开展了一场宣传战，将罢工工人与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共产主义和对美国不忠诚等联系在一起。罢工问题涉及一场“美国主义反对外国主义”的斗争，《纽约论坛报》这样宣称。随着中产阶级的舆论纷纷转向谴责劳工运动，匹兹堡的警察开始在大街上攻击罢工的工人，1920年初，大罢工以失败告终。

恐红运动

 

      许多进步主义者希望看到战时的经济计划机制能够在1918年之后继续发挥作用。但威尔逊政府很快将这些负责管理工业生产和劳工市场的政府机构解散。不过这些机制将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中的某些政策所仿效的样板。战时对不同政见的压制活动继续得以进行，并在1919—1920年间的“恐红运动”时期达到了高峰。这是一个时间相对短暂、但力度甚为激烈的不容政治异见的时期。它的出现与战后的罢工浪潮和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恐惧感有直接的联系。

      司法部长A. 米切尔·帕默尔认为，类似钢铁工人大罢工这样的事件是共产党人设计的一场世界范围的阴谋的一部分；他在1919年11月和1920年1月派出联邦官员对全国的激进组织和劳工组织的办公室进行突袭式搜查。他们所携带的搜查命令的权限非常广泛，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因此而记忆起詹姆斯·奥蒂斯在1761年对损害自由的（王室）协助令的有力抗议。帕默尔突袭的行动由司法部下属的“激进（活动）处”（Radical Division）的24岁的主管J. 埃德加·胡佛负责主持。有5000多人遭到逮捕，大多数人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并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了几个月。政府将数百名移民激进分子递解出境，其中包括前一章所提到的埃玛·戈德曼在内。胡佛同时开始针对数千名被怀疑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美国人建立档案。这种做法在他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目之后将继续进行下去。

      1920年初对公民自由的践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帕默尔因此遭到了来自国会和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劳工部长路易斯·波斯特（Louis Post）开始释放被关押的移民。恐红运动就此结束。1920年9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外发生了一次炸弹爆炸，炸死了40人，即便如此，恐红运动也没有因此而复活（这场爆炸是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大爆炸发生以前美国本土上所发生的危害最大的一场恐怖主义爆炸事件，但它的凶手始终没有被确认）。对于帕默尔突袭的反应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公民自由的重要性，这种认知将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育生长。然而，就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即刻后果而言，发生在1919年和1920年的事件给各种激进和劳工组织都带来了狠命的打击，并导致了一场甚为激烈的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的、维护政治和经济现状的美国化运动。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被彻底摧毁了，许多温和派的工会组织也被搅得溃不成军。在政府的高压（纽约州立法机构将5名社会主义者代表予以驱逐，国会拒绝接受从威斯康星当选的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就任议员）和内部对俄国革命的分歧双重压力之下，社会主义党也崩溃了。

威尔逊在凡尔赛

 

      许多进步主义者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是希望通过战争来改革美国社会，但威尔逊政府回应改革方面的退缩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希望。在争取获得基于十四点和平原则之上的和平协议方面，威尔逊同样显得无能，这更加重了进步主义者的失败感。1918年末，总统前往法国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和谈会议。面临巴黎人疯狂般的欢迎，他宣布说，美国士兵是作为“十字军远征者”到欧洲来的，“……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争，而是为了赢得一场……将世界引领到通向自由之路的事业。”但事实证明，与他的英国对手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法国对手乔治·克莱门梭（Georges Clemenceau）相比，威尔逊并不是一个在行的谈判老手。

      十四点和平原则呼吁“签订公开协定”，但关于协定的谈判却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凡尔赛和约实现了威尔逊的某些目标。它建立起了国际联盟，这是威尔逊所构想新国际秩序的核心建制。一批新的欧洲国家——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拉托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南斯拉夫——出现在被战争摧毁的奥匈帝国以及先前属于德、俄帝国的部分领土之上。它们中有的组成了以族裔–语言为基础的国家，另外一些则是由不同民族血统群体组成的极不稳定的集合体。

      尽管威尔逊一再保证要争取一种不带领土扩张或报复行为的和平，但凡尔赛和约最终却成为一份带有强烈惩罚性的文件，为未来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克莱门梭为法国赢得了占领萨尔河盆地（Saar Basin）和莱茵兰（Rhineland）——带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资源的德国领土——的权力。和约对德国在未来的陆军和海军规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劳埃德·乔治的游说下，威尔逊最终同意接受在和约中写进这样一条，即宣布德国应在道德上对一战的发生负责，并要为此承担金额高达天文数字的战争赔偿（赔偿金额的数字被估计为从330亿到560亿美元不等），这笔战争赔偿费用最终将使德国经济陷于瘫痪。

无法实现的要求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自决”的原则则胎死腹中。巴黎和会开幕的时候，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曾经警告说，“民族自决”这句话“承载着炸药”，将会“带来一些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希望”。他担心，威尔逊的语言会将“危险的”思想带入“某些种族的心灵之中”，会激发起一些“不可实现的要求，在世界各地带来许多的麻烦”。正如兰辛所预料的，鼓吹殖民地独立的人也来到巴黎，对和约的谈判者进行游说。阿拉伯人要求在中东地区从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版图上切割一块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正在巴黎工作的年轻的越南爱国者胡志明（Nguyen Tat Thanh）提出他的人民应在法兰西帝国中获得更多的权利。杜波伊斯则在巴黎组织起一次泛非议会，提出在德国的非洲殖民地上划出一块领土来建立一个自治国家的建议。朝鲜人、印度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都要求获得民族自决。

       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根本就不打算将这一原则适用于他们各自的帝国领域之中。他们断然拒绝了殖民地人民要求自治的呼吁。一战期间，英国人曾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打击奥斯曼帝国的武器而予以鼓励和支持，并承诺在巴勒斯坦为在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建立一个祖国。事实上，一战的胜利者们将奥斯曼帝国领土划分成一系列的新领土，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由战胜国在国联的“委托”之下进行控制。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则获得了德国在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直到1921年底，英国才同意创立一个自由的爱尔兰国家，但它仍然继续统治着该岛屿的北部角落。

未来战争的种子

 

      如前所述，杜波伊斯曾希望黑人的参战会促进美国国内的种族正义和海外殖民地的民族自治事业的发展。“我们回来了”，他在1919年5月的《危机》月刊中写道，“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了，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了。让我们为民主的到来开道吧！”但战争在国内和海外的结果却让他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沮丧。杜波伊斯认为，威尔逊“一刻也没有打算”将美国黑人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包括在他的民主之中”。“当今大多数人，”他写道，“想不出还有什么没有包含对其他人的奴役的自由。”1903年，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杜波伊斯写下了令人难忘的预见：“20世纪的问题将是肤色界限的问题。”此刻，他预见到将发生一场由全世界的“黑种人、棕色种人和黄种人”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对决的“争取自由的战斗”。

      如杜波伊斯所认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播下的不是长久和平的种子，而是未来数场战争的种子。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愤怒将助长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阮爱国将改名为胡志明，领导一场漫长的争取越南独立的斗争。20世纪末，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分裂之中，在围绕北爱尔兰地位的争议所发生的暴力之中，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在中东地区的永无止境的冲突之中，《凡尔赛和约》的幽魂仍然继续困扰着世界。

关于《凡尔赛和约》的辩论

 

      威尔逊从欧洲回来时，还有最后的失望在等待着他。他把新创立的国联看成是战争的最佳遗产。但许多美国人担心，参加国联意味着美国将长期而漫无边际地卷入其他国家的事务之中。威尔逊则强调，如果不连续性地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将无法拯救世界。由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领头的反对派则声称，国联将使美国丧失采取行动的自由。

      一个相当多数的参议员愿意在带有“保留条件”的情况下接受和约，这些条件包括，美国为遭到攻击的其他国联成员提供援助的责任不能取代国会的宣战权。至此为止，在新泽西州州长和美国总统的职位上，威尔逊的业绩都证明他是一个纯熟的政治家，善于与对手达成妥协。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笃信《凡尔赛和约》反映了“上帝之手”的意志，因而拒绝与国会领袖们谈判。1919年10月，就在关于国联的辩论进行之中，威尔逊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中风。尽管病情的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他在剩余的任期内事实上处于不能视职的状态之中。他的妻子伊迪丝在后来的17个月中主持了政府的工作。1919年11月和1920年3月，参议院两次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