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0到1890年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因贬称而著名的时代——“镀金时代”。这个名称最初来自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在1873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题目。“镀金”的意思是“用一层金覆盖着的”，它同时也指为金光闪闪的表面所覆盖的一个并没有什么真正价值的核心，也就是说，它是自欺欺人的。马克·吐温和沃纳指的不仅是这一时期的经济扩张，而且也指由于大公司控制了政治而带来的政府腐败现象以及这一时代对那些被排除在财富争夺之外的人所采取的压迫性实践。
政治腐败
与19世纪早期一样，镀金时代的美国人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一个矗立在为非民主国家所充斥的世界中的政治民主的孤岛。在欧洲，只有法国和瑞士实行了男性全民选举权。即便在一向以其政治自由传统为豪的英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在1884年议会改革法通过之前也不能参加投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上院这个不经选举产生的、由世袭贵族组成的立法机构还可以否决任何由下院提出的法案。
新出现的大股份公司拥有的权力看上去似乎也不受民主制度的约束，这对于一向把政治自由理解成为人民的自由管理的美国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感到不安的。政治腐败的情形非常盛行。“每个立法机构的大厅和走廊里，”一位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领袖观察到，“都挤满了前来为［这个或那个大公司］获取某种好处拉关系的人。”在宾夕法尼亚立法机构，由铁路公司游说者组成的“第三院”被认为可以发挥与由选举产生的其他两院同等效力的影响力。在西部，许多立法者都拥有那些接受公共财政支持的木材和铁路公司的股票，或者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图 批判镀金时代本质
城市政治也为类似于纽约的“特威德帮”（Tweed Ring）这样的腐败政治机器所控制。这个集团侵吞了纽约市数百万美元的巨额公款。威廉·特威德“老板”（“Boss”William M. Tweed）掌握的组织分布和延伸到了纽约市的每个社区。他打造了与铁路公司和劳工工会之间的特殊关系；他还通过创办某种私人性质的社会救济服务，如为处于困难中的人提供食物、燃料和工作机会等，赢得了贫困移民的支持。19世纪70年代早期，一些政治改良人士与那些不愿再向“特威德帮”进贡的商界人士联合起来，推翻了这个集团的统治，但他在纽约的穷人中间一直很受崇拜，人们甚至把他看成是都市中专门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罗宾汉。
在联邦一级，许多立法者积极支持那些资助他们在其中拥有股票的公司，或他们从其接受债券或工资的公司的立法。被揭露的最为臭名昭著的腐败产生于格兰特政府时期。这就是所谓的“莫比利尔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案。该公司是由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 ）股份持有者中的核心集团人士组成的一个股份公司，负责监管铁路公司中接受政府资助的那部分铁路建设项目。简单地说，公司所做的事就是帮助其成员为自己签订可以带来超出预期利润回报的修建新线的合同。这种安排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因为公司将自己的股票塞进了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腰包里，包括当时的众议院议长、1868年当选为副总统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在内。在另外一桩腐败事件中，格兰特政府中的所谓“威士忌集团”（Whiskey Ring）与共和党的官员、税收官和威士忌生产者联手制造了一个大型欺诈案，以逃税漏税的方式骗取了联邦政府数百万美元的税收。
死亡中心的政治
在全国性的选举中，政党政治仍然带有鲜明的内战时代的印记。共和党控制着工业化的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农业化的西部，在宗教复兴教会的成员中尤其有影响。联邦老兵的各种组织构成了共和党支持者的主要堡垒。从1868到1900年，共和党的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曾在内战时期的联邦军队服役（1880年总统选举中，所有4名候选人——共和党的詹姆斯·加菲尔德、民主党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禁酒运动派的尼尔·道［Neal Dow］和绿背纸–劳工党的詹姆斯·韦弗［James B. Weaver］——都曾是内战时期的将军）。到1893年，为联邦士兵和他们的遗孀与子女慷慨提供养老金和抚恤金的开支计划占了联邦政府预算的40％以上。1877年之后，民主党控制了南部，也吸引了不少天主教选民，尤其是全国各城市中的爱尔兰裔美国人。
政党对选票的分割非常接近。从1876到1892年举行的5次总统选举中，主要候选人之间的选票差距在其中的3次不到民选票的1％。1876和1888年两次选举中，赢得选举人团多数票的候选人在民选票方面均落后于对手。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人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开始了长达20年的政治僵局时代。在这个时期连续出现了一连串的一届任期总统的情形：拉瑟福特·海斯（1876年当选）、詹姆斯·加菲尔德（在遇刺身亡后由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继任）、1884年当选的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88年当选的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和于1892年第二次当选的克利夫兰。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同一个政党控制了白宫和国会的两院。国会在讨论重要议案时不只一次地因为议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来回的踢皮球而陷入一种瘫痪状态，而最后不得不诉诸于特别会期来完成必要的立法工作。镀金时代的总统在动员公众舆论和发挥行政领导作用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他们的政府班子规模也很小。格罗弗·克利夫兰担任总统时，遇到有人敲门，他自己还要亲自去开门。
图 镀金时代国会被寡头控制
在某些方面，镀金时代的美国民主看上去是极其的健康。选举的竞争性非常激烈，党派忠诚的程度也很高，80％或以上的选民会参加投票。这是一个充满大型的政党集会和令人着迷的政治演讲的时代。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是受到莫比利尔信用公司丑闻玷污的国会议员之一，但罗伯特·英格索尔（Robert G. Ingersoll）在187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差点儿为他挣得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英格索尔把布莱恩描述成为一个面对国家的敌人高举着“闪闪发亮的长矛”的“光彩夺目的骑士”。
政府与经济
然而，国家的政治结构显然不足以面对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尽管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通过内战都得到了扩大，但就现代标准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很小的政府。从教育到医疗卫生的保障、商业管制、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理以及其他的许多职能的行使几乎都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或为私人机制来管理。1880年的联邦政府雇员人数为10万人（目前，这个数字是250万人）。
就联邦一级的政治而言，两大政党都是由那些权力强大的、与大商业利益集团保持密切关系的政治经纪人所控制。共和党人坚决支持高关税的政策，以保护美国的工业；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他们所追求的金融政策包含的内容是：减少联邦政府的开支，偿还大部分的联邦债务，将绿背纸币——由联邦政府在内战期间发行的纸币——退出流通领域。民主党则反对高关税，但该党高层领导集团与纽约市银行家和金融家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拒绝接受来自债务深重的农业地区提出的增加流通货币供应的要求。1879年，美国自内战之后第一次回归到金本位制——即纸币可以根据固定比率与黄金进行交换。
通过减少外国制造业商品相对于本国制造品的竞争力和让银行取代政府来控制货币的发放，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明显地是偏向于为东部工业和银行家的利益服务。这些政策给南部和西部农场主带来了诸多的不利之处，他们不得不为制造业的商品支付额外加价，而他们自己卖出产品的价格却在一直持续跌落。
改革的立法
镀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也不是一无是处。1883年文官改革法得以实施，有一部分动因来自加菲尔德总统遭到一个心灰意冷的官职寻求者的刺杀而身亡这一事件。该法创立了一种对联邦雇员实施的业绩制度，即通过竞争性考试而不是靠政治影响力的方式来决定联邦政府职位的任命。尽管这项制度最初只是在10万政府雇员的10％的人中实施，但它代表了建立职业化文官制度，将政府官员的任命从政治机器的影响中解脱出来的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但因为由凭政治背景而任命的官员筹得的资金对政党的运作十分重要，文官改革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之一是增加了政客们对商业利益捐赠资金的依赖性）。
1887年，为了回应公众对一些铁路运营实践的强烈不满，国会建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CC），以保障铁路公司在为农场主和商人运送产品时所收取的运费是“合理的”、没有对一些客户支付其他客户得不到的好处。ICC是第一个企图管制经济活动的联邦机构，但因为缺乏建立运费比率的权力——它只能在法院起诉违规的公司——它对改变铁路运营现状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三年之后，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禁止了限制自由贸易的企业合并和其他商业做法。不过，因为它使用的语言非常模糊不清，所以该法几乎无法得以执行。尽管这些法律十分软弱，但它们帮助建立起了一种先例：为了推进公共福利，联邦政府有权管制经济。
州一级的政治冲突
国家不得不在缺乏来自联邦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设法承受因剧烈经济变化和经常性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在州和地方一级，镀金时代是一个政治激烈动荡和交锋的时代，充满了关于如何正当使用政府权威的争论和冲突。内战结束后不久，北部的州政府，与重建时期的南部一样，扩大了在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教育方面的职能；城市政府在修建公园、改善饮水和燃气等公用设施方面大量投资。那些在经济变革中遭受损失的人也呼吁，要求内战创立的能动主义政府出面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
在地方选举中，第三党有时会获得虽然短暂但极为重要的成功。绿背纸–劳工党（Greenback-Labor Party）提出，要联邦政府停止将“绿背纸”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它认为，这样可以给投资带来更多的资金，同时将资金供应的权力交给政府而不是银行家来掌握。该党同时也反对动用州国民警卫队和私人保安力量来镇压罢工。19世纪70年代后期，该党控制了一些工业和矿业地区的地方政府，并向国会输送了21名独立于两大政党的国会议员。
铁路公司的政策也引发出一片日益高涨的抗议声，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农场主和商人抱怨说，铁路货运运费过高，定价偏向于大生产者和大运户，而且铁路公司控制的谷物仓库的收费也过高。这些铁路公司的反对者们组成了“农业保护者”（Patrons of Husbandry）或格兰其（Grange）组织，他们提出为储存和销售农产品而建立合作性组织，从而强迫铁路公司“以一种公平的价格来运送我们的产品”。格兰其成立于1867年，19世纪70年代中期它声称拥有70万会员。它的会员要求州政府制定公平货运价格和仓库收费。在好几个州，格兰其成功地影响政府建立起专门委员会对铁路公司的做法进行调查，有的时候也对其实行监管。
劳工运动在内战时期也重新复活过来，要求将8小时作为法定的日工作时间长度。有7个北部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但因为大多数州缺乏强大有力的执行机制，这些法律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尽管如此，农场主和工人迫使州政府利用权力来抗击镀金时代的不平等努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激发起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关于工业化社会中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关系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