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美国人曾经投身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之中，在他们中间，没有人比阿比·凯里（Abby Kelley）更为无私和更具有勇气了。1811年，凯里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她在罗得岛的一所贵格教派学校接受教育。在马萨诸塞的林恩（Lynn）当教师时，她参加了妇女反对奴隶制协会，如无数的北部妇女一样，将自己投身于废奴主义的运动之中。1838年，凯里开始就奴隶制问题发表公开演讲。她在林恩之外发表的第一次演讲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火的洗礼”。因为听信了关于废奴主义者提倡种族之间的“联合”——即白人与黑人发生两性关系——的不实报道，一群费城的居民冲进会场，一把火把会议大厅烧个精光。
在随后的20年里，凯里走遍了整个北部，几乎每天都在教会、公共会场和废奴主义者的家中宣讲“人权的神圣事业”。她的一生表现了这个时代不同的改革运动的相互连接。除了投身于废奴主义运动之外，她在和平主义组织中——这些组织反对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暴力来解决争端——也表现得十分活跃，她同时还是早期争取妇女权利运动的先锋之一。“在为帮助［奴隶们］挣脱镣铐的时候，”她写到，妇女们“发现自己也戴着镣铐”。凯里不是第一个在公共场合进行演说的妇女，但她比任何其他妇女演说家所走的路更多，发表的演说也更多。她直截了当地向妇女的“位置”局限在家庭的传统观念进行挑战。另一位女权运动者露西·斯通（Lucy Stone）曾说，在“为我们所有人赢得言论自由的权利方面”，凯里作出的贡献比所有人都要大。 阿比·凯里的私人生活与她的公共生活一样，也是反传统的。她与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之间保持了一个漫长而幸福的婚姻。福斯特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废奴主义者，敢于在礼拜日布道中向那些不愿批判奴隶制的牧师进行公开的谴责。1847年，凯里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她很快又回到了公共演说的事业中。当有人批评她没有尽职照顾自己婴儿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帮助那些婴儿被人卖掉的母亲们。我能够留给我女儿的最珍贵的遗产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在世界历史上，”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1841年时写道，“改革的理论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充满了希望。”废奴主义仅仅只是这个时代众多改良美国社会的运动之一。当他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访问美国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注意到，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政府的情况下，美国人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是通过自愿性组织——教会、兄弟会、政治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的团体——来组织的。改革的冲动正是这类自愿组织蓬勃涌现的结果之一。美国人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组织，有的是为了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酒，或禁止在礼拜日举行公共娱乐活动和递送邮件；有的是为了改善监狱的条件、扩大公立教育，改善工资劳动者的收入状况；还有的是为了在合作主义而不是在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重组美国社会。
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力图争取公众舆论对它们所提倡的改革事业的支持。它们派出演说家，收集签名和请愿书，并出版各种传单。如阿比·凯里一样，许多改良者同时活跃在好几种改革事业中。有些改革活动，例如限制和销售酒精、减轻盲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痛苦等，可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动和发展。其他的一些改革，包括争取妇女的权利、呼吁劳工组织工会以及教育改革等，在南部的影响十分微弱，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些运动在南部时常被视为是与反对奴隶制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改革也是一桩国际化的事业。鼓吹和平、禁酒、妇女权利和反对奴隶制的人经常为推进他们的事业在大西洋两岸来回地穿梭奔走。
一张罕见的废奴主义者在纽约州集会的照片，摄于1850年左右。图中央围着头巾的妇女可能是阿比·凯利。紧靠她右边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改良主义者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战术来推进社会改革。有些采用“道德说服”来劝导人们加入他们的事业。另外一些则企图利用政府的力量强迫原罪之人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因此而被对手称为是“恶魔的朗姆酒”。还有一些改良主义者决定从现行社会中彻底退出，建立自己的合作主义式定居社区，他们希望通过创建“地球上的天堂”，并在那里以身作则地展现一种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从而改变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改革者的人数从来没有成为过美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便在北部也是如此，但他们对美国政治和社会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