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奴隶制压迫下的黑人奴隶文化_有魔气历史-历史的天空

奴隶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渴望，也从未丧失他们反抗白人、控制自己生命的决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成功地发展出一种以家庭和教会为中心的半独立文化。这种文化帮助他们能够在不放弃自尊的同时从受奴役的经历中生存下来，也使得他们能够将一套与奴隶主们压根儿不同的思想与价值观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奴隶文化吸收了非洲的文化传统。在奴隶的音乐与舞蹈、宗教祈祷的风格以及奴隶郎中（healer）使用草药来对付疾病等方面，处处可见来自非洲的影响（在当时的专业医疗条件十分原始的情况下，一些白人治病甚至也要找奴隶郎中，而不找受过训练的职业大夫）。在加勒比海和巴西，非洲奴隶贸易一直延续到19世纪，黑人人口大大超过了白人。与上述地区不同的是，美国的大部分奴隶是出生在美国，并生活在一个白人占多数的社会之中。奴隶文化是一种新的传统，分别受到非洲传统和美国价值观与美国历史经历的影响。

奴隶家庭

家庭在奴隶社区处于中心位置。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里，由于男性奴隶的人数大大超出女奴，奴隶们又是生活在兵营式的建筑物中，定居式的家庭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因为奴隶人口的增长来自自然繁殖，而不是依靠从非洲连续不停的进口，奴隶人口的男女比例显得自然平衡，这使得家庭的出现成为可能。当然，法律是不承认奴隶的婚姻的。在一个男奴和女奴“跳过扫把”（即象征奴隶结婚的仪式）之前，他们必须征得主人的同意，奴隶的家庭始终面临着被出售而遭受破裂的危险。

尽管如此，大多数成年奴隶都会结婚，只要不受奴隶买卖的干扰，他们的婚姻通常会延续一生。为了建立和巩固起一种家庭历史的感觉，奴隶们经常用堂亲表亲、叔父、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戚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奴隶家庭不是简单地模仿白人的族亲模式。例如，奴隶不会与自己的嫡亲兄妹结婚，而这在南部白人中是非常普遍的做法。然而由于连续不停的奴隶买卖，奴隶社区中的女性家长家庭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社区，与此同时，由祖父母、其他亲戚、甚至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负责照顾孩子成长的家庭比例也比白人社区高。

被出售的威胁

如上所述，奴隶如被主人出售，家庭关系将遭到破坏，出售奴隶的威胁则是奴隶主掌握的最有力的驯服奴隶的手段。随着棉花王国的兴起，国内奴隶贸易也得以扩张，在弗吉尼亚这样出售奴隶的州内，每3个奴隶家庭就有一户因为奴隶买卖而遭到破裂。许多儿童因此与父母分离。根据一项估计，在州际奴隶贸易中，南部北部的青少年奴隶中至少有10％的人曾被买卖过。担心被卖掉的恐惧始终弥漫在奴隶生活之中，在南部的北部地区尤其如此。“妈妈，主人是不是要在明天把我们卖掉？”一首非常流行的奴隶歌曲这样唱道。一些奴隶主鼓励奴隶们结婚，这样的建议反映出他们所尽的家长责任。其他的主人则对奴隶家庭内部的联系全然不知，他们对儿童奴隶的兴趣一般只停留在后者是否有能力到田野里去工作。联邦人口统计将白人人口以每5岁作为一个年龄分段，但在划分奴隶时，只用10岁作为唯一的年龄段，这是儿童奴隶加入田野劳动力队伍的起点。

奴隶贩卖者并不关心保存奴隶的家庭联系。1852年，一份“出售奴隶和牲畜”的公告宣布将拍卖佐治亚州一位刚去世的种植园主的财产。公告中列出了要出售的36个人，从婴儿到一名63岁的老年妇女，在结尾处，公告特意声明：“根据买主的需要，奴隶可以单独出售，或者成批出售。”这类贩卖制造出无数的人间悲剧。“我亲爱的妻子，”一名佐治亚的奴隶在1858年写道，“我很遗憾地写信告诉你，我［又］被卖了……代我向我的父母问候，为我向他们道别，如果我们今生今世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次］相会，就让我们在天堂相见吧。我亲爱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我的笔无法倾诉因与你们的分离而隐藏在我心中的悲哀与痛苦。”

奴隶内部的性别角色

在某些方面，奴隶制下的性别角色与外部世界有明显的不同。男奴和女奴在某种意义上都处于同等的无权地位。19世纪的“家庭生活崇拜”把家庭划定为妇女的正当领域，但这一条对女奴来说并不适用。男奴不能为自己的家庭提供经济收入，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不受主人和监工的性侵犯（这是在许多种植园里经常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他们的孩子应该去工作。

当奴隶们“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里工作时，更为传统的性别角色便得以盛行起来。男奴们会负责伐木、狩猎和钓鱼，而女奴们则负责洗衣服、缝纫以及负担起带孩子的主要责任。有些种植园主允许他们的奴隶拥有小块的土地，在上面种植一些粮食，用来补充从主人那里分配的食物；女奴们通常会负责照管这些“菜园子地”。不管内部的安排如何，家庭是奴隶社区的中心，它使得奴隶们的价值观、传统和生存策略——即奴隶文化——得以从一代人传至下一代人。

奴隶的宗教

在他们面临的艰苦环境之中，一种独特的基督教教义也给奴隶们带来了一种安慰和从奴役中获得解放的希望。一些自由和处于奴役中的黑人曾参与过殖民地时代大觉醒的活动，更多的人则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的宗教复兴运动中被吸收到了南部的浸礼派和美以美会派的教会之中。1801年，在肯塔基的凯恩里奇（Cane Ridge）举行了吸引几千人参加的大型营地集会；事后一位牧师回忆说，在集会上，任何区分都不存在，“无论是年龄、性别、肤色，或者是其他任何带有临时性质的区别；老人和年轻人，男人与女人，黑人与白人，都具有同等的特权随意按照神对他们的指点来表现他们所接受的灵光的启示。”

图 1867年2月2日《哈珀周刊》所描绘的一个黑人牧师。
尽管这幅雕版画制成于内战之后，但这种宗教仪式的情形与奴隶制时期是相同的。

尽管法律禁止奴隶们在没有白人在场的情况下聚会，但每个种植园内似乎都有一个黑人牧师。一般来说，牧师是一个“自我召唤的”（self-called）奴隶，他只受过有限的教育或者根本就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却拥有很好的演说能力，并对《圣经》了如指掌，这些条件使他成为奴隶社区里最受尊重的成员之一。在南部城市，奴隶们是在黑白共用的教堂里与白人牧师一起祈祷，奴隶们一般坐在教堂的后排或者是坐在教堂的楼台上。城市自由黑人建立了自己的教堂，有些时候，奴隶们也参加其中的教会活动。

对于主人来说，基督教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许多主人要求奴隶参加由白人牧师主持的宗教活动；白人牧师会在祈祷中提到偷窃是不道德的行为以及《圣经》要求仆人服从他们的主人之类的内容。一位奴隶后来回忆说，一名白人牧师在布道中告诉奴隶们“上帝是多么的贤明，把我们从黑暗和愚昧的非洲带到了这个国家，允许我们倾听福音的美妙声音”。当查尔斯·C. 琼斯（Charles C. Jones）在布道时提到上帝命令仆人要服从他们的主人、奴隶不应该逃跑时，有些奴隶起身离开了布道会。还有一名奴隶在布道结束时上前对他说：“［你的］教义是一面之词。”

自由的福音

奴隶们对他们接受的基督教进行了改造，将其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奴隶的宗教是由非洲传统和基督教信仰混合而成的，奴隶们通常在种植园里夜间举行的秘密集会上进行实践，他们的“赞美会”往往是充满了大声的呼叫、舞蹈以及时常发生在布道者与听众之间的感情洋溢的对话。一位前奴隶在回忆典型的奴隶秘密宗教集会时说，“过去在奴隶制的日子，我们通常在礼拜日的傍晚悄悄地溜进树林，来到沼泽地，在那里按照我们的方式唱歌和祈祷。我们祈祷自由之日的来临。”

圣经中的出埃及记讲述了上帝选择摩西，由他带领在埃及被奴役的犹太人进入到一个自由圣地（promised land）的故事，这个故事在黑人基督教传统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奴隶们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选民，最终将被上帝从奴役之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对奴隶们来说，耶稣基督代表了一种与他们相关的、真正关照受压迫者的救赎者形象。奴隶们在圣经中还发现了其他的英雄人物和象征，如克服了噩运从鲸鱼的腹中逃脱出来的约拿（Jonah）、战胜了比自己更为强大的歌利亚（Goliath）的大卫（David）以及从狮子窝里逃生的但以理（Daniel）等。在奴隶们眼中，基督教关于人类同胞情谊以及所有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教义正是对奴隶制的不可否认的定罪。

对自由的渴望

如果说他们的主人为了捍卫南部的“特殊体制”而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的话，奴隶文化则是建立在对奴役制度的非正义的批判和对自由的渴望之上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曾在美国革命时写道：“没有人愿意被说服去当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将亲奴隶制的论调称为是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人们“羞于记忆的”一种“浅薄无知的胡说八道”。无论奴隶制的卫道士和牧师如何捍卫奴隶制，黑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成果被那些生活在骄奢淫逸之中的种植园主们以非常不正义的方式剥夺了。“我们烤出了面包／他们却只把面包渣扔给我们”，一首奴隶歌曲这样唱道。

大多数奴隶深知他们不可能直接挑战奴隶制。他们传说故事中没有与保罗·布利安（Paul Bunyan）相对应的人物，这是白人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强大有力、具有传奇色彩的绿林好汉。奴隶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如兔兄（Brer Rabbit）的故事，通常赞美处于弱势的兔子如何机智地战胜了像熊和狐狸这样强大的对手，而不是直接地向对手挑战。奴隶们的宗教歌曲或灵歌倾诉着他们生活中的悲哀和辛酸（“我被训斥了，我被羞辱了”），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最终获得解放的信念（“我的主难道没有送来但以理吗？”）。当他们唱着“我注定要去到迦南圣地”的时候，奴隶们的意思不光是他们在死后将从尘世痛苦中得到解脱，而且也意味着他们要逃到北部，或者在上帝的时间长河中，亲眼见证砸碎奴隶制枷锁时刻的到来。

“自由，”一位黑人牧师在黑人获得解放之后宣称，“早在自由诞生之前就一直在黑人的心中熊熊燃烧。”一位最终逃到北部的逃奴回忆说，在奴隶居住的圈子里“对自由的渴望”是奴隶们谈话的“经常性的话题”。即便是最不开化的奴隶，所罗门·诺瑟普观察到，“也不会不注意到他们自己在生存环境上与最底层的白人之间的差别；他们不会不认识到，正是不公正的法律使他们主人掌握了权力，这种权力不仅分配他们劳动所创造的利润，而且还强迫他们接受任意的和无缘无故的惩罚而得不到任何申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