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六国，到21世纪美军突袭加拉加斯，国际秩序的本质从未真正超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本文以丛林法则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四个历史阶段：古代帝国扩张时期的兼并逻辑、近代殖民体系的暴力建构、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制度化困境、以及当代霸权护持下的“新丛林法则”形态。研究发现，国际制度、国际法与国际道义从未构成对强权政治的根本约束，而仅是权力格局的合法性包装。当规则与强国利益冲突时，规则被搁置、绕过或重写是历史常态。从战国纵横家以功利主义取代道义宣示，到美国将北约盟友降格为“提款机”，权力界定权利、实力决定地位的铁律在四千年中反复重演。
引言：文明的外衣与暴力的骨骼
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军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动军事打击，将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强行掳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宣称，美国将对委内瑞拉实施“管理”，直至完成所谓“安全过渡”，并重申“西半球是我们的半球，门罗主义很重要”。
这一事件震惊国际社会，不是因为强权侵略弱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而是因为它发生的时间：二战结束81年、联合国成立81年、《联合国宪章》确立主权平等原则81年。81年来，国际社会构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体系，通过了数以千计的国际公约，建立了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等司法机构。然而，当超级大国的总统决定动用武力时，这一切制度屏障都在一夜之间形同虚设。
更值得深思的是美国盟友的反应。那些曾经言之凿凿谴责俄罗斯“未受挑衅即侵略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和日本，面对美国的公然侵略行为却表现出“谨慎与迟疑”，甚至是“默许纵容”。这种集体虚伪撕下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伪善外衣，暴露出国际政治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所谓规则，不过是强国约束弱国的工具；当强国自身成为规则的破坏者时，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有效约束它。
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的本质，几千年来始终是丛林法则——一种“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国际制度、国际法、国际道义从未构成对强权政治的根本约束，它们只是权力格局的合法性包装，其约束效力与强国利益呈严格的正相关。当规则与利益冲突时，规则被搁置、绕过或重写，是历史常态，而非例外。
丛林法则的概念化：从自然隐喻到政治分析
“丛林法则”原是生物学领域的隐喻，指自然界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当这一隐喻被引入国际政治分析时，它指涉的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状态：国家间关系如同自然界，不受道德或法律的有效约束，实力是决定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尺度，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有研究者将丛林法则称为“前现代规则”，与“现代规则”（以国际法为核心）和“后现代规则”（以欧盟式的超国家治理为核心）相并列。这一分类法有其启发性，但它可能造成一种误解：仿佛人类社会已经逐步从丛林法则过渡到文明规则，丛林法则只是偶尔的“倒退”。本文的立场恰恰相反：所谓“现代规则”从未取代丛林法则，而只是在丛林法则之上覆盖了一层薄弱的制度外壳；当外壳与内核冲突时，外壳破裂是必然结局。欧盟式的“后现代规则”至今仅局限于西欧一隅，且正面临民族主义回潮的严峻挑战，远未成为全球普遍状态。
因此，本文使用的“丛林法则”不是指一种“前现代遗迹”，而是指国际政治的深层语法。国际法、联合国、多边协定是表层结构，丛林法则才是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在和平时期发挥作用，但深层结构从未被改变；一旦大国利益受到根本触动，表层结构便迅速崩解，深层结构即刻浮现。
国际社会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世界政府，不存在垄断暴力的中央权威。在这一状态下，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极不均衡，超级大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经济、技术优势，中小国家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权力的非对称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国际制度并非独立于权力结构的自足体系。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制度本身就是大国权力的制度化表达——它没有约束大国，而是将大国的特权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当规则与强国利益一致时，强国高调维护规则；当规则与强国利益冲突时，强国绕开、修改或重写规则。“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话语本身就具有高度模糊性，美国学者坦承，所谓“规则”并非普遍国际法，而是“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偏好的国际规则”，这正是强权政治赤裸裸的表达。
中小国家并非没有反抗意识，从战国时期的合纵到不结盟运动，弱国联合始终是国际政治的重要景观。然而，弱国联盟面临三重困境：集体行动困境——成员越多，利益协调成本越高，联盟越不稳定；相对收益困境——联盟收益分配不均，核心成员往往产生“搭便车”心理；霸权分化困境——霸权国可以通过双边化、差异化安排瓦解多边联盟。这三重困境导致弱国联合几乎从未实现其预期目标。
古代世界的丛林法则：帝国、城邦与战国
丛林法则并非现代社会的发明。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强权政治就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
公元前15世纪，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十七次远征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将埃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幼发拉底河。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征服近东，将反抗城市的居民尽数屠戮或迁徙。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国摧毁耶路撒冷，数万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以马其顿方阵横扫波斯帝国，从尼罗河一直打到印度河。
这就是丛林法则的古典形态：征服与兼并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失败者往往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际法？不存在。主权平等？闻所未闻。大国对小国的侵略受到什么约束？没有任何约束，除了另一个大国的制衡。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外交成为理解丛林法则的经典案例。
春秋前期，列国间的征伐基于‘诸夏一体’观念，尚保留着若干道义约束。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与楚军交战，拒绝趁楚军“半渡而击之”，认为这不符合传统交战规则，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因伤重而亡。面对国人指责，宋襄公辩解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然而他的大臣子鱼反驳道：“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子鱼的意思是：战争的目的是获胜，不是展示道德；如果拘泥于道德，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打仗。
子鱼与宋襄公的争论，象征着国际关系从道义范式向功利范式的转折。到战国时期，道义约束已荡然无存，贵族礼仪式的战争逐渐被冰冷的杀戮所取代。而到了战国时期战争形态更进一步，各国追求的不是争霸——争霸还需要维持追随者的忠诚——而是兼并：直接夺取土地、人口、资源。正如众多史学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战国时期，列国间的角逐不再是争霸，更不是正当性的宣示，而是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在外交领域，间或存在的正当性宣示也已彻底沦为攫取利益的手段，功利主义取得了全面主宰地位”。
合纵与连横，本质上是两种战略，同一个逻辑。合纵战略本质上是弱国制衡霸权国的集体行动尝试。合纵派精准地洞悉了秦国独大的根本趋势：山东六国虽各有得失，但唯有秦国国势持续增长，“占尽了各国的便宜”。合纵的逻辑在于：通过六国联合，形成足以与秦国抗衡的力量联盟，以权力制衡权力。
然而合纵联盟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结构性困境。齐国与秦国不接界，燕国与秦国不接界，它们参与反秦战争得不到领土收益，却要承担战争成本。连横派精准地利用了这一点，并向齐、燕等国阐述“远交近攻”的道理：反秦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将被与秦接界的韩、赵、魏、楚获得，远交国家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一分化策略极其成功。同时，连横派代表人物张仪又对心猿意马的楚国采取恫吓与利诱并用的手段，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成功瓦解了齐楚联盟。
合纵的失败不是因为合纵派和弱国君主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弱国联合的结构性困境是无法逾越的。只要霸权国拥有“分而治之”的能力，只要联盟成员的利益不完全重合，联盟的瓦解就只是时间问题。这正是丛林法则的核心机制：强者通过双边化、差异化安排瓦解多边联盟，以最小成本维持霸权秩序。
远交近攻：霸权扩张的标准操作程序。 范睢入秦后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将连横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他批评秦国此前的战略以齐、楚等强国为主要打击目标，劳师远征，所得土地难以保有。他主张：与远方的齐、楚维持和平，集中军事力量蚕食相邻的韩、赵、魏，每夺取一寸土地就真正控制一寸土地，积小胜为大胜。
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极大地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它揭示了霸权扩张的经典路径：不是四面出击、树敌过多，而是有选择地打击、有选择地安抚，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两千多年后，当美国在西半球推行门罗主义、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在亚太构建“岛链”封锁时，执行的依然是“远交近攻”的基本逻辑。霸权战略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技术手段和话语包装。
从威斯特伐利亚到雅尔塔：丛林法则的制度化包装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确立了主权国家原则。国际关系史教科书通常将这一年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点，认为主权平等原则为国际社会超越丛林法则奠定了基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平等与殖民扩张的悖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仅限于欧洲基督教国家之间相互承认主权。对于欧洲以外的世界，这一原则根本不适用。就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的同一世纪，欧洲列强正在加速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征服。西班牙在美洲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葡萄牙垄断着非洲奴隶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在印度洋建立商业帝国。
这是丛林法则的“双重标准”形态：在列强之间，可以有主权平等、外交豁免、条约义务；在列强与非西方世界之间，则是赤裸裸的征服与掠夺。国际法学家胡伯在1928年“帕尔马斯岛案”中提出的“主权意味着独立”的经典定义，从未被适用于美洲原住民、非洲酋长、印度土邦王公。所谓主权平等，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列强的俱乐部特权。
柏林会议：非洲的“纸上征服”。1884年至1885年，德国宰相俾斯麦在柏林召开会议，商讨非洲殖民地划分问题。参会的14个欧洲国家在会议厅内摊开地图，用铅笔画出边界，将整个非洲大陆瓜分殆尽。会议确立了“有效占领”原则——列强必须对宣称拥有的领土实施实际控制，才能获得国际承认。
这是丛林法则的制度化巅峰，欧洲列强甚至不需要在非洲战场上彻底击败当地政权——很多时候，他们只需要在柏林签署一份条约，就可以将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非洲人民的意愿？从未被问及。非洲政权的主权？从未被承认。国际法？国际法此刻扮演的角色是为殖民掠夺提供合法性论证。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率先工业革命积累的力量优势，对全球各地实行“降维打击”，“终将整个世界逐步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战利品分配机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瓜分战败国的殖民地。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被英、法、日、比等国接收，以“委任统治”的名义合法化。国联成立，宣称以集体安全取代强权政治。然而国联的结构性缺陷在于：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所有强制行动都必须依赖大国的自愿配合；而大国——特别是美国始终拒绝加入——恰恰是最不愿意接受约束的行为体。
国联对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无能为力，对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制裁形同虚设。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国联已名存实亡。丛林法则以最残酷的方式宣告了集体安全制度的破产。
雅尔塔体系：大国特权的制度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会晤，规划战后世界秩序。联合国的蓝图就此诞生。然而，联合国宪章的设计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强权政治的核心逻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任何实质性事项都必须获得五常一致同意。这意味着，联合国永远不可能对五大国中的任何一国实施制裁；意味着大国犯下的侵略行为将永远免于国际问责。
这是丛林法则的最高级形态：不是否定强权政治，而是将强权政治制度化、合法化、常态化。否决权不是对大国权力的约束，而是对大国特权的宪章级确认。1945年以来的国际秩序，不是权力政治让位于规则政治，而是权力政治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永久性的合法性外壳。
全球南方的抗争与制度化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不结盟运动，构成了对丛林法则的第一次全球性挑战。
万隆会议：被压迫者的觉醒。 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十项原则。
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一次以集体的、有组织的形式，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出挑战。万隆会议“标志着全球南方的觉醒”，反殖民主义者们“不仅要重塑国家，还要重塑世界”。
不结盟运动与77国集团：制度化的抗争。 1961年，不结盟运动在美苏冷战最激烈的时候成立。铁托、纳赛尔、尼赫鲁等第三世界领导人试图开创“第三条道路”，既不依附美国，也不依附苏联。与此同时，77国集团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框架内形成，致力于改变发达国家操纵世界贸易规则的现状。
这两个组织的声势曾十分浩大。它们拥有联合国大会的多数席位，定期通过决议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它们确信：一百多个国家的联合，足以对抗少数列强的垄断。
然而我们都知道，时至今日，我们这个世界的重大事务，仍然是几个大国在决定，这两个组织，已经越来越像两个嘴炮组织了……在2019年的不结盟运动巴库会议上，不少国家代表发言反对单边主义和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反对战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然后几个大国甚至都懒得表态。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由于分歧太严重，77国集团曾威胁集体退出。然后就……被无视了。
这一历史轨迹的悲剧性在于：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边缘化，并非因为组织运作不善，也不是因为领导力不足。它们的困境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在丛林法则的框架内，制度化的弱国联合从未改变权力分配的根本格局。决议不被执行，不是因为程序缺陷；威胁被无视，不是因为措辞不够强硬。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试图约束的恰恰是居于权力结构顶端的大国，而大国不接受任何约束。
从战国合纵到不结盟运动，两千多年过去了，弱国联合的结构性困境毫无改变。集体行动成本依然高昂，霸权分化手段依然有效，联盟瓦解依然是大概率事件。这是丛林法则最残酷的证明：规则无法约束强者，只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
当代丛林法则的精致形态：门罗主义归来与欧洲的“提款机化”
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南方运动展示了弱国联合的制度化困境，那么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国际政治则展示了丛林法则的全新形态——不是原始暴力的复辟，而是精致利己主义的常态化。
2026年1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将总统马杜罗掳走。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重申：“西半球是我们的半球，门罗主义很重要，很多美国总统忘记了它，我没有，我没有忘记”。
门罗主义诞生于1823年，其核心主张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所谓“美洲人”实指美国人。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对拉美国家实施了数十次军事干预：1898年美西战争夺取古巴、波多黎各；1903年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1915年占领海地；1965年入侵多米尼加；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入侵巴拿马并掳走总统诺列加。2026年的委内瑞拉行动，不过是这一漫长暴力史的最近一章。
然而此次行动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联合国成立81年之后，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已经运作20余年之后。这表明，所谓“文明对丛林的超越”从未真正实现；国际法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从未超出大国自愿接受的范围。
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对盟友的态度也在发生根本转变。特朗普公开表示“绝对需要格陵兰岛”，觊觎丹麦的自治领土。丹麦被迫将美国列为“潜在的安全风险”，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以自保。北约盟国、欧盟成员国、七十余年的跨大西洋伙伴——这些头衔在领土与资源欲望面前一文不值。当最亲密的盟友都需要提防来自“保护者”的掠夺时，国际互信的根基已然崩塌。
欧洲的投降：从伙伴到“提款机”。 如果说门罗主义的扩张展示了丛林法则在军事领域的肆无忌惮，那么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施压则展示了丛林法则在经济领域的精致形态。
2025年4月，美国出台所谓“解放日”关税方案，对欧盟商品征收10%至50%不等的惩罚性关税。这不是贸易谈判，这是有组织的经济勒索。特朗普政府的信息极其明确：要么交钱，要么迎接经济崩溃。
欧洲的回应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投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峰会上与特朗普达成协议：欧洲同意进口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接受600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承受惩罚性关税，却未换回任何实质性回报。协议签署现场，欧洲领导人“排着队签字”“笑容满面”。有评论者尖锐地指出：“这等条款若放在几百年前，足以引发战争。然而，欧洲谈判代表却在高尔夫球场上宣称‘取得胜利’，理由是‘特朗普本可能提出更苛刻的条件’”，这是多么滑稽的现实啊。
21世纪欧洲正在从世界政治的次级中心，降格为美国的“专属提款机”。最讽刺的是，欧洲领导人曾在几乎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内政事务指手画脚，以“民主价值观老师爷”自居。而当自己的主权被系统性侵蚀时，他们选择了沉默与谄媚。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安全政策”暴露了欧洲国际行为准则的核心逻辑：谴责弱国是安全的，因为弱国无力报复；对抗强国是危险的，因为后果难以承受。这恰恰是丛林法则最深刻的心理烙印。问题是，中国不是弱国，面对欧盟的经贸进攻，中国多次实行精准反击。2025年底到2026年初，欧盟及五眼联盟数位国家领导者相继访华洽谈，再次印证了两千年前战国纵横派对国家秩序本质的精准把握。
相较于欧盟面对美国关税大棒的投降举措，同一时期中国的反应，为丛林法则提供了另一种注解。
当特朗普升级关税威胁时，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立刻屈服，也没有像欧洲那样虚张声势后匆忙投降。中国采取了“精准点穴”的反制：限制稀土出口。这一措施立即对西方制造业供应链造成冲击，同时又避免了迫使华盛顿采取全面对抗的升级风险。随后出台的稀土出口许可制度，既维持了足够的供应链稳定以避免全球经济崩盘，又保留了充分的不确定性以掌握战略杠杆。
中国的策略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中国比欧洲更受国际法的保护，也不是因为中国的道义立场更为高尚。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拥有欧洲不具备的实力筹码。稀土供应链的脆弱性是美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短板。中国说不，是因为中国有能力让自己的拒绝给对手造成实质痛苦。欧洲不敢说同样的话，是因为欧洲知道自己的拒绝可以被美国无视。
这是丛林法则最简洁的证明：权力只能被权力制衡，实力只能被实力回应。当欧洲官员抱怨中国“利用出口限制进行胁迫”时，他们完全无法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他们一边指责中国，一边向中国的出口限制屈服；他们一边幻想对美屈服能换来尊重，一边亲历着屈服只招致更多的轻蔑。
规则的真相：权力的话语包装
行文至此，有必要直面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国际秩序的本质始终是丛林法则，那么国际法、联合国、多边协定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它们是真实的制度进步，还是虚幻的意识形态？
“基于规则”的话语陷阱。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来频繁使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表述。这一表述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不说“基于国际法”，而说“基于规则”。为什么？
相比国际法，美国刻意使用‘基于规则’这种意涵并不明晰的话语，解释的模糊性恰恰符合美国的工具性需要。所谓“规则”，并非普遍认可的国际法，而是“特指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偏好的国际规则”。美国可以随时根据形势变化重新定义规则，可以“合则用，不合则弃”。这套话语的本质是“霸权秩序观”——用少数国家的“帮规”取代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评价一针见血：西方国家主张“以西方为中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国际法的替代品”，其目的是“绕过国际法、取代国际法”。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也承认，美国违反国际法的种种行为，对其宣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国际法的结构性软弱。 这并不是说国际法毫无价值。国际法为中小国家提供了道义辩论的平台，为跨国合作提供了技术框架，为外交沟通提供了共同语言。没有国际法，世界将更加混乱。
然而，国际法的结构性软弱同样不容否认。国际法院没有强制执行判决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取决于五大国的一致意愿，国际刑事法院对大国公民的管辖权形同虚设。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协作的法律”，而不是“讲究主从关系的法律”。它依赖国家的自愿遵守，无法强制执行。
这就意味着：当大国决定不遵守国际法时，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强制它遵守。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国际法被践踏，联合国被架空，然后呢？然后没有任何实质性后果。美国没有因为违反国际法而失去安理会否决权，没有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受到制裁。相反，那些敢于公开谴责美国的国家，却承受了外交与经济的压力。
这是丛林法则的终极检验标准：不是看和平时期有多少国家遵守规则，而是看冲突时期违反规则的行为是否受到有效制裁。用这一标准衡量，当代国际秩序从未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权力本质。
结论：从丛林到丛林，四千年未竟的超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合纵失败了，连横成功了。强者吞并弱者，霸权压倒制衡。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不断告诫我们，失败者亡国灭种，胜利者建立帝国。
公元2026年，美军掳走委内瑞拉总统，丹麦提防美国觊觎格陵兰，欧盟接受自己“提款机”的新角色。合纵的古老梦想依然回荡在不结盟运动的废墟上，连横的冷酷逻辑依然主宰着大国的战略算计。胜利者高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失败者沉默、屈服，或在绝望中挣扎。
两千两百年，人类在技术领域取得了从青铜器到人工智能的飞跃，在国际关系领域却仿佛原地踏步。权力的非对称分配没有改变，规则对强者的约束力没有改变，弱国联合的结构性困境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话语包装：从前是“天命所归”“传播文明”，今天是“基于规则”“维护秩序”。不变的是底层逻辑：实力界定权利，强者支配弱者。
这不是悲观主义的哀叹，而是对历史经验的忠实记录。承认丛林法则的现实性，不等于认同它的正当性。恰恰相反，只有正视权力运作的真实逻辑，才有可能探索超越它的现实路径。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承认强权政治现实的同时，试图注入新的规范要素。
然而，从战国合纵到不结盟运动，两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规范的力量从来不是自足的。它的生长需要权力的支撑，它的内化需要利益的耦合。改变国际秩序不公的真正路径，不是向强者诉求规则约束——那恰恰是将希望寄托于试图约束的对象——而是从根本上增强自身综合国力，实现发展振兴。权力只能被权力制衡，实力只能被实力回应。这或许是从战国纵横家到当代国际政治的千年历史中，最沉痛也最清醒的结论。
国际秩序的本质是丛林法则。四千年如此，当下依然。人类是否终将走出这片丛林，答案尚未可知。但在走出丛林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仍然身在丛林。
参考文献
[1] 王鹏. 特朗普政府的“丛林法则”已从“后院”扩展到北约[N]. 凤凰网，2026-01-05.
[2] 刘涛. 中国崛起策八：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EB/OL]. 钢之家论坛，2009-05-30.
[3] 新华每日电讯. 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的历史逻辑——写在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之际[N]. 2025-04-21.
[4] 塞巴斯蒂安·康丁. 欧洲接受了自己的新角色：美国专属提款机[N]. 凤凰网，2025-08-01.
[5] 王磊. “基于规则”是美西方的话语陷阱[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12-01.
[6]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于权利的国际关系理论再建构[J]. 2026.
[7] 田士臣. “美帝”掳走马杜罗，世界是否陷入礼崩乐坏的丛林法则时代？[N]. 腾讯新闻，2026-01-03.
[8] 人民论坛网.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战略与外交技巧[EB/OL]. 2019-07-23.
[9] 中国日报网. 现代国际经贸，容不下“丛林法则”[N]. 2025-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