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世界秩序由此迈入帝国主义时期。在此背景之下，以英、法、俄为代表的老牌殖民国家和以美、德、日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为了夺取更多的生产资料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国际局势日趋紧张。
在欧洲，法国和德国因普法战争结下深重血仇，奥匈和沙俄则围绕巴尔干利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意大利则因北非突尼斯问题与法国对立起来；在亚洲，英俄两国在中亚、西亚等地展开了地缘大博弈，日俄两国则围绕远东势力范围撕扯不休，美国更是为了抹平扩张进程落后的劣势而强烈推动“门户开放”政策。这一系列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中，最先被点燃的地方在东亚，从1904年到1905年日本和沙俄之间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秩序的战争。日俄战争加速了世界秩序的演变，并且极大的影响了东亚、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局势的演变。本文，就让我们以“日俄战争”为轴，详细阐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秩序演变的逻辑脉络。
一、战争前夕的世界局势
1、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日趋强盛
自1868年推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政治上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以国家力量带动近代化产业升级的“殖产兴业”战略、社会层面则倡导“文明开化”，并大力发展军事力量，逐渐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到了甲午战争时，日本不仅通过“废藩置县”等措施结束了长期以来封建割据的局面，同时也通过教育和引进先进西方技术，提高了国民整体知识水平，为后来的帝国战争储备了大量现代化人才。甲午战争时，战舰先进的日本海军虽然遭到北洋水师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其陆军却长驱直入，从鸭绿江攻防战、旅顺攻防战到营口攻防战，清朝的老旧八旗和地方兵卒一触即溃，日军兵锋直指奉天、北京。
马关议和之后，清朝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还增开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要知道，战前和战时为了筹集军费，日本央行面向民间发行了大量短期国债，如此丰厚的战争红利，极大的刺激了日本进一步对外侵略的野心。然而，清日之间刚刚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几天之后便遭到以沙俄为首的俄、法、德三国干涉，迫使日本以清廷赎买的方式归还辽东半岛。当年，沙俄刚刚与英国完成了围绕中亚阿富汗地区的划界，因此得以腾出手来专注于东亚方向的扩张。然而西伯利亚大铁路于1891年刚刚开始建设，俄国对远东事务力有不逮，因此急切希望极具战略价值的辽东半岛不冻港，故而对日本的扩张行为多有阻挠。日俄两国在东亚的利益冲突，为后来日俄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2、甲午战争后，传统东亚秩序崩溃
相较于日本明治维新，清朝洋务运动还要早上7年。然而，这两场著名的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目标差异。明治维新为了富国强兵进行了全社会制度层面的系统化改革，而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清廷的统治、确保清朝制度不受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最终，清朝陆军方面落后的旧式军队完全无力抵挡日本新军的侵袭，海军方面则形成了北洋水师一支舰队对抗日本全国联合舰队的局面。纵然当时清朝的经济实力远超日本，却因冗余耗费的官僚体系、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致使海军军费远低于日本。
甲午战败以后，清朝朝贡体系完全崩溃，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东亚秩序遭受重创。日本取代了清朝，成为东亚乃至于亚洲最为强大的国家。要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凭借洋务运动，国力取得一定提升。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朝先后粉碎过日本和法国的侵袭，虽致使法国获得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却也令西方列国不容小觑。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将清朝的虚弱彻底暴露在列强的眼皮底下，英国更是自此将东亚外交的重心从清朝转移到了日本身上。
对于沙俄而言，清朝的虚弱显然有利于自己在东亚方向的扩张。为此，沙俄于1896年以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诱骗清廷签下《中俄密约》，攫取了包括东三省铁路修筑和经营权、战时港口使用权在内的诸多利益。清廷的软弱和短视，招致德、英、法、日等列强蜂拥而上，争做清朝的债主、抢夺陆权和矿区开采权、谋求投资建厂优惠待遇等，掀起了一次帝国主义瓜分狂潮。
3、俾斯麦离职后，欧洲秩序崩塌
甲午战争前夕，法俄两国结成秘密军事同盟，极大了冲击了欧洲的地缘格局。原来，自从德意志第二帝国于1871年成立以来，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纵横捭阖之下，欧洲形成了先后以“三皇同盟”、“德奥同盟”、“地中海协定”、“再保险条约”等一系列盟约为基础的“五球不落”格局。凭借这一系列盟约，德国人巧妙的利用奥匈和英国的压力拉拢住沙俄，再通过强化与沙俄和意大利的政治联系，在欧洲彻底孤立血仇法国。只是“五球不落”的外交戏码存在许多战略意图矛盾冲突的地方，操作难度极大。因此当俾斯麦于1890年被迫辞去宰相职务以后，德国也随之抛弃了与沙俄《再保险条约》的续签，并且强化了德奥同盟。
由于遭受德国威廉二世新政府的疏离，沙俄与同样遭受孤立的法国签署秘密军事同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不过到了甲午战争末期，眼见日本即将打败清军，德国同样产生了染指东亚的兴趣。为了换取俄国对其在欧洲和东亚事务上的支持，威廉二世开始尝试配合俄国“干涉还辽”。至于法国，为了配合秘密盟友俄国，更出于觊觎台湾、打压日本的目的，同样决定支持与两国一起干涉“辽东条款”。此后，在日俄矛盾愈发突显之际，德国继续秉承“欧洲反对法国、东亚支持俄国”的外交政策。作为盟国的法国却为了消弭来自于德国的军事威胁，极力劝阻沙皇不要在东亚过度扩张。
4、英俄大博弈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其实，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之前，俄国与德国也曾尝试拉拢英国一道。但是对于当时仍处于经济强势地位的英国来说，马关条约规定清朝开放更多港口的条款，显然对自己更加有利。加之在英国眼中，战胜的日本已经取代了清朝成为遏制俄国向南扩张的存在，所以最后关头拒绝加入“干涉集团”。当然，在日本寻求英美支持以抵消“三国干涉还辽”压力的时候，英国处于“大陆均势政策”考虑、美国出于“离岸平衡政策”考虑，也予以了回绝。
事实上，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维也纳体系确立以后，世界霸主英国就已经与“欧洲宪兵”沙俄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博弈。人们常说，自从1805年英国在特拉法加海战击败法国舰队，并彻底攫取世界海上霸权以来，全球便开始进入了百余年的“不列颠治世”时期。然而，作为雄踞亚欧大陆腹地辽阔领土的沙皇俄国，却始终是英国最为凶险的战略敌人。受此影响，大英帝国甚至一度加入由俾斯麦牵线的《地中海协定》以针对俄国，并与德意奥三国同盟保持着十分暧昧的关系。在此背景上，英国在中东扶持奥斯曼土耳其、在东亚支持清朝洋务运动，皆为牵制俄国人的力量。甲午战争以后，英国转向支持日本，并最终于1902年签订《英日同盟》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此时的美国，正在经历从陆上西进运动过渡到“海上西进运动”的关键时刻。正当其他列强掀起针对清朝的瓜分狂潮、划分势力范围之时，美国也通过针对西班牙的战争（1898年）取得了对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等地的控制权。美西战争结束以后，美国著名“海权论”军事家马汉在1899年召开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明确了美国争夺清朝市场的计划。当年9月，美国政府正式向英、俄等六方列强提出所谓“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并率先取得了经济实力占据优势的英国人的支持。美国的“海上西进运动”，直接封堵住了日本东进和南下的通道，但在日俄之间却依然站队相对处于弱势的日方，并支持其北上与俄国争利。
二、战争期间的世界局势
1、日本方面的表现
1904年，伴随着日本与沙俄围绕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控制权斗争的趋于激烈，双方大战不可避免。当时日本在政治上，作为著名亲俄派的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察觉出俄国吞并中国东北拒不撤兵以后，转而要求军方做好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准备。外交上，日本着重巩固英日同盟，加强了与英国在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的合作。军事上，以东乡平八郎、秋山真之等人为代表的优秀指挥官，和膨胀到120艘军舰和辅助作战舰艇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就摩拳擦掌了。
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海军率先击败了俄国弱小的太平洋舰队，并在接下来的战事中以逸待劳的等候俄国远征舰队的来临。作为俄国舰队前往远东基地的两条航线，不论是轻津海峡还是对马海峡都早已被日本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部署了大量战舰和水雷。加之日本海军师承英国的单纵抢横位战术（利用战舰机动优势，以两侧轻快火炮进行密集打击），配合鱼雷艇的鱼雷打击，最终在疲惫的俄国远征舰队出现变阵失误之后，在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清俄之间曾于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但很显然这是沙俄用来掩盖其侵略扩张的工具。1900年，俄国人在东北先后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彻底激发了国内民众的反俄情绪。与此同时，维新开明派遗风尚存的明治政府却在甲午战争之后，转而大力缓和与清朝的关系、支持新政。这些原因，导致虚弱的清廷在日俄战争爆发以后，以中立姿态宣布将东北划归日俄两国的交战区。不过，面对沙俄推动“黄俄罗斯”的暴行，东北军民依旧采取了抗击沙俄入侵的行动，牵制了俄国部分兵力。另外，1902年发生在俄国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同样导致国际犹太财阀对日本的支持。
2、沙俄方面的表现
由于俄国海军主要分为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三支舰队，为了应付东亚危局，俄国不得不从欧洲抽调战舰远征日本。奈何由于俄国上层过于轻视日本，军队腐败又异常严重，俄国远征舰队受制于过长的补给线，在抵达战场之时已经显得疲惫不堪了。同时，由于对日本的轻视，沙俄不论在外交上还是情报上做的工作都不到位，这致使电码破译方面占据上风的俄军反而行踪泄露、屡屡陷入被动局面。
当时的欧洲列强，慑于“英日同盟”而未敢参战。英国却凭借“日不落帝国”的地理优势，封锁俄国黑海舰队，并在沙俄波罗的海舰队远征亚太的过程中处处拆台使绊，甚至以“护航”的名义窃取俄军情报，并给予日本大量融资支持。与之相比，俄国的盟友法国不仅未能提供充足的支持，反而对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远东的行为十分不满。加之当时沙俄内部存在波兰民族起义、底层农奴暴动等多重问题，同样牵制住了沙俄对本国力量的整合。最终，俄国不论在海上还是陆地皆遭受重创，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而告终。
三、战争之后的世界局势
1、沙俄全面战略收缩，促成欧洲两大阵营形成
战争结束以后，沙皇俄国元气大伤，不得不在整个亚欧大陆进行战略收缩。正因如此，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出现缓和。恰逢此时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英德海军竞赛愈演愈烈，双方围绕殖民体系的矛盾也愈发凸显，英德矛盾逐渐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矛盾。受此影响，英国一方面疏远了与三国同盟之间关系，另一方面和俄国于1907年签订了英俄条约。加上1904年英法协约（又称“挚诚协定”）和1892年法俄同盟，三国协约阵营至此确立。
作为长期奉行“光荣孤立”政策的世界霸主，英国开始采取结盟政策是有原因的。不论是“三国干涉还辽”还是1899年的布尔战争，英国都迫切感受到了外交孤立的危机。正因如此，组建“英日同盟”和加入协约国阵营，也就势在必行了。另一方面，作为三国同盟的核心成员，德国在日俄战争以后彻底放弃了对俄国的拉拢，转而谋求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力。英俄条约签署以后，德国进一步巩固了三国同盟，尤其是德奥同盟在本国的外交中心位置。欧洲两大阵营由此成立，并将在一战中爆发出惨烈的能力。
2、美国介入域外事务，日本激进主义抬头
俄国的全面战略收缩，同样影响到了亚太地区的格局。虽然战争期间，美国与英国一道对日本提供了大力支持，但是多是以融资为代表的有偿行为。战后美国主持召开调解会议，并在会议上偏袒于处于弱势的俄国，强迫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此事，是美国自提出门罗主义以来，首次实质性介入域外事务，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甚至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对俄作战的军费开销极大，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为此明治政府不得不屡次增加苛捐杂税，并4次向英美借款。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国债总额暴涨了3倍，军队死伤惨重，这一切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日俄议和期间，俄国外交官的表现灵活、底气十足，日本外交团队却显得十分迟钝、僵化。当《朴茨茅斯条约》的详细内容传回日本以后，未能享受“战争红利”，却要饱受经济萧条与粮食价格上涨疾苦的岛国百姓频频发起反媾和运动。和约订立当天，更是以日比谷公园为核心，整个东京都爆发了大骚动。
伴随着反媾和运动而来的，是日本国内日益弥漫的反美情绪。同时，受制于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早已残留在日本宪政肌体中的封建余毒彻底爆发，并在一战之后迅速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
综上所述，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全球局势处于激烈的演变中。甲午战争不仅冲击了传统东亚秩序，暴露了晚清的虚弱，从而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同时也极大的刺激了日本谋求“战争红利”的欲望。此后，各怀鬼胎的法、德、俄三国处于各自考量强迫日本以赎买方式归还辽东。感到独木难支的日本，与布尔战争中同样遭受外交孤立的英国迅速走进，并组建英日同盟，意图联手削弱沙俄的影响力。日俄战争期间，英国和美国给予了日本大力支持，法国和德国却没有实力帮助俄国。
沙俄惨败以后，德国随之抛弃拉拢俄国的政策，英国则在俄国战略收缩以后结束了英俄大博弈、签订了两国条约。与此同时，美国趁机实质性介入美洲域外事务，意图扩大影响力。日本则因战争拖累和未能取得预期“战争红利”而趋于激进化，并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矛盾日益凸显。可以说，日俄战争的余波直接撬动了全球地缘格局的加速演变，并对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