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大陆及北非地区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文明活跃区域，其中位于北纬30°附近的大河流域很早就诞生了文明的踪迹，并逐渐形成了爱琴海文明、两河-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四个文明中心。然而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人类文明被周围的游牧族群包围着，就像世界版图上的一个个孤岛，在数千年的岁月也仅仅外延了一小部分区域，直至轴心时代的来临。

      所谓“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著作《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用来概括从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之间亚欧大陆各个文明几乎同时涌现出众多伟大思想家的历史阶段。诸如华夏文明的孔子、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等等，均诞生于这段时期。这些不分地域、类别的思想巨擘们共同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高峰，历经时空轮蚀、弥久愈浓，从而左右了后世人类的整体精神历程。那么轴心时代的文明古国们是如何摆脱文明孤岛状态，并产生文化外溢效应，从而推动了整个人类历史前进的呢？

困境：文明核心区的富庶与争霸

      经历了数千年的农耕或海洋商贸发展之后，从爱琴海沿岸到华夏大地、从尼罗河三角洲到恒河谷地，一系列以城邦定居形态为特征的文明体系趋于完备。为了争夺富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亚北非地区先后出现了赫梯（小亚细亚东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巴比伦（两河中下游流域）、亚述（亚美尼亚高原南侧山麓）、米底（伊朗高原西北部）以及波斯（伊朗高原西南部）等众多强邦，其中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分别于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统一了这片区域。然而由于西亚北非地区并没有一处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地缘板块，所以无论是亚述还是波斯的帝国疆域内都面临长期不稳定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一步的对外扩张。

      公元前553年居鲁士二世建立了波斯帝国，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波斯相继攻灭米底、埃兰、吕底亚、新巴比伦、埃及和色雷斯，于大流士一世时期达到了鼎盛，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自诩为“万王之王”的波斯君主显然难以容忍毗邻的希腊半岛游离于帝国秩序之外，更罔论雅典希腊本土城邦还曾策动并出兵支援小亚细亚西侧的爱奥尼亚叛乱。为了征服希腊城邦，波斯帝国前后发起三次远征（前492年、前490年、前480年），皆遭失败。波斯的失败源于补给线过长、内部不稳和海军力量薄弱等因素，不得不退居幕后参与希腊城邦间的内部争霸。随后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和科林斯等希腊强邦之间围绕各自利益先后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和科林斯战争（前395-前387），严重损耗了希腊城邦的整体实力。

      恰在波希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华夏文明也逐渐从春秋时期步入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前403年，三家被周天子正式承认。就如同科林斯战争以后的希腊城邦中由底比斯一家独大一样，战国初期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后一跃成为中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由吴起率领的魏武卒几乎所向披靡。然而位于中原腹地的魏国，一旦向外扩张，势必引起周边各国的反弹。后来齐国通过齐威王邹忌改革强大起来，并任命孙兵统领齐军在马陵之战和桂陵之战中击败了魏武卒，从此魏国一蹶不振。

枢纽：文明边缘区的崛起

      马陵之战（前341）后，魏国由强转弱，逐渐丧失了霸主地位。三年之后，即前338年，底比斯和雅典的联军在喀罗尼亚大战中惨败于马其顿，从此开启了马其顿称霸希腊的进程。马其顿的强盛始于腓力二世即位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政策，此后汲取于波斯骑兵和底比斯重步兵的马其顿方阵（长矛轻步兵配合侧翼重甲骑兵）一跃而起，几近于无敌。腓力二世改革始于公元前359年，这与战国中期的列国变法风潮在同一时期，除了前文提及的齐威王改革（前356年）以外，韩国申不害变法（前355年）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前356、前350两次）也先后展开。不过，就如同马其顿在希腊文明空间中具备边缘优势一样，战国时期的华夏列国最终以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从而促使其从西垂诸侯一跃成为中原强邦。

      秦国和马其顿一样，位于文明核心区域与外部族群的交汇地带，天然具备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军事和经济的枢纽作用，守旧势力相对较弱，这些都有利于革新政策的颁布和执行。事实上，正当马其顿王国称霸希腊半岛之时，另一个爱琴文明的边缘区域，即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的罗马也在悄然生变。此时距离“十二铜表法”（前451）的颁布已过百年，罗马人通过不断吸纳希腊本土和南方希腊人殖民城邦的文化，逐渐发展出一股势力足以与贵族匹敌的平民阶层。公元前367年，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担任罗马平民保民官，并提出了涉及土地、债务和政权的一系列新法案，史称《李锡尼法》（又称《绥克斯图法》），成为平民反对贵族的转折点，这对罗马共和国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碰撞：文明活跃区的扩张

      随着早期人类文明区域的不断外溢，城邦定居社会与游牧流动族群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从公元前334年到前32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二世率领希腊联军东征，在十年时间里吞并波斯帝国全境、饮马中亚阿姆河流域，并入侵古印度，遏制了难陀王朝的扩张势头。难陀王朝发源于恒河中游的摩羯陀地区，是当时古印度文明的中心，亚历山大的征伐行动直接促使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的亲密接触。虽然亚历山大东征只维持了十年时间，并且在他于公元前323年驾崩以后，马其顿帝国就陷入了继业者战争的混乱之中，但随后在西亚和整个环地中海地区都掀起了一股持续200年之久的希腊化时代，影响最远波及至西域和南亚地区。

      从马其顿崛起、亚历山大东征到继业者战争的这段时间里，罗马通过三次萨姆尼特战争和拉丁战争基本征服了亚平宁半岛中部，并开始向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扩张。此时的罗马基本稳定了北方来自高卢的祸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对南部地中海的经略。意图拥有地缘优势、争夺战略高地的绝不仅仅只有罗马，正处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和赵国同样如此，前者于公元前318年灭掉巴蜀，后者则在前307年推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这也为后来秦赵争霸埋下了伏笔。此后秦、赵两国与邻近游牧族群的冲突也日趋加剧，公元前272年秦国兼并了草原义渠等部，赵国也相继攻灭了林胡、楼烦等部落。另外秦灭巴蜀之后，凭借蜀中长江上游的地利优势对楚国咄咄逼人，迫使楚人也有了新一轮的东西，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被派出经略云贵高原，建立了滇国。随着秦、赵、楚的对外扩张，华夏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

      总之随着人类文明轴心时代逐渐步入尾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都出现了深刻变化，这直接引发了一轮轮改革变法运动的出现。不论是希腊化地区、罗马还是中原列国都进入了对外碰撞加剧、文明活跃范围扩大的新阶段，南亚地区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局。当年亚历山大从印度撤兵之后，凭借希腊文化的影响，旁遮普地区残存了众多希腊-印度邦国。不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新变化，难陀王朝日渐衰落，并被从摩羯陀地区诞生的新势力于前324年取代，孔雀王朝由此诞生。从雅利安人入侵到吠陀时代晚期，以种姓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婆罗门教始终是印度文明的底色，然而由于残酷的种姓压迫、希腊人入侵以及沙门思潮的影响，孔雀王朝开始采用佛教为国家哲学，并积极向外传播，中亚、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山麓都深受影响。

      综上所述，早期人类文明主要以农耕或商贸类型的城邦定居社会，它们零散分布于世界各处，被广阔的游牧流动族群包围，相互之间的交流很少。然而在维持了数千年的文明孤岛状态后，包括古希腊、古印度和华夏等文明几乎同时步入了经济飞跃（铁器等技术革新）、思想哲学迸发的轴心时代，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璀璨文化。在这些文明期间中，其核心区域的邦国往往因为领地富庶、强敌环伺而面临地缘困境，反倒是位于文明边缘区域的势力得以凭借交通枢纽、战略方向单一、守旧势力薄弱等地缘优势把握住崛起的机遇。最终，以秦国、马其顿、罗马和摩羯陀为代表的边缘势力先后崛起，并成为各自文明外溢的急先锋。
      伴随着文明活跃区域的不断扩大，承袭自不同轴心文明的古代四大帝国相继出现。罗马（希腊古风民主共和）、秦汉（华夏耕战体系）、安息（希腊-波斯文化）和贵霜（月氏、婆罗门、祆教、佛教等）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彻底摆脱了文明孤岛状态，并迎来了丝绸之路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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