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追究这个问题的根源，我们可以从千年前匈奴老上单于的那句名言开始刨析。当年匈奴崛起之雄主冒顿单于死后，其子老上单于继承大统。老上单于在其父亲基础上带领匈奴继续前行，他在位期间攻打月氏，诛杀月氏王并逼迫其部族远遁西去。公元前166年，他甚至率领握弦之士14万人直抵彭阳，先锋哨兵甚至已经逼近长安。不过在汉文帝的反击下，匈奴最终北逃回塞外。
儒家不同于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它并不是一种以个人心灵作为载体的宗教教义，而是指一整套人际关系、社会结构。成为儒家人并非简单的皈依某位神明，而是尊崇“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规定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的规则。因此尊崇儒家的汉人必定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组织和邻里社区的，而要保证这些社会组织的长期稳固的存在，必定是建立在农耕定居的前提条件下。
纵观古代世界历史，我们从未寻得一例同中国相同的中央集权大帝国政权。在古代世界的其他角落中，要么就如同罗马、安息一般是大家族与王族联盟或各地军阀集团联合执政的模式，要么就是古埃及或新巴比伦这样虽然实现了中央集权却地域狭小的国家。罗马王政时期确曾中央集权，但当版图扩大之后为了更好的统治便转化为元老院体制了，而后进一步扩张引发马略的军制改革，募兵制下军阀集团割据的现象开始出现，甚至到了后期军人废立皇帝变成了家常便饭。
那么为何中原王朝为出现大一统中央集权，并会产生极大的财政压力呢？这其实和官僚体系有关，儒家思想下的中原政权，统治逻辑同草原政权差异极大，中原政权是通过税收作为充盈国库的主要手段。收税是需要一整套官僚体系的，而任命官僚是需要大量钱财成本来支付俸禄的。
没有中央财政和官僚体系的草原秉承的另外一套统治逻辑，那就是熟人关系网来进行管理。然而人对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根据英国人类学家邓巴的猜想，150人大约是一个正常人维系密切关系的上限。虽然这个数值对于每个人可能会有出入，也不会相差太远。这就意味着草原部落群体的规模无法过大，因为一旦超出某个临界点，游牧部落就会因为首领控制力的削弱而出现分裂。不仅如此，因为草原游牧社会和中原农耕社会面临的生存条件不同，两者的政权首领继承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别。
当然，利用熟人关系来统治部落的模式虽会造成草原地区分裂为众多小部落，但每当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压力传导到游牧部落身上的时候，草原部落便会聚集成为一个巨大的联盟式帝国。匈奴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存在，却不能在秦赵两国身上讨好，但当大秦帝国北击匈奴收复河套之后，匈奴反而崛起并在汉初造成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同样的戏码也出现在西晋时期的鲜卑和唐朝时期的突厥。
虽然如此，但汉唐元清却依旧做到了时间长短不一的同时统治长城内外，这是为何呢？原来汉唐两代均采取了都护府驻军模式，利用都护府配合朝廷中枢进行双轨统治，元清两朝同样如此，这两个朝代虽设立都城在中原，但在草原故土依旧长时间保持原有中枢系统。
原来，后金崛起于东北游牧农耕混合交界地带，自入关以后便逐步采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所以能够确保对中原的有效控制。然而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基石，清廷始终以源于游牧部落联盟习俗的八旗军制作为国本，到清中期开始就迅速衰落下去了。只是此时世界格局早已大变，英国为了对抗沙俄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扶持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为摇摇欲坠的清朝又续命半个多世纪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