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新疆其实有一个重大贡献官方出于民族团结考虑，一直没有点明。
那就是左宗棠带着湘军收复新疆使清末的汉人在新疆取代了原本满族的政治地位（后来统治新疆的政治高层基本都是汉人），为国家主体民族的汉族通过后续开放的移民屯垦在新疆扎下根来扫清了政治障碍，而不是像之前的“满协军”一样被圈禁在汉城里当成即用又防毫无本地根基的“悬浮民族”。也为后续打破之前清廷制造的回（维）汉畛域搞民族融合提供了现实基础。
虽然在乾隆朝，新疆就纳入了中国版图，但由于清廷“小族凌大国”式的统治思维导致在民族政策上始终执行着民族隔离的基本政治模式。这种隔离政策并非偶然性的松懈，而是为确保以满族为核心的统治秩序而精心设计的系统性工程。分城而治： 清政府在南疆核心地区专建“汉城”，满汉官吏、驻军及汉民圈囿其中；原有维吾尔居住区则成为“回城”。两城之间如同楚河汉界，“人员不得随意往来”，甚至连贸易都被严格限制在指定的“买卖街”。流动管控： 汉民迁居被严控，仅允许单身男子短暂流动，杜绝了汉人扎根新疆、形成稳定社区的可能；维吾尔居民外出经商则需“路票”，否则“从严治罪”。
清朝前期的既定国策，在新疆刻意构筑汉人与维吾尔人（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称为“回部”）之间的森严壁垒。这段尘封的历史细节，与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移风易俗，形成鲜明对比，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位“晚清脊梁”远见卓识，在推动中华民族融合与国家整合上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清朝隔离：人为构筑的“回汉之篱”
清朝对新疆的统治，充满精密的算计与控制。民族隔离是其根本政治逻辑。这种隔离并非偶然松懈，而是为确保以满族为核心的统治秩序而精心设计的系统性工程。
分城而治： 清政府在南疆核心地区专建“汉城”，满汉官吏、驻军及汉民圈囿其中；原有维吾尔居住区则成为“回城”。两城之间如同楚河汉界，“人员不得随意往来”，甚至连贸易都被严格限制在指定的“买卖街”。
流动管控： 汉民迁居被严控，仅允许单身男子短暂流动，杜绝了汉人扎根新疆、形成稳定社区的可能；维吾尔居民外出经商则需“路票”，否则“从严治罪”。
经济阻隔： 发行仅限维吾尔社会使用的“普尔钱”，硬生生在货币体系上划开一道鸿沟。
文化隔绝： 最令人警醒的，是法律明令禁止回汉通婚，并竭力阻断文化沟通——严禁维吾族人学习汉语文，甚至禁止驻疆满蒙官员及汉人学习当地语言。连阿奇木伯克的官印上也只有维、满、蒙文，独缺汉文；朝觐路线也要特意避开汉区。
清朝采取这种民族隔离政策的目的，在日本人写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中明确指出，这是“为满洲的自立而对汉人所起的伏兵作用”，即在汉人反抗清廷统治时，可以动员维吾尔人来镇压汉人。
林恩显在《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中也指出，清政府担心回、汉联合反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切断回、汉之间的联系。“其立国之策重在民族隔离，特别要分离汉族与其他边疆民族间的往来，以避免被统治民族团结反抗清廷”。
这一切举措的核心，就是将汉人与维吾尔族人彻底物理隔开、经济隔离、文化隔绝。其本质是牺牲长远融合以换取短期统治的“稳定”。这种人为制造的隔阂，如同无形的牢笼，严重阻碍新疆与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自然联系，极大地损害民众的身份认同感与国家凝聚力，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了深远的隐患。
二、左宗棠破局：拆除篱笆，开启融合新纪元
历史的转机，伴随着左宗棠的“舆榇出关”，收复新疆而到来。随着1884年新疆行省的设立，左宗棠及其后继者们，尤其是第一任巡抚刘锦棠，彻底改变前朝政策，开启崭新的历史篇章。
打破居住樊笼： 最根本的改变是取消了“汉城”与“回城”的居住限制。汉人不仅获得了自由移民新疆的权利，更能自由选择定居地点，不再被拘束于特定“飞地”。
推广文教，构筑文化纽带： 左宗棠深刻理解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他积极在新疆设立义学，推广汉文教育，讲授《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书籍与儒家经典。此举并非简单的文化灌输，而是旨在搭建沟通桥梁，培育共同的文化认知与国家认同。“16部国学经典，古风函套珍藏名著”推广，印证对于中华文化在新疆传播的重视。
移民实边，改变人口结构与融合基础： 这无疑是左宗棠政策中最具战略眼光、成效最显著的部分。通过组织流民认垦、发展经济，左宗棠开启大规模汉人移民新疆的历史进程。
刘锦棠更是颁布《新疆屯垦章程》，用政策强力驱动内地民众（包括汉回）“扶眷承垦，络绎不绝”。对遣犯携眷落地为民的优待，更是吸引了大批移民。统计数据，如光绪年间天山北路内迁人口达63394人，说明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
《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对该进程污蔑为“新疆变成汉人殖民地”，恰恰从反面印证这一政策改变的巨大影响力和对企图分裂中国者的沉重打击。
三、奠基新疆多元一体：跨越历史的功勋
左宗棠主导的这三大转变，其历史意义远超简单的“破旧立新”。
第一、彻底粉碎隔离体系： 清除清朝刻意设置的民族藩篱，为不同民族间正常、频繁、深入地交往与融合扫清结构性障碍。
第二、奠定近代新疆社会格局： 大规模的内地移民，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民族，彻底改变新疆的人口结构和社会构成，形成多民族交错杂居、互动频繁的新局面，现代意义上多元一体的新疆社会雏形由此奠定。
第三、强化国家统一与边防： “移民实边”不仅带来人口和劳动力，更极大地巩固西北边防，充实国家在西域的存在力量。
第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各民族间持续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极大地促进相互了解和认同感的形成。左宗棠的实践，是在近代关键历史节点上，为新疆地区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国家认同，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初步整合。
结语
回望那段历史，清朝精于算计的隔离政策，最终证明是目光短浅的鸵鸟政策。而左宗棠，这位以武力收复失地的儒将，其更深远的功绩在于他以开阔的胸襟和治国的智慧，挥剑斩断束缚新疆各族人民的隔离枷锁。他推倒“汉回之墙”，打开交流之门，播种文化之种，引流移民之河，不仅在当时捍卫疆土，更在本质上重塑新疆的未来，为其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铺设基石。左宗棠推动民族融合与国家整合的功绩，如同巍峨天山，穿越时空，泽被后世，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