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比较有意思的是，与先前中国历朝历代衰落期经常出现的情形不同，清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清朝对宦官设置的防御性政策和历代宦官干政局面的成因说起。
清朝对宦官势力的防范
满清入关之前是没有“太监”这一概念的，但在入主中原之后，处于王朝生活排场的考量，逐渐沿袭了前代惯例，决定使用太监作为宫奴，服务于宫廷。然而鉴于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清朝皇帝从一开始就对太监的使用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顺治皇帝时期，仅有一千太监，相比于明朝皇宫中两万左右的太监人数，相差太远了。
顺治时期，曾在宫中树立警示太监的铁牌，分别立在交泰殿、内务府和刑慎司，以严词警告宦官们不得越权和结交外臣，如有违背则格杀勿论。乾隆登基之后，加大了对宦官的整治力度，不但严惩了几名雍正时期参与政务的太监，甚至严厉禁止太监也外廷官员、王宫贵胄来往，同时对宦官们的言行举止、个人作风等进行整肃。不仅如此，乾隆还规定了宦官只能使用秦、赵、高三个姓氏，以告诫后世子孙不忘秦朝赵高之祸。
然而清代开朝皇帝和后继君主对宦官的防范绝非独有，不论是东汉、唐朝亦或明代，均曾在开朝之初对宦官权利做出过限制。为何唯有清朝皇帝始终坚持了杜绝宦官干政的因素呢，这就需要从宦官干政出现的动因开始说起。
清朝没有宦官专权的政治空间
宦官集团能够干预朝政，并非是因为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权需要这一群体介入朝政，以制衡外戚、世家、藩镇、官僚等其他权力集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中枢朝廷的权力构成是不同的。两汉时期，豪族世家崛起，东汉皇帝始终处于豪族世家掣肘朝政的威胁之下，因此通过扶持身边的宦官或借助母亲亲族的力量对抗权臣。所以东汉中后期，始终处于宦官、外戚和世家的三方角力状态，这是东汉宦官干政的背景。
不同于汉唐，明清时期的皇权已经发展成熟，皇权最为集中的时代已经来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因其旺盛的个人精力，基本能够处理好大部分朝务。再加上明朝前期，尤其是洪武、永乐两朝，军功勋集团与文官集团相互掣肘，未能对皇权构成足够的威胁，所以宦官在这段时期里，并未出现专权现象。然而到了后期，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之后，即便是京畿卫戍都被文官集团染指（这主要归功于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获得的辉煌胜利）。此后文官集团势力愈发强大，内阁逐渐从皇帝私人秘书性质的机构转变成为文官集团的代言人，严重威胁皇帝权力。
清朝与明朝一样，同样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文官集团极度膨胀的时代。然而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入关之前即拥有实力强大的宗亲贵胄群体，八旗集团与文官集团的相互制衡保证了清朝中前期皇权的稳固。在明朝，宦官群体是皇帝最信任的家奴，清朝这一身份被八旗亲贵所取代。清朝几乎所有重要的八旗亲贵都是侍卫出身，这些侍卫群体充当了清朝皇帝最为信任的家奴群体，同时担负起明朝宦官和军事功勋的作用。
改革八旗制度之后，八旗勋贵的权力被削弱，使得清朝皇帝对其能否继续抗衡官僚集团产生疑问。乾隆初年的鄂张党争，对皇权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最终促使乾隆决定重新设立军机处，以平衡权力。皇帝通过军机处选定宗室勋贵官僚的代表人物参与机务，并根据朝廷内部势力消长和自身执政风格来调整军机处人员比例，再通过军机处操纵朝廷各方势力的调整。另一方面，为防止军机处重蹈明朝内阁的覆辙，清朝又对军机处进行诸多限制，将其固化为皇帝秘书处，而非文官集团的领袖，加强了军机处对皇帝个人权力的依附性。
当然，也并非所有时候，清朝宦官群体都处于被压制的状态。顺治时期曾保留明朝的十三衙门管理内廷，弄得后宫乌烟瘴气。雍正曾在九子夺嫡时期与八旗勋贵集团和文官集团关系僵化，同时和宫中太监达成同盟，因而登基之后对宦官多有放纵。然而这些短期内宦官干政的特例，均在清朝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消弭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