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说明的就是,中华文明自古就不是特指中原这一处区域。上古时期的红山文化就已经坐落于燕赵辽东之间了,夏商时期更有众多诸夏部族北上,其中殷商灭亡后更有一支远迁辽东朝鲜一代建立箕子朝鲜王朝。先秦时期诸夏国家对戎狄的打击促使鬼方、犬戎等部纷纷远遁漠北草原,并最终在秦朝统一天下的前夕形成了弱小的匈奴部落联盟。

在人数众多的中原地区,清廷不仅按照儒家的统治逻辑维护官僚体系的运转,也依据儒家的治理逻辑收缴赋税,以维持庞大的财政开销。所以儒家所奉承的皇帝身份就成为清朝君主在中原统治的最抓手。
草原势力因其流动性极强的游牧社会生活方式而并不稳固,一旦势力发展到一定的临界点便会出现分裂,并最终陷入四分五裂的虚弱局面。然而每当中原王朝统一的压力传导到草原之上后,便又会刺激漠北新一轮的草原霸主诞生。自匈奴以后,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和蒙古皆遵循这一逻辑不断演化着草原的政治生态。然而到了后金时期,事情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草原骑兵在冷兵器时期凭借高机动性和粮草的便捷性成为最强军队之一。东北地区的农耕-渔猎-游牧混合文明的存在,又使得此地往往拥有漠北草原所不具备的装备冶炼技术优势。正因如此,清朝从最开始就控制了邻近的内部地区,结成名为联盟、实则附属的满蒙关系。不过对于外蒙却采纳了另外一套逻辑,清朝君主鼓励草原牧民信仰藏传佛教,并通过联姻关系和蒙八旗制度笼络蒙人。藏传佛教寺庙的存在使得草原牧民的活动半径被限制在了庙宇的周围,曾经因四处逐水草而居的格局被这种准定居状态彻底替代了。
清朝在草原宣扬藏传佛教之前,景教和回教亦曾在自由散漫的草原上广泛传播,但让牧民信仰和满洲相同的宗教显然更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康熙皇帝曾说过,一座庙胜过十万兵,说的就是漠北草原上的这种情况。当清朝君主以大可汗和八旗共主的身份出现在漠北的时候,凭借共同的信仰和中原赋税的滋养,此前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因素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完成对这四处地域的稳固之后,清朝前期并未再图谋更多领土了。然而蒙古准格尔部的崛起再次改变了格局。西域自张骞之后,经历汉武帝远征大宛,便逐步被收纳为汉朝的疆域。王莽篡汉后虽与西域阻隔交通,但东汉班超再度通西域,当时的汉朝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南疆绿洲地区的诸多邦国。西域被天山阻隔而分为南疆北疆,其中南疆沙漠绿洲大多为农耕社会模式,而北疆实质上同漠北草原连为一体,属于同一个地理单位。此后的隋唐,中原王朝均曾在西域设立都护府,然而随着中原板荡和回教渗入,西域开始逐步异化,到了明朝时期更难以收回了。

从清廷对不同区域的统治模式,我们会发现清朝前期的统治者非常善于寻找任何一个区域同朝廷的共通性,并凭借不同的身份最终凌驾于包括满洲在了的所有区域之上,这也是晚明政权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如此高超的内政外交技巧,却如同八旗腐化的速度一样,也快速的趋于僵化和保守,到了晚清时期的清朝统治者竟然只能通过吃老本的方式苟延残喘,可见抱残守缺终将导致灭亡,改革图强才是长治久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