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提亚战役后，雅典成为希腊联军中最有威力的强国。它的海军是和波斯继续作战的最重要力量，遂使雅典逐渐凌驾各邦、尤其是爱琴海和小亚沿岸各邦之上。这种形势导致了雅典霸权的建立。公元前478年底至477年初，雅典组织中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以同盟金库设于提洛岛而名为提洛同盟。它的目的原是为继续对付波斯联合作战，最初入盟之邦有35个，后来愈聚愈多，最后达到近250个邦，几乎包括全部爱琴海和小亚的城邦。同盟的章程和伯罗奔尼撒同盟近似，以盟主雅典为一方，所有其他盟邦为一方，双方立盟认共同之敌和共同之友，实际上军事外交皆得听从雅典指挥，所以这个同盟实即雅典霸权的工具，亦称雅典海上同盟。
按协议，入盟各邦皆承担义务共同组建海军。最初同盟可能有300艘三列桨战舰，其中雅典负责装备150艘，余由各邦提供。实际上直接提供舰只的盟邦不多，一般都出钱委托雅典代办，遂形成交纳盟金，雅典用之组成舰队的制度。盟金本来是为对波斯作战而收集，但后来却演变为雅典对入盟各邦的一种经济勒索，带有贡金的性质。随着入盟城邦加多，盟金猛涨，最后达到年入600塔兰特之数，在希腊当时可算空前庞大的巨款。同盟金库后来也由提洛岛迁到雅典，部分盟金被雅典挪用作国内城市建设之用，可见盟金已全归雅典支配。
随着希波战争接近尾声，作战任务退居次位，雅典对盟邦的控制却与日俱增，同盟就逐渐变质，终于成为雅典控制盟邦的工具。希波战争结束后，提洛同盟便转化为雅典帝国。自行退盟的城邦要遭到残酷镇压，盟金份额和使用完全由雅典决定，各邦在军事、外交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都得按雅典意旨行事。入盟各邦按地域分为5个纳税区，实即雅典的监督控制区；除了军事暴力统治而外，雅典还通过在各邦议会和政府中派人常驻甚或担任要职、支持各邦倾向雅典的政派、干涉各邦司法等等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控制。
雅典海上霸权的建立为雅典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优厚条件，是使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表面上看，雅典这个古典文明的中心和民主政治的灯塔，却要奴役统治它的盟邦，在海上同盟内称王称霸，似乎难以令人理解。但若揆之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规律，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有其必然性，因为古代奴隶制国家强大以后都要奴役邻邦，尽可能地寻求扩张，即使在国内实行民主共和制，在国外却同样横蛮地推行帝国统治——甚至连雅典人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对外统治是搞“雅典帝国”。与古代东方帝国和后来的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所谓的“雅典帝国”是在希腊城邦体制之下建立的霸权，雅典并未吞并结盟各邦，变它们为自己治下的一个城市或行省。并且雅典的霸权不断受到来自其他城邦、首先是斯巴达的严重挑战，终于引起希腊世界内部相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失败，提洛同盟终被解散。而雅典霸权的建立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乱却也使希腊城邦体制陷于不能自拔的危机。
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希波战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公元前487年，执政官不再经过选举，而是象五百人会议成员那样抽签产生。虽然梭伦改革以来只准第一、二等级任执政官的限制仍然有效，但由众多候选人抽签决定任职终究意味着官职向更广泛的群众面扩散。到公元前457年，公民大会便决定可让第三等级公民任执政官，后来又扩大到第四等级，并一律由抽签产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到希波战争结束，雅典政治可说是已达到在古代奴隶制条件下最民主的程度。
当时担任雅典民主派领袖并执掌政权数十年的是伯里克利（公元前495—429年），故又称此时为“伯里克利时代”。他虽然出身名门望族，在第一等级中亦居首富之列，但他的家庭却和民主政治有密切联系：他的母亲是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他从青年时就投身民主运动，他的老师和诤友是富于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斯，而提携他的政治家则是出身平民下层的厄菲阿尔特。在公元前461年厄氏被刺杀后，他便接任为民主派舵手，指导雅典政局直至逝世。 因此，可以说他是一身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恰好反映了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既是奴隶制的又是民主的双重性质。伯里克利为人廉洁奉公、守正不阿，有眼光，善演说，具备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品格和气质。雅典在他领导之下达于极盛，因此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伯里克利曾在一篇演说中描述雅典民主政治的理想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体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员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雅典当时的民主政治当然与奴隶群众无缘，但在公民群众中却基本上能实现伯里克利标榜的这些优点。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并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当然，抽签方法也依职位轻重而略有区别。执政官这类最高官职尚须各选区按比例提出一定数量的候选人，然后再从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但候选资格已尽量放宽，无任何财产、等级、资历的限制。其他各级官职和五百人会议成员则在各选区从合格公民中直接抽签产生。当时希腊人的宗教思想仍很浓厚，他们相信抽签是天意所归，赋予它以一定的神圣意义，因此也更显得公平。尽管这种看法有点可笑，它实际上却为公民提供了在古代条件下最广泛也最平等的参政机会，公民的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
其次，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握有充分的权力。特别是公民大会，这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都是大会成员，都有参加讨论发言和投票表决之权，它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即所有公民都直接参加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据估计，当时公民大会每隔八九天便召开一次，讨论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粮食供应、国家债务、官员审核、惩罚和罢免；执政官抽签和十将军选举也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公民大会还曾允许任何公民就任何问题自由发言（无论违法与否），只要他在祭坛上放一橄榄枝表示请愿即可。当此民主政治鼎盛之际，雅典城邦任何公职人员，无论地位多高，皆不能离开公民大会而擅自决定任何政务大事。他们都处于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经常督察监视之下，若公民大会认为他有失职守，则无论其功勋威信多高，皆依法惩处，从罢官放逐直至处死。实际上所有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政治家都受过公民大会的责罚，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亦不例外。
第三，在公民大会和公民群众获得国家主权的同时，原有的氏族贵族势力则被铲除殆尽。贵族会议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力，只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事务。而且，由于贵族会议成员照例由卸任执政官终身担任，此时执政官已向一切公民开放，出身平民的公民也能通过担任执政官而在贵族会议据有席位，这个会议也逐渐变质。因此，总的说来，旧日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贵族特权也烟消云散，这就是伯里克利津津乐道的“任职优先不属某一特殊阶级”。但这不等于上层奴隶主被赶出政治舞台，实际上雅典国家仍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只不过取消了贵族左右政坛的特权，让工商业奴隶主得到掌权的机会，并将政权向广大公民开放而已。伯里克利是整个奴隶主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他仍属上层奴隶主，偏重代表工商业奴隶主。
第四，为担任公职和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公民群众发给工资和补贴。按城邦旧制，公民担任公职是尽义务，一律不给工资，甚至要由自己负担有关开销（至于贵族当官以权谋私，借官发财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作法实际上使贫苦公民参政大受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打破这个传统。伯里克利首先为担任民众法庭陪审员的公民发给每日生活补贴，颇得民心；遂加以推广，使五百人会议成员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皆由国家提供膳费；后来发展到参加公民大会可领取津贴，甚至入场观看城邦组织的戏剧会演也可得“观剧津贴。”这为贫苦公民广泛参政提供经济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生活救济的作用。这种公薪制和补贴制最受第四等级欢迎，也使广大群众关心城邦收入而支持对外扩张掠夺。
综上所述，可见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但作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首先是广大奴隶群众不仅毫无权利可言，而且被明目张胆地列为专政对象。雅典一切法制、政策都必须服务于剥削与统治奴隶的最高原则，血腥立法而外，还有警察和特务。而且雅典公民群众各个等级都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四等级往往也有一两个奴隶），他们无不支持城邦对奴隶的专政，在经济上对奴隶剥削的苛酷亦不下于其他古代国家。其次，这个民主政治的范围即使在自由民中也是很有限的，妇女皆不能参政，外邦人也无任何权利，这就使自由民人口总数一半以上与它无缘。第三，雅典对内虽行民主，对外、特别是提洛同盟的盟邦却是极端专横残暴的，毫无民主可言。而由于城邦只给自己公民享受权利，公民权本身变成一种特权，公民范围不见扩大反而缩小，非公民获得公民权相当困难，这也就堵塞了雅典在政治上自我扩大之路。最后，还要看到这个民主政治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奴隶主上层手中，只是这些上层分子不再属反对平民的贵族而是支持平民利用民主的工商业奴隶主。在体制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留有一个“漏洞”以便于这些上层分子掌握实权，那就是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并不给薪俸，这就决定了贫穷公民很难当选将军。而将军是掌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伯里克利就是从公元前443年起到429年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政府首脑。所有这些局限都说明雅典民主政治是古代奴隶主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手段。
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社会经济状况奴隶制经济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已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学者们公认希腊为古代最突出的奴隶制社会之一。但是，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奴隶制度亦不尽相同。就希腊本土而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以及中、北希腊的西部与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奴隶劳动尚未普遍使用。在奴隶制国家建立较久和奴隶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奴隶制度又分为两大类型，即斯巴达型和雅典或开俄斯型。斯巴达型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的农业奴隶。这种国有农业奴隶多由被征服居民集体遭受奴役而成，耕种土地，向奴隶主交纳一部分收成。雅典或开俄斯型奴隶制经济虽也以农业为基础，但工商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也卷入商品经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重要比重。土地、奴隶、手工业作坊等重要生产资料归奴隶主私人所有，奴隶多通过市场买卖而来，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雅典型奴隶制经济在希腊世界较斯巴达型更普遍和重要，代表着希腊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以下有关希腊社会经济的分析，将以雅典型奴隶制经济为主。
在希腊世界，农业中使用奴隶可分三种情况：一是斯巴达式的国有奴隶制，农业劳动全由国有奴隶希洛特担任。这种制度不仅见于斯巴达，在克里特岛和色萨利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往往通过征服而建立，并且是城邦为避免公民分化和加强公民军事活动而强制推行的一种剥削形式，在公元前5世纪已处落后地位而逐渐衰退。第二是贵族田产中使用的奴隶，是农业中使用私人奴隶的集中方式，但规模不大（一般在20人左右），也不很普遍。第三则是自耕农或小农所私有和使用的奴隶，在雅典等希腊城邦农业中最常见，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最为发达的农业奴隶经济形式。当时奴隶价格约等于一头毛驴，因此能拥有一两头牲口的小农往往也购买一两名奴隶。在雅典这样民主政治发达的城邦中，小农经济巩固，以第三等级为主的小农几乎都使用奴隶，数目由五六名至二三名不等，甚至第四等级的贫农也常以一名奴隶帮工。从以上三种情况看，可见希腊农业中使用奴隶是非常普遍的，几乎可说有耕牛处就有奴隶，但另一方面，公民和自由民中小农的劳动在农业经济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希腊城邦社会必备的特点。
在工商运输业和家务劳动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在雅典等城邦中，则较农业有过之无不及。手工业作坊可按使用奴隶的规模分为两大类。大作坊使用奴隶约20— 30人，最多可达100余人。小作坊使用奴隶在5—10人之间，作坊主一般就是公民中第三等级的手工业者，往往参加劳动，此外也有只用一二名奴隶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在雅典，使用奴隶最多、最集中的行业是国有矿山的采矿业。例如著名的劳立温银矿使用奴隶多达1万人以上，由采矿奴隶主分片承包管理，全用奴隶下井开采，奴隶有业主自置者亦有租用者。出租奴隶的多来自中上阶层，往往是大奴隶主。例如雅典首富尼西亚斯就有出租奴1000人之多，但他自己不经营矿业，奴隶全用于出租。在矿穴中劳动条件最差，剥削最残酷，奴隶死亡率极高。在家庭劳务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则几乎包括所有等级的公民。不仅第一等级之家奴仆众多，第四等级的贫苦公民中也不乏用一名家奴者。同样地，几乎所有文化名人，无论他是哲学家、艺术家、诗人或学者，全都使用奴隶。在雅典，还把奴隶用于一般公务部门，如管理档案文书、担任警察刑吏之类。由此可见希腊社会中奴隶已被普遍使用。在斯巴达，奴隶集中于农业劳动，其数量为斯巴达公民的七倍；而在雅典，奴隶则充斥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古典文明的光辉成就实际上是以奴隶劳动为其基石的。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就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说，可说是达到了充分的繁荣。雅典是当时希腊各邦中经济最发达的，不仅包括奴隶在内的人口总数和工农业生产居全希腊之冠，它的产品还远销整个地中海区域和黑海地区，以它为代表也最能说明希腊奴隶制经济的一些特色。从古代奴隶社会总的发展情况看，希腊是继古代东方文明而晚出者，因此，它使用奴隶的普遍和发展程度之高，应看作整个古代奴隶社会已臻发达阶段的一个反映。但和同样也经历了自己的发达阶段的东方古国的奴隶制经济比较起来，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又具有一些自身独有的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希腊奴隶使用虽很普遍，却以小规模为主，而且，可称为大奴隶主的公民和小奴隶主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以雅典为例，它的公民等级财产差别之比按一、二、三等级收入计算，是5：3：2（即分别为500、300及200麦斗），尽管第一等级中首富之人比一般同级公民要突出一些，但总的来说距离这个基本标准不是很大。据估计，这三个等级拥有奴隶的数目大致是第一等级25人左右，第二等级15人左右，第三等级3人左右，和东方国家帝王将相豪门显贵的奴仆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至数十万的情况相比，雅典第一等级的大奴隶主，在东方看来只能算中等甚至中小奴隶主。这种小规模是和希腊城邦的公民体制密切相关的。
（二）在上述特点的基础上，各等级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也是以第三等级为首。即在希腊奴隶制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的经济，与东方之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仍以雅典为例，据估计当时雅典公民人口（包括家属）总数约为168000人，第三等级即占100000人，一、二级合算亦仅 4000人，况且各级财产收入相差不太大，可见第三等级的重要了。因此马克思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三）奴隶劳动使用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大，或者说，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比重较之其他古代社会为大。前已指出，自从开展殖民活动以来，希腊世界的商品经济便比较发达。公元前5世纪时，象雅典这样的城邦可说是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不仅工商业完全是商品生产，农业中也以经济作物为主，面向市场，反过来粮食却又大部分依靠进口，也是通过市场。这样一来，尽管古代奴隶制经济始终不脱自然经济的总范围，古代国家也无不以农为本（雅典亦不例外，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希腊社会中商品经济的比重已有超过自然经济之势。商品经济的活跃，反映了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交换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工商业奴隶主势力比较强大，这对希腊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不小的影响。但商品生产却不能改变奴隶制剥削的本质，甚至可以说奴隶主为了追求商品利润，对奴隶的剥削更为残酷，更不顾奴隶的死活。
（四）希腊各邦一般不以本城公民为奴，所使用的奴隶都是外邦人和蛮族人。雅典自梭伦改革以后已取消公民中的债务奴隶制，在雅典影响下，提洛同盟和其他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也普遍保护本国公民不遭奴役。因此，在雅典和其他海运发达的大城邦中，奴隶多来自海外异域，其中有小亚、叙利亚、腓尼基和亚洲各地之人，也有色雷斯人和黑海沿岸的西徐亚人，还有来自非洲的黑人。战争俘虏仍是奴隶的重要来源，而海盗劫夺拐卖的奴隶和家生奴隶也不在少数。各城邦都有奴隶市场，希腊世界最大的奴隶市场则是爱琴海上的开俄斯岛。本城公民不得为奴以后，有利于使全体公民共同对付奴隶，奴隶主的专政反而更见巩固，甚至象雅典这样号称民主典范的城邦，公民群众对奴隶的镇压也从不放松。
由于这些特点，希腊奴隶制可称为古典奴隶制，和古典城邦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对希腊社会中奴隶人数的估计，却不能因其使用普遍而认为奴隶一定要比自由民多得多，从上述的小规模、第三等级为主等特点可以作此推定。目前史学界较普遍的看法是，以最发达的雅典为例，总人口40万人中，奴隶20万，公民 16.8万，外邦侨民3.2万，因此奴隶只占人口的5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则比率还要低一点。例外的恐怕只有斯巴达和开俄斯岛，因为斯巴达那套希洛特制度比较彻底，作为国有奴隶的希洛特显然要比斯巴达公民多得多；而开俄斯岛则是最大的奴隶市场，所以古人都说那里的奴隶多如牛毛。但总的说来，希腊社会奴隶与自由民之比不会超过50％，虽然较之古代东方各国，这个比例仍是大大超过了（古代东方约在30％以下）。
希腊奴隶社会尽管在公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奴隶仍是非常严酷的，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仅希腊城邦的专政措施无孔不入，奴隶主对奴隶的虐待更是五花八门，从鞭打开始、直到吊起脚来、抽筋折骨、剥皮、绞杀、烧死、从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砖……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对奴隶的虐杀构成希腊古典文明最阴暗的一面，却也是最本质的一面。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之下，希腊奴隶群众的反抗斗争异常激烈，方式多样，从怠工、逃亡、击杀个别奴隶主、利用奴隶主内部矛盾打击奴隶主，直至武装起义，发动奴隶主最害怕的“奴隶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雅典的奴隶和斯巴达的希洛特都发生过大规模的逃亡，尤以公元前 412年雅典2万名手工业奴隶大逃亡对雅典打击最大。奴隶起义战争多次爆发，其规模最大的两次皆发生于伯罗奔尼撒：公元前494—468年的阿哥斯奴隶起义，先后坚持20余年；公元前464—453年的斯巴达希洛特大起义则几乎摧毁斯巴达城，虽然最后失败，却坚持斗争达10年之久，粉碎了斯巴达陆军天下无敌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