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罗伯斯庇尔被疯狂的法国民众送上断头台。深受卢梭平等思想影响的罗伯斯庇尔，曾经是一个强烈反对死刑的人道主义者。这样一个据说纯洁得“连死神都无法收买”的革命家，为何后期亲手将一个个无辜者送上断头台，变成令人恐惧和痛恨的暴君？
罗伯斯庇尔悖论：我死了，你们才能好好活着
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按照之前在他支持下颁布的法律，作为反革命，他无权为自己辩护。
不需要确凿的证据，甚至不需要经过正常审判，法官仅用三十分钟就决定了他和其他21名被告的命运：死刑，当天执行。
押赴刑场的路上，他被绑在囚车栏杆上示众，士兵用剑背支起他已被手枪打碎的下颚羞辱着他，两边是群众潮水般的怒吼和诅咒，特别是那些恐怖政治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不顾被碾死的危险，死死抓住囚车栏杆不肯松手，声嘶力竭地叫喊：'下地狱吧，你们这群恶棍！记住，在地狱里你们也别想摆脱所有不幸的母亲和妻子们的诅咒！'
罗伯斯庇尔充耳不闻，保持着冷峻和威严，目光凝视远方。用来包扎下颚的白色绷带浸透了一层又一层鲜血，已经完全发黑。
行刑者是刽子手桑松，一年半前，是他处死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四个月前，又是他处死了丹东。
走上断头台，俯身在刀刃之下，不知罗伯斯庇尔是否会想起丹东在刑场上最后的诅咒和预言：“下一个就是你”。
为了满足人们对复仇的渴望，桑松狠狠撕下绷带，剧痛和愤怒击溃了这个意志坚强如钢铁的男人，他像一头绝望的野兽般歇斯底里地咆哮。刀刃落下，革命广场陷入盛大的狂欢，人们久久不愿散去，仿佛庆祝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夜，罗伯斯庇尔的房东太太被狂欢的暴徒绞死。
几天前，他曾希望留下遗言，但没有人肯给他纸笔，从未有一个死刑犯遭到他这样屈辱的待遇。他沉默的死去。有人给他写了墓志铭：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就得死！
曾经的人道主义者罗伯斯庇尔
这位声称“将恐怖进行到底”的坚定革命者，早年却是死刑的激烈反对者。
罗伯斯庇尔早年担任律师和法官时，在一次死刑判决中，他的同事回忆：“他最后决定在判决书上签字，比我花的力气还要大。”他的妹妹夏洛特写到：“哥哥那天回到家里，感到伤心痛苦，一连两天什么也不吃。”一场法庭辩护中他声称：“一见到如此多的淌着无辜者鲜血的断头台，我就听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内心呼喊：永远摈弃那种仅仅根据假设就判罪的致人于死地的倾向！”
1791年在制宪议会的演讲中，他要求废除死刑，认为在文明社会中，死刑是以整个社会的力量对付一个人，是一种谋杀行为。死刑完全是专制暴君的政治手段，是滥用威力来威吓人民，“问题不是在惩戒罪犯，而是为君主报仇。”他热爱古代民主国家，认为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代，人民不会受到国家的威胁，只有像日本那样的专制国家才会泛滥着死刑。
这时的罗伯斯庇尔无疑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深信断头台是专制国家的产物，而专制政体的工具就是恐怖，必将随着人民的觉醒和正义时代的到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被革命洪流淹没的罗伯斯庇尔
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陷巴士底狱，监狱长洛奈被愤怒的群众处死。一周后，财政部长富隆因为宣称穷人饿了可以去吃草而被群众吊死在路灯上。此时，曾经对国家暴力十分警惕和反感的罗伯斯庇尔，已经陷于革命的狂喜中，他在书信中评价道：“基于人民的审判，富隆先生昨天被吊死了。”他又评价巴士底狱起义：“流了少量的血，获得了公众的自由。无疑，曾砍了几颗脑袋，但都是罪犯的脑袋。正是通过这次暴动，国民才获得了自由。”
但流血仅仅是刚开始。在巴黎乃至法国，群众开始发起一场场的“革命行动”，不经审判就随意处决心目中的敌人。最终，随着对外战争的不利，九月大屠杀开始了。群众和民兵冲进监狱，一千多名犯人被屠杀，其中大多为普通刑事犯。
很难推测罗伯斯庇尔此时的想法，也许，人道思想的悲悯和人民正义的信仰正在天人交战，尽管他对此保持沉默，但他领导的巴黎公社对此事采取了默认和纵容。随后，他遭到吉伦特派指控：挑起九月事件，以屠杀和恐怖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
一个星期后，罗伯斯庇尔上台申辩，宣称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能实现。更重要的是，他向同事和政敌尖锐指出一个冷酷的事实：如果现在人民的举动是非法的，你们之前所做的算什么呢？摧毁巴士底狱、废黜国王、处死贵族，哪些不是非法的？从革命开始到现在的所有革命事件，有几个不是非法的？难道自由本身也是非法的么？
于是，杀戮似乎是错误的，但已是革命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是共犯，自然也无法指控。在对人民正义的绝对崇拜中，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没人可以后退，曾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就用尽全身力气的罗伯斯庇尔，已和众多革命者一样，被时代洪流吞没，变得面目全非。
从群众暴力到国家暴力
处死路易十六是大革命的转折点，被后世不少评论者视为“理想国覆灭的开始”，随着“铁柜事件”发生，国王被认为是叛国者。对于如何处理国王，国民公会陷入了争论，按照1791宪法，国王是不能审判的，于是事件的性质超出国王本身，演变成要宪法还是要革命的问题。最终，国民公会认为1791宪法已经失效，却又未颁布新的宪法，于是革命胜利了，限政的外衣被抛掉了。
吉伦特派则认为，国王也是公民，应按照公民方式来审判，由于其身份特殊，可交由人民来表决。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代表的山岳派坚决反对，认为鉴于局势紧迫，国王必须立即处死，人民没有时间来表决。国王并非公民，而是革命的敌人和反动派，他需要的不是审判，甚至是否有罪也并不重要，他是君主制的象征，必须接受革命的惩罚。
最终，1793年1月21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在此事件后，雅各宾派获得了实际权力，不再有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可以决定谁是公民，谁是国家的敌人。公民的身份和人权不再是天赋的，而是必须融入不可质疑的革命洪流中才能得到认可。国王之死将法国人分成两类，一边是共和国公民，另一边是共和国敌人，敌人一旦被确认，需要的不是证明他们有罪和按法律如何判决，而是直接用暴力消灭。
如果说从巴士底狱到九月事件的一系列滥杀，还是由群众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完成的，革命者掌握的共和国或许出于对民间暴力的无力，或许出于对人民绝对正义的崇拜，而默许了这一事实，那么现在，国家则抛弃法律，从群众手中接过屠刀，一个可怖的巨兽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大规模的恐怖专制开始了。在罗伯斯庇尔“将恐怖进行到底”的宣言下，巴黎街头腥风血雨，成千上万人被处决。
一直支持罗伯斯庇尔的丹东，在血腥面前退缩和悔悟了，他开始主张宽容，要求“爱惜人类的血”。最终，他所代表的“温和派”被送上断头台---比罗伯斯庇尔早了四个月。
“理想国”必然倒塌的内在逻辑
罗伯斯庇尔被认为是史上最残酷政体的罪魁祸首，正如菲佛尔在《法国革命史》所说：“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对所经历的恐怖永远难以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后来的革命者对他的评价则两极分化，有的批评，有的崇拜，像一面镜子般体现了其意识形态。
在恐怖政治中，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主义的理想国轰然覆灭，无论是宪法法律、人道主义和程序正义，都在“人民意志”面前轰然倒塌，革命的结局是产生了一个不受法律制约，在激进主义和狂热主义中为了寻找、制造和消灭敌人而陷入疯狂的国家意志。罗伯斯庇尔的死亡并未改变一过程，此后当政的仍然是恐怖专制者，随后，法国开始走向“五百万人的坟墓”，在拿破仑掀起的欧洲战争中，数十倍的法国人因此丧生。
这位大革命中的暴君，只是革命的一个缩影，在那场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法国社会必须让一个人为所有的恐怖政策负责。而在那场群体性的疯狂中，罗伯斯庇尔的辩护言犹在耳，有多少人能正视自己的黑暗内心，扪心自问有谁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