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月圆之狼
尧舜禹伐三苗的战争最终以黄河流域部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石家河文化退出南阳地区，虽然整个石家河文化仍继续发展，走向自己的顶峰，但江汉地区的先民却失去对南阳这个交通要冲的控制，从而也失去了北上中原争雄的机遇，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发展的舞台受到一定限制。而随着伐三苗的胜利，河南龙山文化进入南阳地区，不仅解除了南方的威胁，还打开了中原文化南下发展的通途，对于后来中原王朝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揭示，河南南阳地区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古代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一一古代华北人，但又同近代华中组居民体质特征如此相似，表明近代华中居民与新石器时代汉江流域的居民有极密切的血统关系，它应是受到来自华北地区古代居民向南迁徙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向南延伸到华南以至南亚。这种大迁徙与伐三苗战争有密切关系，而且随着北方民族的南下，也牵动了南方民族的迁徙，它促进了民族的大杂居、融合，以及文化的大交流、发展。华夏、苗蛮的部族界限逐渐打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苗蛮集团的先祖列入了华夏的帝王世系，苗民始制的“五刑”也被北方部族的显贵们接受并加以发展。
伐三苗的战争进一步体现了原始战争性质的转变，不再具有血亲复仇的动机，而是为了夺取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战赂要地而进行的征服战争，战败者宗庙被夷为平地，祭器被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即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这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破坏旧的氏族制度，推动了夏王朝的诞生。
考古作证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古地图是以南为上，与今左右方位相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郅县（今天水地区〕古地图则以北为上，与今左右方位同，可见不能据“左孟门、右漳釜”否定彭蠡、洞庭的实际方位。不仅如此，考古学证明，正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这一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是自成系统的，曾存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期。河文化等三种有承继关系的古文化。存在于公元前4300至前3200 年的大溪文化，其北界已越过汉水，文化影响到达河南南阳地区。此后的屈家岭文化更有一个大扩展，进入了南阳地区，取代了那里的仰韶文化。开始于公元前2600年的石家河文化，前期分布地域略同，后期西北边界向后退缩，南阳地区成为河南龙山文化先民的居地。这不仅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分属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在南阳地区的进退，还证明了伐三苗的战争确曾发生过。
在河南南阳盆地曾是仰韶文化先民世代的居地，后来，黄河流域系统的古文化却突然在这里中断了。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规划整齐的排房多是遭火焚而毁弃的，室内有未及携走的石斧、石凿和骨锥，更有大量陶器被倒塌的墙体砸碎飞 散，很像是毁于战火。此后，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在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时代。丹江边上的淅川下王岗也有类似的现象，包括20个单元房的仰韶文化曲尺形长屋仅留 下残垣断壁，堆积着大量毁弃的建筑物残块，居住面上遗留着用陶器的残片和生产工具，同期遗存中仅石斧就发现近百件。聚 落显然毁于突发事件，而不是正常迁徙，此后屈家岭文化先民来 到附近定居，在仰韶文化聚落的废址上留下他们的窖穴和墓葬。可见苗蛮集团的先民是用武力来拓展居地的，通过战争手段，迫使仰韶文化先民退出南阳地区。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是交通枢纽。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先民占据这一地区以后，将自己文化的影响四向传播，向北则达黄河岸边。如今在河南郸城、禹县、郑州、偃师、渑池、陕县以至黄河以北的山西垣曲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因素，稍晚的石家河文化某些富有特色的因素在项城、淮阳、禹县、郑州、洛阳、伊川也出现了。这些地点大都在颍河、汝河、伊洛河、黄河岸边及其附近，从淮水通过古颍水、汝水可直达伊洛平原以至黄河之滨；从南阳盆地出南襄隘道，再沿汝水上溯，是又一条重要通道。江汉地区古文化影响的北上传播标识出这些古道的开通是很早的，传说“三苗之君”曾参与黄河流域部族的权力之争，并非毫无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