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欧陆西线展开全面进攻。同日，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送走了张伯伦，迎来了新一任大英帝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此时的丘吉尔已有65岁高龄，却依然精力充沛、口才不减当年，在张伯伦的极力推举下上台。

 

      事实上，作为二战时期英国的两任首相，张伯伦和丘吉尔的个人风格和思想理念差异极大。在战前处处高谈阔论、畅想欧洲秩序新原则的张伯伦从骨子里透露的却是现实主义气息，他对民众舆论的反战清晰、对大英帝国在一战后面临的种种挑战乐然于心，并基于此竭力用有限的资源和频繁的外交活动去维护江河日下的老旧霸主。与张伯伦不一样，兼具作家和政治家身份的丘吉尔，浑身透露着的是理想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气质和冲动。

      在外交领域，丘吉尔同样具备务实素质（这也是大英帝国的传统理念），但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却更多具有一种骑士风格的冒险主义倾向。这样一个人，若在平常时期必定被派出在权力中枢之外，却因战争步伐的邻近，被汹涌的呼声推向了帝国的核心地带。1939年，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后仅仅几个小时，时任首相张伯伦就召见并邀请丘吉尔加入战时内阁，任命其为海军大臣。到了1940年，张伯伦面临的不信任弹劾愈演愈烈，他开始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丘吉尔开始了自己仕途的巅峰。
      不过丘吉尔毕竟是临危受命，换言之，高速变化的欧洲局势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出任首相仅仅七周之后，欧洲大陆西线全面崩溃，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四国悉数战败，匍匐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瑟瑟发抖。欧洲（不包括理念相冲的苏联）只剩下英国一家还在苦苦对抗轴心国的肆虐，所幸的是此时的欧洲早已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重心，美国即将入场。

      一战结束以后，《凡尔赛和约》虽然较大程度的吸纳了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和平宣言》主张，但在孤立主义惯性和对老旧欧洲的忌惮之下，美国国会没能通过和约，不愿加入维系凡尔赛体系的重要机构——国际联盟。甚至，随着一战后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美利坚的崛起（债权国和债务国身份转变），美国逐渐将大英帝国作为头号假想敌。美国认为随着德国的战败和自己崛起，世界霸主英国必将对美国展开遏制。为防万一，美国内部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各个国家的计划，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防御和肢解大英帝国的“红色战略计划”。
      美国打出了反英、反殖民的旗帜，极力推进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传播，这曾引发张伯伦时期的忌惮。不过随着纳粹在欧洲大陆的频频动作，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决意将美国变成包括英国、中国乃至苏联的兵工厂，英国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后盾。不过这么一个后盾毕竟与英国横亘着大洋，远水难解近渴，而此时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却大有投鞭断流之势。

      随着战事的演进，德国很快就控制住了欧洲大陆西海岸，这对英国本土构成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而随着捷克、奥地利与德国鲁尔工业区等地连成一片，纳粹版图下的工业能力与日俱增。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当1940年希特勒畅游巴黎，于埃菲尔铁塔下留影纪念之时，德国的对英政策却并非征服，而是和谈。
      早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普鲁士总参谋长（兼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就曾在未来两线作战的大前提下，制定了一套“西守东攻”（即西线防守法军，东线进攻沙俄）的作战计划。虽然是军事政策，但老毛奇却将这份作战计划当作对德国外交的补充，因而定下了“一旦取得重大胜利后，便立即提出宽大和平条件”的原则。希特勒秉承这一思路，其所期翼的正是迫使英国与自己握手言和。如此以来，则全球局势尽在德国掌控之中了，不过丘吉尔并不这么想。

      当希特勒公开呼吁与大英帝国展开和谈，并明确表示“看不出来有继续打下去的任何理由”之时，英国内部的众多主和派怦然心动，不过首相丘吉尔却嗤之以鼻。事实上，希特勒的亲英情绪由来已久，早在《我的奋斗》中就有明确阐述，后来上台之后更多次表达对大英帝国的敬意。希特勒似乎认为，作为海权强国的英国如果与陆权强国的德国联手，则欧洲的振兴指日可待。这种对英国的亲近感或许源于希特勒对世界霸主这个身份的向往，却也构成了英国前首相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的一个重要判断前提。
      面对希特勒抛出的和谈诱惑，英国政界内部分裂了。许多人都被德军闪电战的雷厉风行吓坏了，主和派感念希特勒的宽容大度，觉得英国应该趁德国有和谈意图之时接受，否则如若本土沦陷，悔之晚矣。但以丘吉尔为首的一派却并不相信德军能够轻易解决海峡横亘的地理因素，更对没将德国和谈的意图放在心上。毕竟国际政治归根结底还是依据国家利益展开的，意图太容易随着局势变化而改变，可谓一文不值。

      丘吉尔明白，即便德国真心和谈，也不会放弃对已经占据的波兰、法国等地的让步。如此以来，英国长期在欧洲占据的地缘优势将不复存在，必将沦为德国在地区事务中的附庸。更要命的是，希特勒竟然莫名其妙在和谈条件中要求解放印度，原因是印度与德国存在雅利安人渊源。英国对德国的说法完全不感兴趣，也没打算查证和研究，作为“英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如果没有了印度，英国还会是大英帝国吗，丘吉尔和英国政界人士对此心知肚明。
      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征服了奥地利、捷克、波兰和法国，德国开创了自神圣罗马帝国以来最为辽阔的疆土，机动化部队威风凌凌的在帝国各处巡视，海峡对岸的老旧帝国必定会如同战前一般委曲求全，然而他错了。回顾历史，英国在1940年面临的欧洲局势虽然恶劣，但却远远算不算“前所未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英国大肆发布劫掠船（私人运营、官方许可，以敌国船只为目标的掠夺船）许可证，惹怒了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西班牙，遭到无敌舰队来袭，最终英国舰队（多由劫掠船构成）还是打败了对付。拿破仑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当时法国军队在欧洲大陆肆意驰骋，却在对英海战中折戟沉沙，拿破仑因此掐灭了对英国本土的念想。英吉利海峡，被视为英国的天然屏障，丘吉尔对此信心十足。

      当然，英国内部主和派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以哈利法克斯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即便德军没有能力征服英伦三岛，但如若英国长期孤军奋战，极易陷入僵持、徒做他人嫁衣。他们认为与德国媾和，有利于增加英国的回旋余地，加快苏德之间的冲突。要知道，随着波兰的战败，苏联和德国之间缺乏缓冲，矛盾陡然尖锐起来。丘吉尔赞同这一派观点力求争取英国更多外交空间的想法，但却并不认为英国需要争取的盟友是德国。
      需要厘清的一点是，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其出发点固然是想要祸水东引、离间苏德，但却因暴露大英帝国的虚弱反而刺激了苏德联手对英国所维系的全球体系展开冲击。如若按照主和派观点与德国媾和，势必进一步坚定了苏德联盟的加强，甚至日、意两国在远东和北非也将进一步有所行动。事情如若发展到那一步，大英帝国将遭遇面顶之灾，世界霸主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正因基于如此考虑，丘吉尔不但拒绝议和，反而号召英国及各自治领民众积极备战。

      英国的反应在希特勒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丘吉尔完全是神经过敏，毕竟德国已经开出了极其丰厚的和平条款，甚至想要趁机与英国结盟，这可谓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空前的尊重了。在英国内部，许多人同样认为丘吉尔是以个人英雄主义取代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称其为战争狂人。这种印象也在二战结束以后对丘吉尔的选情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战后秩序尚未完全敲定，丘吉尔却已经下台的奇异现象。丘吉尔想要通过英国坚持抗争，等待一个契机，最终他等到了。
      大战爆发前夕，大英帝国给全世界的印象是一个腐朽老旧霸主，已经摇摇欲坠的形象。英军面临德军攻势的顽强防守，打破了这个流言。美国人更加坚定了援英计划，苏联人明白英国实力犹存，加大了与德国谈判的筹码。至于德国人，希特勒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认为英国之所以迟迟不愿和谈，是因为苏联的存在，于是不久就制定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苏联的存在当然是丘吉尔坚持抵抗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是英军抵抗想要达成的目的（即将苏联拖入对德战争），而非原因（即希特勒认为的那样）。苏德战争的爆发，导致欧洲战场上英军不再是孤军奋战，丘吉尔成功破局了。

      当然，希特勒从与苏联联手到反目成仇，并不仅仅因为英国的顽强抵抗，还在于庞大军事行动造成的石油等战备资源短缺（高加索和黑海地区的铁矿石、石油资源丰富），以及斯大林在对德联盟谈判中不断抬高加码。另外，日本内部存在的传统亲英势力（英日同盟遗产）也在强烈反对与德国结盟对抗英国，反而是实力弱小的意大利野心勃勃、蠢蠢欲动的想要收割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范围，但这对于德国来说毫无利益可分。既然反英同盟难以建立，那么如若进攻苏联或许更容易争取英国的支持，不过这一次希特勒下错了棋。
      丘吉尔当然想要苏德之间爆发冲突，但他所选择的盟友却是此前经常强烈谴责的苏联，毕竟从地缘现实主义角度考虑，苏联是英国更有利的选择。而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虽然存在亲英势力，但在诺门罕战役后普遍弥漫畏苏情绪，不愿意策应德国对苏攻势。德国不断扩大战争的行为更招致理想主义占据上风的美国人普遍反感，德美矛盾愈演愈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两国宣战。

      综上所述，二战爆发前夕，英国张伯伦政府企图通过绥靖政策将德国的扩张范围限定在协议（慕尼黑协定）范围之内，却将大英帝国虚弱和畏战的一面暴露出来，让苏、德两强看到了联手瓜分世界霸主利益的远景。然而当德国占据大半个欧陆之后，希特勒意图通过与英国的联合建立海陆双元霸权，却遭坚决抵抗。

      德国人因为英国的不易对付而决定联苏，后又因苏联的不易联合，反过来认定英国的顽强源于苏联的存在，进而迸发伐苏计划，最终陷入英、苏、美的地缘包围之中，直至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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