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世界强国行列中，英国的地位无疑是最显赫的。事实上，若从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因王室绝嗣，导致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争夺继承权）算起，大英帝国操控欧洲局势已有两百余年羸弱从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算起，全球处于“不列颠治世”亦有百余年。

      大英帝国的强盛绝非浪得虚名，帝国鼎盛之时统治着约四亿四千万人口，超过了当时的中国人口数量；巅峰时期的领土面积约三千五百三十万平方公里，乃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最大帝国。因其领土环绕全球，故而又号称“日不落帝国”。不过20世纪初的英国，显然已经日趋衰落，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群雄角斗的重要诱因。
      张伯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开战初期的英国首相，他因战前对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而倍受谴责。人们通常认为，正是他极力主张绥靖政策，尤其是签署“慕尼黑协定”，使得法西斯主义气势大增，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很多人都怒斥张伯伦的愚蠢，并且批判他对希特勒的轻信、对小国（主要指捷克斯诺伐克）利益的牺牲等。不过，如果我们重新梳理二战爆发前夕英国的内外局势就会发现，张伯伦绝非鼠目寸光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披着绅士外皮的现实主义者。

      从古典希腊、罗马帝国时期，不列颠群岛就偏安欧洲西北一隅，与亚欧大陆隔海相望，是一块边缘地区。但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本为人类交流屏障的海洋顿时转变成交通的坦途，英国因此崛起。作为岛国的它既不需要向内陆国家一样苦循出海口（如同俄国彼得大帝一般），亦不需要像半岛国家那样在海陆两个战略方向苦思踌躇（如同法国和荷兰一样），地处中西欧与海外交汇点的英国，轻而易举的就控制住了其他列强的海上生命线。
      经历了三次英荷战争、英西战争、工业革命之后，英国舰队已经发展起来。到了拿破仑战争后期，大英帝国彻底夺取了全球海上霸权。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铁路技术开始蓬勃发展，陆权的复苏、陆地资源的整合刺激美国崛起、德国和意大利统一，对维也纳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由英俄主导的世界秩序）遭受严重冲击，英国本土空间狭小的弊端日趋明显。

      大英帝国领土辽阔，但绝大多数都是海外空间，不过一战后民族解放浪潮风起云涌，其海外领地愈发难以驾驭了，帝国渐有分崩离析的迹象（至1939年，诸如加拿大、南非等众多海外领地已经成为自治领，但缅甸、印度等地要求彻底独立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曾经大英帝国凭借碾压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国力（包括军事、经济和技术层面）为各殖民地提供经济和安全保障，甚至一旦战争胜利的话，还可以分享战争红利。不过随着一战的爆发，战场工业化趋势的出现导致战争逻辑发生巨大变化。
      一战中，随着马克沁机枪、坦克、毒气和飞机的大规模运用，战场上的勇猛和无畏变得毫无意义。世界大战不仅导致大英帝国失去了一百多万年轻生命、丢掉了整整一代人的朝气和信心，同时也让英国决策层明白，在这样的大战面前，仅仅依靠英伦三岛的力量犹如杯水车薪。只是如若招揽海外领地居民参与这种既无战争红利分享又非保卫自身的无意义战斗，必将加大帝国内部的离心力。

      事实上，一战以后的大英帝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处境非常艰难。一战时的英国还有日、法、俄、意、美等国作为盟友，其战略目标仅仅是击败德奥同盟。但是一战以后的20年里，铁路技术进一步深化发展，英国对欧洲局势的掌控能力越来越遭受质疑。当时的美国不仅工业产值世界第一，同时已有将本国理想主义对外传播的欲望和冲动（一战后期的威尔逊主义便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将自己标榜为反英、反殖民的模范国度，并且制定了针对大英帝国的“红色战争计划”。
      华盛顿会议后，英日同盟彻底解体，日本在东亚的全面扩张对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构成冲击。沙俄变身苏联以后，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虎视眈眈。德国虽沦为战败国，却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意图再次冲击英国霸权。大英帝国在世界各个方向同时遭到德、日、俄、美四大强国的挑战，而其身边的盟友却只有疲弱不堪的法国和更加虚弱的意大利。这其中，法国需要英国的力量牵制和震慑德国，尚且可靠。但意大利却长袖善舞，徘徊于欧洲诸强之间，全看时局、利益的演变，并不可靠。在此背景之下，当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遭到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领土要求时，两难之境，可想而知。

      在张伯伦看来，当时英国民众普遍厌战，甚至存在对德国广泛的同情心理。而国际时局又强敌环伺，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因此，英国必须在诸多强国矛盾交织之时，避免首先卷入战争，这样才能占据战略主动权，从而坐收渔翁之利。最终，张伯伦选择顺应国内舆论，默认乃至协助希特勒扩张，以期望将德国的扩张从国际协定层面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和方向上。
      事实上，慕尼黑会议的协商结果如果被遵守，那么张伯伦就是规避新一轮世界大战的功臣，否则形同资敌。不过在张伯伦看来，希特勒遵循协定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两年之前德、意、日三国签署了旨在对抗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也正因如此，英国开始积极布局，寄希望于促使德国向东扩张，加速其与苏联的碰撞，这一系列外交政策也被苏联方面形象的称之为“祸水东引”。

      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英国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对待日本。只要日本没有与英国正式撕破脸皮、只要欧洲的问题没有解决，英国就竭力克制，争取让日本与美、苏之间的矛盾率先激化。二战爆发前，英国人加紧在新加坡修筑要塞，就是想要扼守马六甲海峡，将日本挑起的战火隔绝在印度洋以东。换言之，当时大英帝国的核心外交政策就是促使德、日、苏、美相互之间率先爆发冲突，以此保全英国殖民体系、获得更多的战略空间和外交主动权。
      张伯伦的考量不可谓不高明、英国政府的战略规划也不可谓不缜密，利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冲突打破大英帝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僵局，但问题是不论是德国还是苏联，都未必会按照英国的意愿进行。在慕尼黑会议上，张伯伦将美苏两个工业大国排斥在会议之外，并在英国的主导下推动英法德意四强协商机制，这本身就是彰显英国国际地位的绝佳舞台，若希特勒没有背弃约定的话。

      不过，也正是通过慕尼黑会议，希特勒和斯大林均看透了英国方面的外交底牌。希特勒不顾自己做出的承诺，悍然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事态急转直下。在此之前，德国曾经过了十余年苦心经营，渲染自己和平复兴的形象，如今一夜之间不复存在。英法内部舆论很快发生逆转，反德情绪迅猛提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英国议会内部对张伯伦的不满情绪开始迸发出来。面对舆论的转变，张伯伦迅速调整外交政策，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三国迅速做出公开安全保证。
      波兰地处德、苏之间，是两国的共同目标；希腊与亚平宁半岛隔海相望，意大利垂涎已久；罗马尼亚更是苏联邻国。这三国均位于东欧，英国对它们的保证势必需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却有必须放置苏联的扩张，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此以来，英国就同时得罪了德国、苏联和意大利三个欧洲强国，苏德合作的动力由此产生了。

      英国的保证显然未能阻止德国扩张的欲望，1939年9月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二战全面爆发。战后仅仅数小时后，张伯伦就召见此前与自己观点迥异的丘吉尔，要求其加入战时内阁，并担任海军大臣一职。没过多久，德国与英国为了争夺战备资源（主要是铁矿石），在北欧展开激战。双方均不顾挪威的中立国地位，开始北征行动，却因英法效率低下、德军抢占先机，最终以英国挫败而告终。此战，丘吉尔和英国海军部难辞其咎，但当时的舆论矛头却直指张伯伦。
      此时的张伯伦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时日无多，一力承担起战前和当下的诸多战略、战术失败的责任，在1940年提交辞呈的同时，建议丘吉尔组阁。更为重要的是，张伯伦还为丘吉尔留下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超级机密”项目。当时的英国情报部门即将全面掌握德国情报，这也成为日后丘吉尔制定军事和外交政策的一项利器。

      细看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他虽然在诸多场合高谈理想和原则，但内里却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或许正因如此，他才会对民众舆论高度敏感，竭力维持内部团结。英国二战前夕推行绥靖政策的背后，是处于维护自身霸权的考量，只是在宏大的目标和现实能力面前存在巨大的鸿沟，失败也是必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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