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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如何从普法战争泥潭中崛起的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它与早前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并称为“18世纪双元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社会秩序和地缘格局。至1804年拿破仑称帝开始，欧洲正式进入了拿破仑战争时代。
拿破仑加冕为皇帝，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法军旋即开始了更为猛烈的对外扩张，从原来88个省扩展到130个省，领土面积达86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400万。欧洲大陆主要大国奥地利、普鲁士臣服于法国，俄罗斯也委屈奉迎以求自保。拿破仑的声望和法国的势力达到顶点。后来拿破仑虽然失败退位了，但法兰西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却得到了延续，直至普鲁士全面崛起。
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普鲁士在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的率领下相继击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其中普法战争的胜利对欧洲局势产生了地震般的效应。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废墟上成立，这不啻是对法国民众的羞辱。然而颇为奇异的是，法国不但仅仅1年多时间就恢复了元气，甚至打破了德国对它的外交孤立，并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大英帝国的世界第二海外殖民列强。那么法国是如何在普法战争的废墟中，重新获得大国地位的呢？
普法战争与拿破仑三世被俘
当1870年7月19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率先向普鲁士宣战的时候，欧洲各国所担心的是法国将会趁机进一步发展壮大。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甚至做好了法军入侵低地国家比利时的准备，并预备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方案。在此前数天，法国就已经展开战争动员，法国人的参战热情极高，很少有人会认为法军将会失败，包括许多普鲁士人，除了俾斯麦。在俾斯麦看来，法国的作战系统远远不如普鲁士。经过了19世纪上半叶的军事改革后，普军早已脱胎换骨，远非拿破仑战争时期可以比拟。果然，普法战争爆发之后，普军优势明显，法国方面却因指挥失当、后勤缓慢等原因而一败涂地。
事实上，经过了战争初期的挫败之后，法国曾有机会趁普军主力未能充分展开，通过调整部署来伺机决战。但是由于初战的失败对政局造成的影响，法国内阁更迭、激进主战派上台并出于“军队一旦撤退，巴黎就会造反”的理由要求前线将士死战不退，最终导致色当惨败，拿破仑三世以“普通小兵”的名义举白旗投降，成为俘虏。皇帝的投降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摄政的皇后此时还在巴黎，然而大局已定，普鲁士军队还是抵达巴黎城下，法国方面兵败如山倒。
市政厅广场上的“9月4日革命”
就在拿破仑三世成为俘虏的那个夜晚，就已经有许多巴黎民众走上街头，高声呼吸废黜皇帝。次日一大早，更多的巴黎市民聚集在了协和广场，旋即开始冲击波旁宫。共和派在喧嚣声中迅速崛起，其领袖甘必大鼓动众人前往市政厅，并在格雷夫广场（又称“市政厅广场”）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格雷夫广场又称罢工广场，这源于法国民众经常在这里举行罢工运动，甘必大选择在此地成立临时政府，显然有追寻传统的想法。就这样，帝制在法国再度被推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匆匆忙忙地建立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于1870年9月4日，因此又被称作“9月4日革命”。
共和派固然重新获取了政权，却不得不选择与君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这源于普鲁士方面的压力。原来，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普鲁士压根不承认，并明确要求法国方面必须在规定时间里选出国民议会，继而商讨下一步的战和事务。选举如期举行，结果却让共和派大跌眼镜。原来在新的国民议会中，主和派人士占据明显上风，而这些主和派人士又大多属于君主派。换言之，共和国以及临时政府的根基遭到了沉重打击。毕竟如果共和国没有经过普选出来的议会批准，其法理性就会存疑。
君主派占优的国民议会选举
所幸的是，此时的君主派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默许了在共和制度下建立新内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君主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历史原因，占据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的君主派虽然都希望能够恢复帝制，但各自想要恢复的王朝却并不一样。正统派（波旁王朝拥护者）、奥尔良派（七月王朝拥护者）和波拿巴派（拿破仑叔侄的拥护者）彼此之间争斗不休，最终各派均作出妥协，在保持共和制国体的前提下，选择由奥尔良派代表人物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出任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梯也尔是一位长袖善舞的官员，他自称保王派，但同时又对恢复帝制可能造成的后果保持极度警惕。由于各派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倾轧，恢复帝制的条件并不成熟，因此梯也尔渐渐适应了共和总统的新身份，并在做出一系列措施之后，日益显示出来共和倾向，为共和派在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政体之争最终获胜提供了帮助。不过这也导致他在君主派中缺乏威望，共和派又对其不抱有完全的信任，最终被迫辞职。
梯也尔的正反两面
总得来说，梯也尔对第三共和国的稳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位老于世故、境遇谋略的古稀老人为了尽早促使德国占领军撤出法国领土，成功发行了高额利润公债，通过向法国富商筹款的方式提前付清了巨额战争赔款，比俾斯麦原先设定的时间早了一年半。国土的“解放”，尤其是对东北部领土（法国工业聚集区）的重新掌握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经济，恢复国力。与此同时，为了鼓舞士气、重振军威，梯也尔还在隆尚赛马场举行了颇为壮阔的阅兵仪式，一扫法军因战败而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重拾自尊与自信。
同时，法国开始大量向英国、德国学习，加强国防教育、实行义务兵役制、加大对军工产业投入等。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梯也尔改革是一场保守的运动，他在税制改革中小心翼翼的选择可供加税的产品，绝不贸然增加新税，以防改革阻力过大。到了1872年，法国的经济水平甚至超过了普法战争之前，这对德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迫使俾斯麦不得不展开“五球不落”、旨在鼓励法国的复杂同盟体系。
不过，也正是因为梯也尔的保守底色和君主派渊源，执政之初的他对巴黎公社竖起了屠刀。当初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摄政时，就曾提出军队撤退将导致巴黎造反，当都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之后，巴黎工人果然自发组织了国民自卫军以包围家园。然而这支武装不仅是普鲁士的眼中钉，同样也威胁到了法国临时政府。在获得俾斯麦支持之后（释放十万法国俘虏士兵，提供普鲁士军队协助），梯也尔开始猛攻巴黎。血流漂杵、涂炭几何，巴黎公社、英灵永续！
对德复仇还是殖民扩张
经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初步发展，法国国力日渐增强，以何种方式让“伟大的法兰西”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成为法国决策精英争论的焦点。究竟是侧重于欧洲事务“对德复仇”，还是紧追大英帝国的脚步“对外殖民扩张”，成为19世纪晚期乃至20世纪初法国对外战略的两条道路。法国人的选择是“鱼和熊掌”都想要，或者说是通过殖民扩张来彰显法国地位和地缘影响力，进而来补偿暂时无力对德复仇，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再亮匕首也不迟。
19世纪70、80年代，由温和共和派执政的法国内阁力排众议，在未能获得国民广泛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执意殖民扩张。此举遭到激进共和派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转移战略方向的手段，将有限的资源放到殖民远征的“烧钱”事业上，将会贻误复仇大计，甚至会妨碍法国重新成为欧陆霸主。然后仅仅十几年之后法国舆论就发生了变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殖民地的经济意义越来越大，海外扩张也逐渐从“烧钱”变成了“挣钱”的事业。尤其是德国俾斯麦下台之后，德俄、德英关系急剧恶化，法俄同盟建立，这也有利于减轻法国殖民扩张的阻力。
进入20世纪之后，一方面法国的国力获得了进一步增强，并且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也已经形成。此时的法国已经重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活跃于国际舞台，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重要棋手，这与第三共和国长期的政局稳定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法国的欧洲大国地位受到强烈质疑。然而经过了“9月4日革命”和国民议会选举之后，在共和派和君主派的相互妥协之下，法国共和制度获得保留。在梯也尔的努力下，法国迅速完成巨额战争赔款，收回了被德军占领的东北工业区，进而为经济加速复苏提供的基础。旋即又通过学习其他国家先进技术和制度，加强国防和教育方面的投入。此后法国在“对德复仇”和殖民扩张两大战略道路上进行选择，进一步增强了地缘影响力，重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举足轻重的势力。
随着法国的强大以及欧洲两大阵营日益紧张的对峙格局，法德两国皆深知双方必有一战。一战将两国均拽入深渊，并且激化了相互之间的仇恨。到了二战初期，纳粹德国闪击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瓦解。然而正是这个曾不被世人看好的第三共和国，意外地是法国第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共和国政权，赢得法国人对共和政体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