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新朝历史 > 王莽的新朝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2017-09-24

王莽的新朝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作为中国古代“篡位者”的代表,王莽一直为传统价值观所不容,他创立的新朝被视为伪政权,他推行的改革被讥为荒唐乱政。甚至他在“篡位”之前谦恭克己、兢兢业业的表现,也被认为是为篡位做铺垫的伪装矫饰。那么,历史上的王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处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是怎样走上最高权力宝座又缘何身死国灭?本期“王立新论史”继续为你解读:新朝复古的失败带给我们什么教训?

亦天时 非人力:王莽得帝位有哪些条件

在班固的评价中,只有说王莽得位当皇帝,“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这句话,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王莽代汉而立,是汉已溃烂,而王莽人脉最盛,天下不可无君,于是王莽在众官迎请之下,经过太皇太后同意才当上了皇帝。他这个权力真正是通过禅让得来的,而不是像曹操,尤其不是像司马懿那样欺人之弱,窃夺来的。所以我把这一讲的题目叫做“到底是王莽篡汉还是王莽禅汉”。因为王莽是汉臣,他自己的新朝政权,又直接断送在他自己的手上,没有传下去。所以,也就没有属于自己王朝的历史学家。因此,后世的历史学家,都站在汉王朝的立场上,说王莽篡夺了汉朝的政权,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最关键的是王莽的后起者是刘秀,他自称是延续汉代的江山,所以王莽作为乱臣贼子,就仿佛铁案如山了一样。如果接下来的政权占有者不是刘秀,而是马秀、牛秀、羊秀之类,那王莽至少也能像隋朝的皇帝一样,虽然短命,也不至于被一口声的全都说成是篡权的奸贼。

其实刘秀也算不得什么汉朝的继承者或者拯救者。《东观汉记》和《后汉书•光武帝纪》为他列的族谱说:“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就算从汉景帝算起,也有七世了。如果从汉武帝算起,也已出了五服。按照古礼,五世亲绝,可以另为别姓。他跟汉武帝以下的据位帝王,其实已经没有任何血亲关系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令的儿子,连官二代都算不上。而且,他于王莽天凤年间,“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如此,他已经接受王莽通过禅让成为皇帝的事实,又是王莽时代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虽然名义上是刘氏的宗亲,而实际上应当是王莽的臣子。“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这也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记载。当然也是完全出于美化他的记载。不过各位请仔细看看这段文字:刘秀既为王莽新朝的太学生,乘天下方乱而起兵,想要推翻王莽,取而代之。咱们就不算他是王莽新朝的乱臣贼子,至少也是不忠的叛逆!恢复刘氏的江山,只不过是一个仅仅能被俗人理解的理由,唬弄愚众的借口而已。绿林军扶持的更始皇帝刘玄,是刘秀的族兄,也只是刘氏可以改姓的远族,至于赤眉军所立刘盘子,当时只是军中放牛的奴仆,更谈不上可以代表刘汉皇室。

班固说王莽获大宝之位,是天时所致,什么叫天时?班固只是不好说是天意。那么王莽得了什么天时,当上了皇帝呢?

从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况看来,有三点重要的东西异常值得重视:

一是汉室衰败,天下崩溃;二是禅位让贤的历史传统没有断绝;三是五德终始说在社会生活中广有信众。

有关刘汉皇室的衰微,首先表现在皇帝昏庸无能,其次就是子嗣不旺。成帝虽然在位二十六年,但是自己无能,一切政务委托王凤、王音、王根等。至哀帝得位,虽然想抑制王氏,但还是要依托远比王氏更差的自己的外戚傅氏、丁氏等,哀帝在位不足七年,崩而无子。迎中山孝王子刘衍为帝。这个刘衍的母亲,是中山孝王的姬妾,姓卫。卫姬的姑姑,是汉宣帝的婕妤,生了楚孝王。卫姬的姐姐,又是汉元帝的婕妤,为元帝生了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成帝将卫姬的妹妹赐给他,生子刘衍,这就是汉平帝。平帝两岁时,其父孝王崩,继为中山王。哀帝死,立为帝,时年九岁。立五年而崩,无子,又立汉宣帝玄孙婴为帝,当时只有两岁,而到他五岁的时候就把天下禅让给了王莽。已经找到汉宣帝的玄孙那里去了,可见汉皇后嗣匮乏之程度。还要王莽把刘邦的堂叔伯兄弟的子嗣们找出来当皇帝,才算是王莽忠孝吗?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再说这些人跟皇朝的继承权,完全已经八竿子打不着了。

至于天下崩溃的情形,从汉武帝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汉承秦末战乱之弊,社会经济十分匮乏,经历惠文景时代的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但是很快就又被好大喜功、徒务虚名的汉武帝以对匈奴的战争,还有封禅、巡狩等方式,挥霍殆尽。刘汉王朝,随即正式走上全面下滑之路。昭帝时期,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因为土地兼并和买卖奴隶等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渐趋激化。汉元帝时期,易学家京房,列举众多灾异,告诉汉元帝,国家衰败之势已经难于抑止。汉元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天下确实是“衰乱已极”。到了汉成帝时,谷永在与成帝面对面谈话时,指出当时严峻的社会情况说:“饿死于道者,以百万数。”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哀帝以下的情形,更是每况愈下,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汉家天下实在已经是衰败到了溃烂无救的地步。

这种情况,说明了汉家天下已经根本维持不下去了,刘氏的统治已经没有可能再进行下去。

当此之际,并未陨灭的上古时期的禅位让贤的传统开始在社会上复活。

我在这里首先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有关上古时期的禅让,也就是所谓尧让舜、舜让禹,近世以来一直被世人认定为儒家创造的神话。其实这完全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我敢肯定地说,尧舜禹之禅让,绝对是实有其事。有关禅让,虽然距离过于遥远,缺少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是不仅儒家,先秦时期各家各派都有相同或者相类的记载,这本身就是证明。儒家所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一古代的事实,上升为一种理想的目标,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应当永远在贤人的统领下走向和谐美满。

《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上天只护佑有德的贤者,老百姓只感念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孔子和孟子是中国最早的好老师,他们不可能编瞎话来骗人,否则他们不会在历史中产生那么久远的良好影响。《论语•尧曰》记载尧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又称:“舜亦以是命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尧告诫舜说:“皇天把拯救万民和养育万民的任务放置在你的肩上了,你要努力呀!如果你要是让百姓陷入困苦和贫穷,那么你的大位也就会被收回去,从此不再属于你了。”后来舜又把同样的话语,原封不动地说给了大禹。《尧曰》篇接下去记录了商汤和周武的话语,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我个人有了罪错,不会殃及天下百姓;天下百姓犯了罪错,那都是我统治的不好,不怪他们。周武说:“虽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我虽然有血亲家族,但是不如我拥有天下的贤才。如果百姓犯了罪错,那都是我犯的罪错。

《论语•尧曰》,是孔子给学生讲历史课的辑录。既是讲课,肯定有史实依据,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样的故事。况且这样的故事,在先秦时期几乎众口一词,怎么会大家都编出了完全相同的故事?至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只不过是在久已被世人所认可的尧舜禹禅让的事实基础上,强调贤人政治,反对霸权政治和庸碌政治的价值宣言而已。

所以,禅让政治确实是曾经的事实,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君主的权力欲望越来越膨胀,于是互相征战,他们招揽贤人,已经不出于养育苍生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满足各自日益膨胀的私欲。所以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

这种不断膨胀的欲望,使得君主都想争抢到更多、更大的地盘。而最大的地盘,就是天下都是他一个人的。统一的国家的理念,在这些君主的心目中,根本就不是出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承载历史文化,养育天下苍生的意愿,而完全是出于他们各自的私人欲望得到满足的要求。最终秦始皇得逞其恶了。王船山说这是天道假私济公。各位只听说过假公济私,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假私济公。假私济公,就是上天借助历史人物的个人自私的欲望,以完成有利于天下众生的事业。这是船山先生就秦始皇统一天下一事所发的高论。就算不是秦始皇,也会是别人,统一的欲望膨胀之后,使得统一成为事实,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谁先统一,谁都会很快灭亡,这也是趋势和潮流,因为大家还不习惯于真正的统一。同时,被统一的势力,一定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报复行为。仅此两点就已经足够,何况还要加上暴虐和专制?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实在是生逢其时,捡了历史的大便宜。说秦国的统一只是为了圣王作前期的驱除和打扫工作,未免把刘邦看得太高,同时也不了解历史的趋势。就个人人品、学养、才智而言,刘邦比秦始皇差得不知道究竟有多遥远。

那么当汉朝的统治一团溃烂,遍体疮痍之时,统一的家天下虽然已经运行了两百余年,但是旧有而尚未泯灭的禅位让贤的传统,正好乘势勃发。这是导致王莽得以成为帝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早在汉昭帝时,研究公羊春秋的学者睦弘,就征引古义,让汉昭帝把皇位禅让给天下的贤人,此时王氏根本还没有出现。他要汉统治者“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希望汉昭帝效法殷、周,自封百里,以嗣血统,“顺承天命”。虽然他因此被杀,但是已经足以表明禅位让贤的传统,在特定历史情形之下,已经复活。同时,也表示汉代到昭帝时期——此时武帝刚刚过世不久,已经失去士望和民心,到了行将就墓的时候了,不必等到王莽出场。接续昭帝的是宣帝,此时王氏依然杳无踪影。一位叫盖宽饶的学者,又据易理提出让汉宣帝禅让的要求,他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又说:“若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意思是汉代统治已经完成了使命,该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汉代的君王,既然已经失去君临天下的德与才,就应该识时务,知进退,主动让位,不要赖着不下去。当然,他也因此被迫自杀。以上两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说坚持了儒家的政治原则立场,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尽管招致杀身之祸,但是确实应当被历史所牢记,他们是对中国政治的贤良,对生民的生存负责的社会精英。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他们为了中国政治的正常化和合理化舍出了生命的代价!

前面所说的易学学者谷永,在汉成帝时更进一步提出了:“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他说:上天任命君王,让他治理天下,不是为了君主自身,而是为了臣民。他说天“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他提出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种话语,后来一直沉寂不闻于世了。直到明朝中后期以后,才被唐甄、黄宗羲和王船山、顾炎武等拾起来,重新进一步阐发。汉成帝这一次并没有杀掉谷永,却诚实地说了一句“甚感其言”的话语。

之后,刘向又提出了“富贵无常”,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的说法。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的性质如何,努力怎样,它总是要灭亡的,总是要被其它的新兴政权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规律,想挣脱也挣脱不掉。大家不要以为刘向是为王莽张本,刘向是反对王氏专权的,尽管他的幼子刘歆后来成了王莽的国师。刘向留下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叫做《说苑》,其中有一篇叫做《至公》,就是大公至正的意思。在这篇文字中,他说:“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他说这才是人君真正的公心所在。

以上这些学者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不仅为一个朝代张本,真可谓优秀士大夫。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作,也是因为禅让是古已有之的实事,虽然经历了秦汉两百年的专制,并没有被大家遗忘,大家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一美好的理想。

禅让是非暴力解决政权问题的良好方式,不必使用武力,免得天下苍生受难,也不至于耗竭社会经济和其它物质资源。但是后世的统治者们私心过重,不愿意让出权力,即便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情势之下,仍然要拼命一搏,致使生灵涂炭,血流成渠。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之源。为了牢牢把持权力,而不顾天下苍生死活,竟然到了不辨时局、甚至不知羞耻的地步。死皮赖脸地占据皇位不放,就好像泡泡糖粘在上面一样,非动大的外科手术,不肯松手。

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把天下当成自己私家的产业,汉高祖刘邦在当上皇帝的时候,面对群臣对他父亲恬不知耻地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说从前您总是说我不如二哥,骂我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治产业。现在您再看看,我的产业跟他的产业相比,谁的更多些?当时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把天下当成他自己的产业,大臣无耻逢迎,可为一叹!刘邦年轻时,是个标准的二流子,连他亲爹都瞧不起他!

既然把天下当成自己的产业,所以就不许人家夺走。即使在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管理天下,人心离散,社会崩溃的末日之时,还要拼死一搏,不惜天下苍生的死活,非要弄到血海尸山,不肯罢手。普通的老百姓不懂历史,跟着人家瞎起哄,人家说刘邦厉害,他们也说刘邦厉害,甚至把电视剧中的情节都当成历史的真实去对待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之类,就连很多大学老师都说很好。当然,他们可能指的是“拍摄手段”和“表现技巧”,还有扮演得“像不像”之类的东西。汉武帝究竟怎么样?穷兵黩武,尽情巡狩,挑起汉族与匈奴族的争端,使无数将士殒命,汉、匈两族生灵涂炭。而且巡狩之时,不顾民生疾苦,肆意践踏庄稼,致使百姓大骂不已,有的乡民甚至想联合起来绑架暗杀他。

后来的一些好图虚名的功利之徒们,欣赏汉武帝极具侵略性的“开疆拓土”,虚美他,管他叫“汉武大帝”。正是只看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和“夜黑燕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果敢与英勇,只看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和“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的雄壮与迈;却看不到“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的凄苦和无奈,看不到“古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惨痛与悲凉。大家都回去好好读一读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感受一下将士们出征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是什么滋味?去想象一下“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间景象?如果读过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样的诗句,还是坚持认为汉武帝开疆拓土是丰功伟绩,那咱们就无话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图 西汉士兵复原图

支撑这样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对西汉帝国的子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其实不仅各民族人民反对、将士反对、参战家属反对,就是朝中的大臣们,也十分讨厌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徒务虚名。汉宣帝是武帝之孙,想要在武帝的庙里,奉献音乐以歌功颂德,遭到大臣们的强烈抵制。有一个叫做夏侯胜的大臣,上言反对说:“武帝虽有壤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说汉武帝虽然开疆拓土,但是众多的苍生因此殒命,耗尽了天下和生民的财力、物力,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加上不用心于民事,蝗虫大起之时,束手无策,百姓无法活命,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他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和损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恢复过来。说他没有给百姓带来恩惠,更没有什么德泽可言,不配享受庙乐!

夏侯胜所说的情况如果不属实,他绝对不敢说,那是难免会以诬枉先帝之罪被杀的。同时,他这样的话语显然表达了当时在场群臣的共同心声。宣帝实际上是接受了,也就是同意了夏侯胜的看法的,给汉武帝的庙里“献乐”的事情只能作罢。

汉代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真是到了,而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士大夫甚至皇帝本身都不成很大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禅让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正常转让和过度。汉哀帝就曾想把权力禅让出去,但是他抑制王氏,信重自己的外戚,想把权力禅让他委任的大司马董贤。他对董贤说:“我欲法尧禅舜,如何?”他要把权力禅让给董贤的心思,事实上可能比这还要提前。早在他即位不久,册封董贤为大司马时,诏书就说:“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统辟元戎,折冲绥远,匡正庶事,允执厥中。”(《汉书•佞幸传》)他要让董贤统领大众,辖制远近,治理政务,尤其是使用了“允执厥中”一语。各位,这个词可是不能随便使用的,这是尧让位给舜的时候所用的话语,用这样的词语,就意味着要禅让了。在汉哀帝,至少已经有了对董贤的这种潜在的暗示。

但是,禅让是让给贤者,而不是随便一个什么样的只要是自己提拔的人。所以,汉哀帝的话语一出,立刻遭到明智大臣的反对。当时在场的大臣王闳马上截住话茬说:“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所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于无穷。”提醒他作为天子,是不能以儿戏的方式讲话的。实际上,如果王闳接住话茬说,陛下所言极是,臣已录下诏旨,立即发布出去。那这件事就是汉代皇帝自己把权位禅让给董贤了。不过董贤虽然可以被重用,但确实不足以接受权力的禅让,他没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当西汉之晚末,惟一拥有这种接受禅让资格的,只有王莽。王莽的德行和在社会中的声誉,还有身份和地位,足以承担这一历史的重任。

   王莽的德望,是通过克己奉公获得的,时人称颂王莽:“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牾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说王莽“日新其德”,崇尚节俭以矫正世俗奢侈之病;温恭待人,礼贤下士,天下“从风而化”,风气为之大变。王莽身居要位以后,不断谢辞封赏,致使天下读书人上书为王莽请封,有一次竟然达到487572人签名。在那样信息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之下,谁有这样的组织力?这完全是读书人和地方官员自发的行为。污蔑王莽,说是他故意自己策划的,又有什么意义呢?王莽既不得不受赏,却把所受之赏全数用于天下孤苦无告的贫民。自己除了妻子以外,连第二个女人都没有,老婆穿待破旧,出门接待客人,竟然被误认为是家中的仆人。古往今来有过这样的宰辅吗?所以要禅让,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非王莽莫属,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