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五帝时期到夏后专权
1、仰韶、龙山、华夏明代著名小说《西游记》的开篇便有一句曰：“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说的是传说中国古代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治理整顿世间、五帝定下人间社会伦理制度的故事。历史上关于是否有盘古这个人或部落已经无从考究，但依据考古出土文物，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在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漫长年代中，中原大地曾出现了众多文明火种，我们依据今日地名，称之为“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而这其中，仰韶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基本可以断定为夏文明的直系传承。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它涵盖了早期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和覆盖山东丘陵的大汶口文化，显示出此时的仰韶先民已经与居住在山东丘陵的东夷族群频繁联系，甚至很可能在此时就已经出现了东夷臣服仰韶夏人的情况。只是这样的局面，遭到了南方河姆渡-良渚文化（长江下游）、大溪-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以及北方红山文化（幽燕地区）的冲击。最终爆发了传说中的那两场传奇大战。
2、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
龙山文化的出土遗址虽然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但基本分为原仰韶文化区域（推测为夏人）和原大汶口文化区域（推测为东夷人）。当南方长江中游流域的三苗部族逐渐从屈家岭文化过渡到更为先进的石家河文化时，其北上山东丘陵的步伐随之加快，并同此地的龙山文化族群发生激烈冲突。
最终这三股势力之间爆发了两次大战，分别是涿鹿之战战和阪泉之战。关于这两次战争的先后顺序，存在两种说法。但由于逐鹿之战是炎黄联手对抗三苗且以炎帝为主导，今人大多推崇涿鹿之战在前、阪泉之战在后的提法，即炎黄二帝先将三苗排挤出黄河流域，再进行内部霸主竞逐。
涿鹿之战爆发之前，山东丘陵的东夷部族已经被三苗之中的一个强势部落消灭。据《史记》记载，这个被称作九黎的三苗部落是由一位勇武过人的首领统帅名叫蚩尤。在他的率领下，三苗的势力甚至一度跨过山东丘陵、直抵红山族群的边缘，这可能是导致炎黄二帝联手抵抗的关键原因。史书中对九黎部落的表述极其神异，传说他们各个铜头铁臂、牛头人身，可见其战斗力有多么强悍。
炎帝集团长期占据龙山文化霸主地位，底蕴丰厚，但军队实力远不及九黎部落。然而从河北平原边缘南下的黄帝集团作战经验要丰富的多，并且他们的军队之中存在大量的车辆军械，在科技层面占据优势。涿鹿之战，蚩尤败北被杀、九黎部落崩溃，三苗族群一部分融入东夷，另外一部分则退回长江以南或北遁到了东北，成为日后东胡族的组成部分。
3、充满迷雾的五帝时代
关于五帝的提法有许多，但依据历史断代工程计算的年代，五帝时代起自公元前30世纪初神农氏炎帝魁隗(伊耆石年)，终自公元前2070年大禹代替商均，共历23帝，延续1047年。只是不同于炎帝时期一脉相承的10位神农氏君王，黄帝时期的君王分属有熊氏、金天氏、青阳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等不同氏族，说明了当时新封氏族增多，社会结构变动加剧。颛顼、帝喾、帝舜等皆被归位黄帝时期的13位帝王序列。
颛顼传为黄帝之孙，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击败了与之争位的共工氏，但这已经显现出华夏部落联盟内部，政权更迭的不稳定。此后帝喾、帝尧、帝舜时期，天下共主的权力更迭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震荡。天下局势的日益恶化，促使华夏社会模式开始从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步进入一个新的政权形态。
4、关于尧舜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传说
依据《史记》的记载，帝尧传位帝舜、帝舜传位帝禹，皆是一种晚年退位让贤的举措。居于此，人们因此得出当时的政权更迭模式是禅让制的结论，将其作为一种固化制度来看待。然而根据1981年方诗铭等学者对于各种关于竹书纪年古籍的整理取舍，编纂出来的较为可信的《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尧幽囚，舜野死”，这两任华夏的禅让举措皆源于政变。
5、关于夏朝建立的几点迷思
根据史料记载，夏朝的祖先是有崇氏部落。这个部落曾在帝舜时期治水，当时的部落首领是鲧。按照《史记》中的说法，鲧治水不利，被帝舜下令诛杀。但在《山海经》和其他典籍中，却有一段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于羽郊”，“息壤者，言土自长，故可堙水也”。从中推断出另外一个版本故事，即鲧在治水期间不奉帝舜号令，且即将治水成功。但不论按照哪一版本，终究有崇氏功亏一篑，最终洪水再度泛滥，帝舜只得继续任命由大禹接管的，治水经验丰富的有崇氏部落，继续治理水患。
前面提到帝舜传位大禹的两个版本，如若确实是在禅让制下的一次让贤行为，则夏朝应当是以夏启作为开朝君主。但如若帝舜是在大禹专权的情况下，被逼无奈禅让的，那么大禹就应当是夏朝的真正创立者，而夏启开创的所谓“家天下”时代，也不过是恢复了帝尧之前的华夏秩序。
6、夏朝的兴亡
禹王在确立华夏共主地位之后，又继续征伐三苗，并在取得“夏后”名誉之后，沿着颍水南下至涂山（安徽蚌埠西郊怀远县境），与诸夏、东夷各部族首领会盟，史称“涂山之会”，这被认为是夏朝建立的标志。
然而当大禹年老之时，召集天下部落首领前往会稽山（浙江绍兴一带，同样位于东南方向）朝见自己时，权势已经十分强大了。早年间鲧和禹的治水区域，主要活动于西方和北方，所以相比其他地区稳固。而会稽朝会之时，东方和南方的部落也已经臣服夏后氏的号令了。在这次集会上，最晚赶到的会稽附近部落防风氏首领被杀，彰显出此时的大禹势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威慑各路氏族首领，到了可以轻易弑杀部落首领的地步。根据史料记载，后来大禹得知防风氏是因为路途遭遇洪水阻塞，为了抗洪和救援百姓，才耽误了会期。于是大禹十分自责，并设立了一系列祭奠防风氏的祀典。不过作为主要活跃在南方和东方的治水部落，防风氏或许早已上了大禹的必杀名单。
7、二里头文化和夏朝
一般来说，大家比较公认夏朝就是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早期这段时间。二里头文化本身应当算作是龙山文化的继承者，但并未出土类似商朝殷墟那样成规模的、可以提供强有力佐证的遗址。正因如此，学界部分学派并未将夏朝算作华夏文明第一个朝代。
二、商周之变奠定华夏文明精神基石
1、青铜器和甲骨文的时代夏朝末年，夏桀残暴荒诞，这给了东方商部落以契机。最终鸣条之战，商汤击败夏桀，建立了商朝。从本质上说，商朝和夏朝并无太大不同，在政治上均属于保持部落联盟形态下的王权至上政权。然而从文化层面，商朝对华夏文明的贡献要深刻的多。青铜器和甲骨文的出现，极大的刺激和丰富了商朝社会的发展。
2、母系印记和游牧印记的消逝
五帝时代和夏朝时期，华夏帝王的姓中通常都需要带上“女”字，如“姜”、“姬”“姚”、“嬴”、“姒”等，这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印记。但从夏朝晚期，新出现的姓基本不再遵循这一规律，而商朝的王族自身，以子为姓，已经脱去了母系社会的印记。
正因为这两种继承模式的差异，当商部落入主中原，演变为以定居为主的生活方式之后，宗室内部围绕政权的争夺长期不得停息。自商王仲丁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使王朝中衰、诸侯离叛，史称“九世之乱”。后来盘庚迁殷之后，权力中枢坐落在远离水患的农耕区域，政权得到稳固，嫡长子继承模式开始出现。
3、殷商的兴衰
盘庚迁殷之后，商朝重新稳固下来，到了武丁时期全面崛起，史称“武丁中兴”。武丁与后世西汉武帝的情况非常类似，他继位之后励精图治，将殷商大业重新奋起，并且四处征伐，对周围的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虽然抓获了大量俘虏，却也有穷兵黩武之嫌。
4、商周之变
如果说夏人加强了华夏集团政治体制联系，商人贡献了青铜器和文字等文明结晶，那么周人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信仰。同夏后氏一样，商人认为自己能得到政权是天命所授。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的保佑自己，商人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并使用活人作为祭品。这些被用来献祭的活人通常都是战争中获得的俘虏，甚至只要是商人以外的人都会被计算在内。
正因为周人这样的天命观，刺激了华夏社会发生了商周之变。周人的天命观看似将载体变成了个人，更为狭隘了。然而这种褪去统治族群特殊性的观念具备极强的普世性，使得被周人统治的族群反抗力度大减，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间开始出现较大程度的融合交流。这也是周人能够号令各路诸侯同心同德，共同伐商的主要原因。
5、分封制下的中原社会
周人灭商，将天命观变成了更为普世的形态，但同时也继承了商人嫡长子继承模式，并将其更加细化和制度化。可见周朝建立之后，不断的借鉴商朝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政治体制。
但是经过几代繁衍之后，即便是姬姓诸侯也与周天子血缘疏远了。西周中后期，周室已经开始出现衰微的迹象，到了周厉王时期开始发布一系列改革，意图加强中央统治 ，史称“厉始革典”。然而当国人、贵族阶层和地方诸侯利益受损之后，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赶走了。此后的周天子威望，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周幽王时期，甚至受制于镐京附近的小诸侯申国国君申侯的约束。最终申侯引犬戎攻镐京，导致平王东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