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说过，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己。表达了对陶渊明挂印弃官之后所著的《归去来兮辞》的推崇。
      故事发生在东晋年间，陶渊明被委以彭泽县令之职，这对于许多官员来说是一个油水颇丰的位置，然而对于沾染魏晋风骨的陶渊明来说，却是自身职责之所在。不愿盘剥百姓的他两袖清风，并在一次督邮到县衙门的巡查索贿之后挂印弃官，并吼出了那句旷世名言。

      不为五斗米折腰！根据东汉和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县官俸禄标准推断，晋朝的县令俸禄定然不止区区五斗米，故此陶渊明是在表明不会为一个县令职位去侍奉“乡里小人”的心迹。那么当陶渊明弃官回家之后，又是靠什么生活的呢？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士族崛起并把持朝政的时代。然而陶渊明并不是士族门阀出身，并没有家族底蕴提供支持。据传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初年名将陶侃，这是一位权势和名望均极高的人物。然而陶侃并非士族，他出身贫寒，始终没有充足的庄园产业。陶家在陶侃故去之后，衰落的非常快，迅速被其他士族子弟占据了朝堂高位。

      陶侃去世之后，曾留下对于寒门庶族来说颇为丰厚的家产。然而在士族林立的环境下，陶侃十七子迅速陷入了家产争夺之中。到了陶渊明这一代，虽出任官职多少受到曾祖父名声的影响，但其余大多没享到先辈的余荫。
      归隐之前，陶渊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并不只有最末一次彭泽县令的八十余天，因此尚存部分积蓄。但积蓄终归有用完的一天，他辞官归隐之后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实还是农耕和教书。

      根据《归园田居（其一）》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写实描述，归隐初期的陶渊明生活状态并不算差，拥有充足的耕地，甚至还可能雇佣他人耕种的可能。只是后来，尤其是五十岁后经历了火灾、歉收等导致其房产和田产出现大幅度亏欠，生活状态趋于困苦。
      另外我们通过陶渊明的诗词中，我们会发现他不仅有“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躬耕经历，还有“余尝于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讲习教书的时候。故而可以断定陶渊明归隐之后，除了耕种之外还有教书的收入。

      遁世修仙的隐居状况不同，陶渊明的归隐更像是提前致仕，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未断绝。所以也时常会有一些友人，诸如颜延之、王弘等人接济于他。
      总的来说，陶渊明归园田居之后，经济条件大不如前了。但最初并不算拮据，家中还有不少房产和田产，可以通过耕种、教书维持相对滋润的生活水平。只是到了晚年出现变故，生活确实困苦了许多。

      面对眼前的苟且，陶渊明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在内心深处开辟了一处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既代表了他自己的坚韧风骨，亦化为了中华文明的精魂，传承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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