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将人类文明带进了一个新的纪元，冲击了各工业化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并因工厂制普及、城市化等因素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直至福利国家制度的创立。福利国家制度率先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这与德国当时特有的容克贵族、市民阶层和工人群众三足鼎立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铁血宰相俾斯麦采纳了“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建议，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福利。此举极大的缓和了劳资矛盾，增进了国家凝聚力，并迅速被其他工业化国家所效仿。然而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社会福利政策却遭受了越来越大的困境，最终当德国的福利体系愈发风雨飘摇之时，纳粹主义终于趁势而起。本文就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魏玛时期的德国福利体系是如何走向崩溃的吧。
帝国时代的福利政策
由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德国社会中的无产者和资产在之间的矛盾加剧，不利于新生德意志帝国的稳定，因此作为统治阶层、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贵族们便推行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保险制度。从1883年以来，德国先后建立了医疗、养老、残疾和工商保险制度，并于一战前夕在《帝国保险条例》增设了《职员保险法》（将受保范围从产业工人延伸覆盖至管文职管理人员）和《遗嘱保险法》（将养老津贴作为某种形式的遗产，用以弥补退休不久便去世的人）。至此，一套几乎涉及所有产业受雇者的、相对合理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终于形成了。
福利国家制度的创立，极大的缓和了德意志帝国内部矛盾。容克贵族通过向新兴资产阶级征税，并通过福利制度补贴无产者，与工人运动之间建立了某种十分微妙的联系。在这套由国家作为担保的福利制度下，德国民众的国家身份认同感也就更为强烈了，而这也是一战时德国民众踊跃参军的原因之一（当然，战前欧洲各主要大国皆被民族主义情绪所弥漫）。当人们对本民族同胞的认同感远远超过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社会地位一样人群的认同感时，高举“民族”旗帜的战争必将惨烈无比。
魏玛共和国的福利扩展
经过四年鏖战，德国战败投降，德意志第二帝国覆灭，魏玛共和国成立，继承了福利国家制度。然而魏玛共和国面临的是比帝国时代更为严峻、复杂和广泛的社会问题。此时的德国不仅面临贫富差异拉大、战争过程中的损耗等问题，还需要面临800万复员士兵和400多万伤残和阵亡者遗属的抚慰救济问题等。自福利制度创立以来，德军历次战争屡屡获胜，每场战争伤亡不过几千人，仅凭国防部就足以承担起抚慰金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几百万人的伤亡抚慰金和几百万人的安置费用，其开销远远不是国防部所能应付过来的。正因如此，从魏玛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决心通过一场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对德国福利体系进行扩展，用以解决一战之后德国的种种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伤兵和阵亡将士遗属的抚慰工作，德国劳动部通过了《帝国供养法》和《健康严重受损者法》，从而使得阵亡者和伤兵遗属获得诸如教育培训、养老金、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法律保障。战争后期引发的通货膨胀从事实上夺取了数百万投保人的收入和财产，这其中包括大量政府职员和复员军人。因此为了解决复员军人和公务职员的生计，1924年魏玛政府先后通过了《关羽救济义务的帝国条令》和《关于公共救济前提、方式和程度的帝国原则》，以法律为后盾，通过地方乡镇组织“救济联合会”、设立救济项目的方式解决问题。不仅如此，当1924年道威斯计划（一份外部力量干预德国通货膨胀的方案）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之时，魏玛政府还增加了对所有生育妇女免费照顾，并发放十周产假津贴的福利政策。
不仅如此，魏玛时代对投保人养老金的额度也从一战前的每年平均180马克提升至1929年的大约700马克左右。另外，随着“生产合理化运动”的展开，德国出现大规模长期结构性失业，于是1927年议会又通过了一项《劳动介绍与失业保险法》，明确了对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的规定。通过对德国福利制度的扩展，魏玛共和国似乎解决了一战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困局，然而却也掩盖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企业家势力的上升
魏玛共和国对福利制度的完善和扩展，所依托的是德国不断萎缩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了搭建起如此全面的福利体系，社会保险在德国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13年的1.8%一跃上升至1929年的13%，这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对企业征税以充盈国库。只是如此一来，德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竞争力就会下降，企业家们将不得不加大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优化（拆分工序的流水化作业和新机器研发，即生产合理化运动），这必然造成更多工人的失业，从而导致国家又需要投入更多的津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正因为出现这种状况，德国的企业家们坚决反对增加福利金，他们更倾向于削减福利金来为企业减负，从而促进企业投入再生产。削减福利金，这是工人群体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既然有大量工人失业，自然必须增加国家对福利金的投入。然而，也正是由于大量工人的失业，德国工人反而不敢再通过罢工手段来逼迫企业家让步了，因为一旦罢工就意味着自己的岗位被他人所取代，自己将面临失业的风险。所以，企业家势力在这场争端中越来越占据了上风，并于1930年推翻了社会民主党人主持的联合政府。
布吕宁-巴本的通货紧缩改革
社会民主党主持的联合政府垮台后，总统兴登堡接连指派了两个右派组建内阁，分别是布吕宁和巴本，这两任内阁同样需要完成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税收这两项政策。由于一战结束之初的5年，德国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此教训使得他们不敢运用财政赤字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转而开始谋求财政紧缩。在具体的行为上，表现为减少保险金额、缩小福利保险范围、提高投保门槛、延长领取福利金的等候时间等，甚至巴本内阁还曾想要将德国的福利体系予以废除，以确保企业家的利益。
在经历了布吕宁-巴本的通货紧缩改革之后，德国失业者年平均领取的失业金从780马克下降到了560马克。然而由于失业总人数从180万飙升至550万，国家的福利支付总额反而更多了。所以通货紧缩不仅未能解决德国的财政压力问题，反而将工人、职员和复员军人的满腔积愤彻底点燃了。
福利金萎缩助长纳粹主义
一战结束以后，魏玛共和国为解决战争失败和通货膨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危机，不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萎缩的情形下依然坚持大规模福利扩展，给政府筑造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然而布吕宁-巴本的通货紧缩政策是以牺牲掉工人们少的可怜的福利金作为代价，去意图满足大资本的利益，这恰恰计划了社会矛盾。所以，虽然布吕宁-巴本内阁时期的失业金相当于帝国时代的三倍，但经历了福利扩展之后，这些款项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而给受救济者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民众对国家的福利体系丧失了信心，心中又存在种种不满和怨气，最终大家一边拿着福利金、一边走上街头参加集会去了。
事实上，即便没有发生美国股市崩溃事件，德国经济也将面临破产的境地，只是经济大萧条的到来给德国带来了更为猛烈的外部冲击，毕竟道威斯计划本就是建立在美国对德贷款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当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剧变之后，德国本就脆弱的经济必定也会遭受重创。这场经济危机对德国社会的波及范围十分广泛，工人群体、公职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皆未能幸免。这些成分复杂、原先政治倾向各不相同的人士，终于在福利金日趋萎缩，对魏玛政府逐渐丧失信心的大背景下转向了纳粹主义。
综上所述，一战结束以后，德国经历了左派内阁的福利扩展和右派内阁的通货紧缩政策之后，均无力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和缓解财政负担，反而让福利政策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魏玛共和国左右派的无能，促使德国民众逐渐走上街头发泄心中愤恨，助长了纳粹主义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