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的德意志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地区，自神圣罗马帝国以来，整个德国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和再统一的过程。发生于1618年至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就爆发在中欧地区，造成了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人口消亡三分之一以上。自此以后，德意志被置于欧洲均势秩序的重要位置，长期处于被周边大国支配的境地。

      拿破仑战争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惨遭废黜。1815年起，德意志民众要求国家统一的斗争不断高涨，德意志知识精英们先后提出了“大德意志方案”、“小德意志方案”，并最终在经历了3次王朝战争后由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实现了“小德意志方案”。然而由于德国的欧洲中央地缘位置和统一过程中的战争举措，导致其他欧洲大国普遍对德国的迅速崛起感到担忧，并很快爆发了“战争在望”危机。
      所谓“战争在望”危机发生于1875年，当时法国不仅提前一年履行了50亿法郎的对德战争赔款，同时积极整顿军备、改革部队编制，甚至干涉到了当时德国内部正在进行的“文化斗争”（德国官方与天主教庭之间的关于“政教分离”的斗争）中去了。因此为了防范法国对德复仇，德国宰相俾斯麦授意《邮报》发表一篇标题为《战争在望？》的文章，极力渲染对法国的预防性战争，想要以此吸引其他大国对法国备战动向的注意。

      然而，由于德国统一后，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相较于普鲁士时期膨胀了许多，领土和人口都增长了一倍，因此在法国外交大臣德卡兹的运作下，英、俄等国反而站在了法国一方向德国施压，要求其放弃先发制人的战争计划。这场危机不但未能实现俾斯麦吸引其他国家压制、恐吓法国的目的，甚至由于沙俄的施加和奥匈帝国的暧昧态度，对三皇同盟（三个欧洲保守主义君主制国家的联盟）内部关系造成了裂痕，失去了孤立法国的作用。
      “战争在望”危机给德国和俾斯麦提了一个醒，那就是当德国的体量已经远超普鲁士以后，原先行之有效的诸多外交手段和战略规划已经不足以应付德国所面临的地缘压力了，这促使俾斯麦开始重新思考德国的战略规划和外交模式。但就在他思考尚未完全成型之时，欧洲又发生了新一轮危机，这场危机虽然并非由德国挑起的，但却对德国的战略规划构成了重要冲击，那就是1875年至1878年发生的土俄“近东危机”。

      近东是16、17世纪欧洲向东扩张时，依据距离西欧的远近做出的地理位置命名，大致是指亚洲的小亚细亚和欧洲巴尔干地区。早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巴尔干半岛曾出现过一次斯拉夫化移民潮，也就是后来南斯拉夫人的祖先。后来拜占庭被奥斯曼土耳其攻灭，巴尔干随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875年，受到西欧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一些斯拉夫人爆发起义，要求脱离奥斯曼帝国，这就是“近东危机”。
      当斯拉夫人起义以后，出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它直接冲击了两个欧洲大国，那就是沙俄和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主导者奥地利虽然是德意志民族，但在整个奥匈帝国内部，占据多数的却是斯拉夫人。当时奥匈的内部民族构成大体是德意志人占据四分之一、匈牙利人占据四分之一、斯拉夫人占据二分之一。与之相比，沙皇治下臣民的绝大多数都是斯拉夫人。因此当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发动起义后，沙俄内部的大斯拉夫主义者非常兴奋，沙皇也就不敢不支持这些起义者，而奥匈帝国则担心支持起义会引发自身内部不稳。

      在此背景之下，沙俄和奥匈展开了磋商，毕竟如果沙俄决定军事干预，就必须确保奥匈帝国的配合，否则就有后路被截断的危险。在沙俄的盘算中，要想取得奥匈的支持，要么以武力压迫或征服、要么通过利益置换收买。由于德国方面的不同意，沙俄放弃了武力压迫，转而采取收买态度。沙俄和奥匈举行磋商后，同意将波黑地区交给奥匈以换取奥匈对沙俄军事干预巴尔干事务的支持。但是，当沙俄兵临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开始干涉了，迫使沙俄选择和奥斯曼土耳其签订条约。
      事情到了这里，出现了一次纰漏。签署条约的俄军将领是一位大斯拉夫主义者，他并未了解沙俄和奥匈之间的交易，所以成立了一个大保加利亚地区，其中就包括了曾答应给奥匈的波黑地区。如此以来，奥匈和英国一道，强烈要求重新界定这场战争，并且修改沙俄和奥斯曼之间的和约。最终欧洲各国一致同意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这就是柏林会议。

      在德国，或者说是俾斯麦的战略规划中，俄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因为当时法国已经和德国结下了血仇，大英帝国又长期占据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主导地位，所以只要能拉住沙俄不和法国结盟，德国在欧洲就不至于陷入孤立的状态。但是在“战争在望”危机中，两国之间已经暴露出对欧陆事务主导权的竞争，“近东危机”初始又由于德国反对俄军攻打奥匈而交恶。所以此时的德国并不愿意仲裁此事，尤其不愿意在柏林召开会议。
      德国之所以不愿意沙俄武力解决奥匈，是为了防止俄国在欧洲东部一家独大，缺少牵制力量。然而这也促使俾斯麦将自己的战略底牌暴露出来，同时还进一步得罪了沙俄，所以此时的德国绝对不能再得罪俄国了。但是在“近东危机”事务中，俄国、英国、奥匈之间均存在利益纠葛，因此只能推出德国来做协调和仲裁，德国退无可退，只得同意召开会议。

      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最终将这件事务中的利益矛盾解开了。但也正因如此，俾斯麦也彻底交恶了沙俄，俄德关系急剧恶化。当时沙俄内部的大斯拉夫主义者认为是德国串联了英国、奥匈，通过《柏林条约》迫使沙俄在巴尔干事务中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事实上，即便不召开柏林会议，俄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更不要说英国、奥匈当时正在一旁虎视眈眈。但总的来说，俾斯麦展现出了一轮漂亮的外交活动，但却暴露了自己的立场，在战略上丢分严重。
      “近东危机”之后，俄国对德国的反感骤增，俄国内部要求与法国结盟以共同夹击德国的呼声高涨，三皇同盟名存实亡。也正因如此，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彻底改变，此后开始主动寻求与别国结盟，在诡谲多变的欧洲事务中不断的弥补德国的地缘不足，扮演了一个糊裱匠的角色，直至下台。

      综上所述，德国统一以后，虽然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迅速崛起，但地缘环境却十分脆弱。经过“战争在望”危机，德国不仅未能达到吸引欧洲其他大国遏制法国的目的，反而将英、俄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近东危机”原本是一件和德国干系不大的事务，却最终导致俾斯麦战略底牌的暴露，以及沙俄对德国的方案，造成三皇同盟名存实亡。
      这两次危机为后来的英法协约和俄法协约奠定了基础，也迫使俾斯麦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结盟，为德国带来20年的和平发展机遇。但俾斯麦并未彻底解决德国的地缘窘境，当他下台之后，德国在威廉二世的掌舵下，迅速陷入战略困局，并最终走向一战，促使第二帝国遭到了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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