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明朝征西南土司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为何不待见明朝之华夏文明？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朱元璋时期，华夏文明中有两个独特的“发明”，被发扬光大。但包括近邻日本在内的全世界是不学的，什么发明？那就是“阉割”与“缠足”。
关于缠足起源中国哪朝，有言隋唐，有人北宋，说法不一。但兴旺时代，却举世公认为大明王朝。明朝之前，缠足只是一些贵族“圈子里游戏”，但到了明朝，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三寸金莲”顿成蔓延全国之风。朱元璋在位时、洪武十六年颁布的《衮冕制度》，“命妇复杂繁盛冠饰和缠足”，创造“小脚世界”。
朱元璋创造“小脚世界”动机，现代一些史学家指出，是出于“束缚女性”的封建保守心态，意在培养汉族女性“宫女人格”。
什么是“宫女人格”？且看明臣汪广洋与其小妾陈氏的殉情故事。
汪广洋是朱元璋手下的重要文臣，为朱元璋打天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曾高居丞相之位。他有一个陈氏小妾，才貌双全，本来陈氏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系大家闺秀，应该做正室的。但是，他的父亲犯了罪，被革职查办，而大明律又有这样规定：犯官之妻女须官卖为奴。于是陈氏就下嫁给汪广洋为妾。好在汪与她一见如故，二人如胶似漆非常恩爱。但好景不长，大明初立不久，朱元璋便开始“杀相”，汪广洋也未能幸免，被朱元璋赐死。汪广洋死后，陈氏小妾悲愤异常，随夫自杀殉情。结果，此举受到朱元璋高度赞赏，通令立贞节牌坊。
“生是男人偶，死是男人俑”，一大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可以争风吃醋，但不可存二心，要终身依附。这就是“宫女人格”。
史学家对朱元璋的心态分析绝非空穴来风。朱元璋死前立嘱，钦点大量嫔妃随其下葬。这与他致意打造的“小脚世界”“宫女人格”殊途同归——女人不仅没有奔跑权，甚至没有生命权，你的男人死了，你也要跟着走，完全就是男人的附属品。
所以，我们看大明女子，遍及自我束缚的保守与压抑，没有隋唐那般大气与活力。
但仅仅让女人小脚是不够的，还得让男人也发生变异。继创造“小脚世界”之后，明朝又着力打造了“太监盛世”。
我们知道，中国的宦官史源远流长。早在周朝，中国就有宦官了，但那时他们不叫太监。而且数量也比少。一般王朝宦官数量不足一万人，而明朝宦官鼎盛时期人数达十万之巨，民间由此不断掀起“自宫潮”。天启三年，也就是“九千岁太监”魏忠贤如日中天之时，明廷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据史书《山堂别集》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大明王朝的一个小村子，居然有一千童男自宫，请求进宫当太监，那么整个国家呢？
太监不仅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人群”，而且还要代表皇帝，领导这个国家。尤其到了中后期，说大明是“太监执国”毫不夸张。太监当了国家领导人、民族领路人，会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有人以为，太监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政治层面的。其实远不止此，除了政治影响之外，“太监执国”还直接影响到整个华夏民族性格。
史料显示，太监执国的大明王朝，臣民普遍具有自我压抑的阴柔人格。
“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男人印象记，他惊讶于中国男人都如此文弱，看起来都像女人。殊不知，领导他们的，正是一群“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残缺人。
图 明朝疆域
而明朝上溯500年乃至1500年前的古代中国人，并不是这个样子。
提及中国人，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有个更荣耀的称谓：华夏人。“华夏”这两个字做何解？成于东汉、中国最早的大字典《说文解字》如是说：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所谓“华夏”的正解应该是：荣耀的中国人。后来，华夏族成为中国汉民族的前称。可见，中国华夏人，自诞生以来，带着与生俱来的一份荣耀。这份荣耀，与祖先的年龄和人口的数量关系不大，而主要是与民族文化精神品质息息相关。
为什么今天人们提及华夏民族，无论中外，都盛赞先秦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品质可爱。知耻的义士、殉道的武士、持剑的文人、不屈的贵族、阳刚的君主……比比皆是。他们拥有一个骄傲的精神遗产：四维文化。这是春秋齐国名相管仲在所著的《管子》一书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个时期的华夏人，拥有高贵的精神血脉，他们尚武，阳刚，重义轻死，重名轻生，耻感意识强烈，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这个时期，中国民格主要特点。而我们按照国民性及精神演变史，可将中国人分三纪。拥有四维特点的先秦人，创造了第一纪华夏人的辉煌。
接下来，就是第二纪华夏人：从秦汉贯通唐宋。就精神品质而言，儒家开始占据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西汉确立儒教为国教而独尊起，历代封建王朝一直以三纲五常打造华夏人的核心价值观，虽然儒教三纲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但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却也有好的发挥，并好在此时中国人并未失去尚武精神，兵家还受推崇，汉民族血性尚存。中国虽间或外患困扰，但大都能从容应付，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占据上风。美丽的中国人，以“铁血”余勇，携儒家五常五品，推动“第二纪华夏人”，向着“尊王攘夷”的“正统大道”阔步迈进。
备受日本人推崇的诸葛亮，就是这个时期“可爱中国人”的代表人物。2005年，日本《周刊文春》杂志对当代日本人最崇拜的100位名人作了一次调査，结果诸葛亮在所有中国人中排名第一。
在日本滋贺县首府大津市，每年都要举行大型节庆——“大津祭”。其中的重头节目是“拽山巡行”，即用二十多位壮汉拉着高达两层楼的花车在主要街道游行。花车共有13辆车，都是用名人的名字命名，其中有一辆车就以“孔明”命名。每当诸葛亮诞辰日来临，不时有日本人私人掏钱为诸葛亮树碑立传。
为什么日本人对逝去近两千年的中国古人念念不忘，始终不渝地纪念呢？当他们在纪念诸葛亮时，他们在纪念什么？
他们在纪念古代中国人的优秀精神品质。
当代日本史学家渡部升一自称小学五年级读三国，乃至改变了他的人生品味，他每读《出师表》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在他们眼中，诸葛亮是“士”之楷模。诸葛亮的精神是建立在“兴复汉室”和“忠君”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各种优秀品质基础上。这与“尊王攘夷”的日本传统士大夫精神非常匹配。诸葛亮一生忠贞不渝地扶助刘备之子的人生态度，尤其受到日本人讴歌，他们敬仰“具有卓越才能而忠诚勤恳的悲剧性英雄”，诸葛亮的“鞠躬尽瘁”精神在日本人的心灵世界里产生着强烈共鸣。因此，他成了日本朝野上下共赞颂的典范、民众喜欢的“三国第一人”、中国古代正统“士”表之首。
但是到了大明王朝，这种“士”表已近绝迹。文人士大夫的主流人群，向着另一条方向发展。那是一条什么方向呢？
我们看看这个人。明朝中期有个叫丁士美的才子，在嘉靖三十八年高中状元，马上写了《谢恩表》：“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
这封《谢恩表》，用的是标准“颂圣体”，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却无一点真知灼见。通篇就一个中心思想：拍皇帝马屁。为了讨皇帝开心，这个状元瞪着眼睛说瞎话，把历史上以荒淫昏庸著称的嘉靖皇帝，吹捧称为德高望重的神圣之人。
丁士美深得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皇帝赞许，累官吏部侍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却没有留下一篇可以传世的作品，没立下一件后人铭记的政绩。据明史记载，“缜密端重”成为其安身立命两大法宝。这四个字通俗点说，就是为皇帝做事规规矩矩、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不越雷池半步。但就是这样的“才子”，竟是明朝中后期“主流”。俨然，他们已经变成了毫无思想与血性的精神太监。
中国是什么时候与西方拉开距离？现在人们探讨华夏文明衰落，一般大多指向19世纪晚清时期。然而，如果你发现一个大厦将倾，那首先不是居住者的事，而是建筑者的事。
所以，要追溯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不能从晚清算起，而是要以明朝复国为端。可以说，朱元璋虽然灭了蒙元实现了华夏复国，但没有实现华夏文明的复兴。终明276年，华夏文明从政治到文化，不进反退。
明朝的封建君主制，休说比较“开明君主制”的汉唐，就是与“君主集权制”的两宋相比，都是一种倒退。其最大退步表现，是将皇权从形式到内容都推上了至高无上地位。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伊始，就铲除了相权，彻底废除丞相制，使君臣制衡的政治格局在形式上也不复存在，从而保证了皇帝的绝对一言堂。再加上八股取士，存天理灭人欲之理学统一大脑，还有小脚世界、太监盛世，如此一来，朱家的皇权确实更集中了，但整个中国却失去了活力。民风发生严重蜕变，古华夏的高贵精神血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压抑的国民性格。精神衰萎、性格压抑，长期沦为被侮辱损害对象的“第三纪华夏人"，就是在华夏陆沉的蒙元时期拉开大幕、而在这个极度专制保守的大明时期定型的。
养成如此人格的族群，如何能避免退化衰萎的悲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