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事件，背叛了革命盟友、违背了孙中山三民主义路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从当时的局势，国民党的内部权力斗争，外国资本力量对中国的干预等多维角度去分析蒋介石当时的心理。
1.出现蒋介石当时基于现状的忧虑
1926年11月，南昌北伐军前线指挥部，总司令蒋介石迎来了一位意外到访的上海故友。一番短暂的闭门密谈之后，客人匆匆离去。在此之前，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连战连捷，先是汀泗桥、贺胜桥连场血战，打垮吴佩孚主力，夺取了武汉，紧接着，又击溃了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占领南昌、逼近上海。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急剧上涨。但此时的蒋介石其实心事重重、充满忧虑。
一方面随着北伐战争进程推进，湖南等地农民运动也空前高涨，大批地主士绅被镇压，而许多北伐军军官恰恰出身士绅家庭，其父母财产被尽数“革命”，使得这些军官怒火冲天，北伐军前线因此也暗流涌动。一些士绅秘密串联了军人，正在筹划绝地反击。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注：蒋介石设计逮捕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展开清共行动的事件）后，蒋介石已经或明或暗地表达了政治立场右转的信号，但忧虑自身地位及对军队的掌控力不足，始终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及当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决裂。
另一方面，北伐节节胜利的同时，1926年12月，汪精卫率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光复不久的武汉，但蒋介石强烈反对。对蒋介石来说，国都若不在南昌，不在他的军事指挥之下，他“枪指挥党，党指挥政，政来管财，财来养军”的这一套基本思路就行不通，他将会丧失眼下争权的优势，从此大权旁落、沦为政敌的俎上鱼肉。
并且，汪精卫当时在国民党内极具个人魅力，是众望所归的孙中山接班人、国民党内一号人物。相比之下，蒋介石无论个人形象、资历、声望都远为逊色，他唯一的优势是掌握军队。但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若一味依赖武力，反而会变成道义劣势。
2. 来自租界的神秘使者
恰恰在这个关键当口，那位神秘老者来访，为蒋介石带来了命运转机。来人是蒋介石的宁波同乡密友、上海闻人虞洽卿。
虞洽卿，浙江慈溪人，14岁到上海当学徒，后来担任洋行买办多年，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在上海商界赫赫有名。
虞洽卿是代表上海的“江浙财阀”群体来的。这是一群从20世纪初起就控制着上海经济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商人、银行家群体，几乎全是浙江人或江苏人：虞洽卿、张静江、陈其美、张嘉璈、陈光甫……
这个群体发迹于上海开埠之初受雇于外国商人的买办。由于长久作为外商采购的中间人，他们渐渐成了兼具中国传统商业经验、西方现代商业理念的近代商人。1925年，他们控制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此外，他们还掌握着上海银行公会的14家银行和84%的资金。可以说，他们从20世纪初起，就控制着上海经济，进而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此时，他们派出虞洽卿拜访蒋介石，是为了寻觅合适的“政治代言人”，直接动因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临时会议上通过的这份宣言，明确提出“消灭军阀、驱逐列强、收复租界、收回一切主权”。
江浙财阀对消灭军阀举双手欢迎，但“收复租界”却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多年来，他们能够持续高速发展，正是凭借着租界游离于中国政治纷争、遍地战乱的特殊优势。北伐公开提出“收复租界”的口号，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
此外，随着北伐推进，中共领导的工会在各中心城市频繁发动罢工，其中尤以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最为严重，这给资产主要集中在上海的资本家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严峻的形势催促着江浙财阀们尽快寻找政治代言人。而此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又显露出强烈反共态度的蒋介石，恰恰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拍即合
虞洽卿此次主动找上蒋介石,代表江浙财阀表示愿意给予蒋介石经济支持，条件是蒋介石要保证上海安定、解决工人罢工、发展民族工商业等。
而保护资本家利益、打击共产党，同时打击国民党左派，也正是蒋介石眼下迫切想做的事。加上此时汪精卫主导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已箭在弦上，蒋介石正深感自己不足与汪精卫抗衡，迫切渴望有强力的经济与政治支持，背后站着西方列强的江浙财阀恰好能全部满足这些条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和蒋介石的合作开始之后，江浙财阀给予的资金支持之频繁，数额之巨大，令人咋舌。仅据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统计，至1927年3月底，中行各分行对北伐经费的赞助已经高达549万元。有了江浙财阀这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后盾，蒋介石终于有底气和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决裂了。
1927年1月12日，武汉方面邀请蒋介石前往汉口“应对时局”。自命“党国柱石”的蒋介石，当即携苏联顾问加仑等人前往，并在当晚宴会中发言反对“阶级斗争”，暗示“共产党搞工农运动太过火”，并试图说服武汉政要前往南昌，却遭到了席间众人强烈的反驳和讥嘲。这让蒋介石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也让他更加下定决心，尽早武力解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这时，南浔巨富张静江及蒋介石嫡系陈果夫、陈立夫向蒋介石进言，指出南昌虽然地理位置不错，但经济不发达，城市政治地位也不够高，将来发动政变，最好还是选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蒋介石深以为然。
1927年2月，虞洽卿又受邀秘密来到南昌，代表江浙财阀与蒋介石会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安排，以及“反共清党”的全盘谋划。
而在这之前，1927年1月26日，蒋介石已经下令捣毁江西赣州总工会，之后更残忍杀害了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陈赞贤，还强迫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江西省学联，以此公然叫板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
作为反击，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但这已经无法制约手握重兵、得到江浙财阀的全力支持且远在南昌的蒋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