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开始
当乔治三世1760年登基就任英国国王时，大西洋两岸没有人想到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会在20年内从帝国中分裂出去。七年战争给英国留下了一大堆的债务和需要捍卫的巨大的海外领土，好几任英国政府都试图让殖民地分担维护帝国所需的花费。殖民地的领袖曾经研究过英国反对党思想家的写作，从中知道权力不可避免地要侵犯自由，所以，他们将英国的措施解读为英国人削弱他们自由的一种企图。虽然殖民者不久前还在为享有"英国式的自由"而感到自豪，他们却得出结论说，帝国中的成员地位是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不是自由的基础。这种认知推动殖民地走上了独立之路。
巩固帝国
殖民者曾为七年战争贡献了士兵和经济资源，这场战争对于伦敦的统治者来说，凸显了帝国对于英国本身的福祉和强权地位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为了保证帝国的连续性的力量和繁荣，英国需要实施新的措施。1763年以前，议会只是偶尔立法禁止在美洲发行纸币，限制与宗主国相竞争的殖民地经济活动。《1699年羊毛法》、《1732年帽子法》和《1750年铁法》等禁止殖民地制作和生产这些列举的产品。《1733年糖浆法》为阻止新英格兰与法属加勒比海岛屿的贸易，对美国酿酒商用于制作朗姆酒所需的法产糖浆征收禁止税。第三章讨论过的《航海条例》规定所有美洲出口的物品，如烟叶之类，必须经由英国港口。殖民者经常对这些措施置之不理。
至于殖民地的内部事务，英国政府一般不感兴趣。一位官员曾说，没有必要去担心殖民者的行为，因为他们"如同蠢人一样只知道播种土豆和清教"。18世纪40年代后期，负责监管殖民地事务的贸易部，企图加强帝国的权威，要求各殖民地的法律与王室法令保持一致，鼓励殖民地议会对王室总督支付永久工资。七年战争的爆发终止了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
英国人在七年战争中将殖民地当成是同盟军，18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立场，把殖民者看成是听命于自己的人，殖民地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宗主国发财致富。在这个时期，伦敦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关注殖民地，希望对其进行一种更为有效和制度化的统治，以此来支付战争花费和为维护帝国筹集资金。几乎所有英国政治领袖都对新法律予以支持，而这些法律却引起了殖民者的极大愤慨。英国人感到，北美殖民者应该对英国感恩戴德，因为英国为了打赢七年战争，从银行和个人投资者那里借贷了1亿5千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万亿美元）。仅贷款的利息就耗费了政府年收入的一半。英国本土的税收负担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英国人看来，殖民地应该帮助分担国家债务，为继续接受帝国的保护而承担部分的费用，并不再以违反《航海条例》来欺骗英国财政大臣，这些都是再合理不过的措施了。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认为，议会代表着整个帝国，掌握针对整个帝国福祉的立法权。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包括那些居住在主要大城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人，在议会中都没有代表。根据普遍接受的"实质代议制"（virtualrepresenta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议会的每个成员代表着整个帝国，而不是他所在的选区------议会代表了所有居住在英国王权覆盖之下的人的利益。所以，当美洲殖民者声称自己因在议会中未能得到代表权、故英国政府不能向他们征税时，他们在宗主国几乎找不到同情和支持他们观点的人。英帝国的有效运作必须要求地方人民的配合，然而令英国统治者吃惊的是，在殖民地的抵制下，英国官员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挫折。尽管如此，英国每次总是以新的集权管理帝国的措施来回敬殖民者，这种做法反而更增强了殖民地抵制到底的决心。
为打击走私活动，英国政府颁布了协理状（writsof assistance），此举引起了许多殖民者的警觉。所谓协理状是一种通用的搜查许可证，允许海关官员在任何地方搜查走私物质。1761年，在波士顿审理的一桩广受关注的法庭案件中，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Otis）指出，协理状是"一种武断权力的工具，对英国人的自由和英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有破坏性"，议会因此无权颁布这样的命令。（约翰·亚当斯后来说，美国独立运动是在此时此刻开始的------这显然是一种过分夸张的说法。）许多殖民者对《1763年宣言》（上一章讨论过）极为反感，因为它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上定居。
向殖民地征税
1764年，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GeorgeGrenville）提出了《糖税法》，将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到北美的糖浆税从6便士一加仑降低到3便士。这项法律同时建立起一种新的机制，以阻止殖民地商人广泛从事的走私活动。殖民地法庭的陪审团对那些被指控违反了贸易规则的商人经常予以无罪释放，为了对付这种做法，《糖税法》增强了海事法庭的权力。在这类法庭中，被指控的人可在无陪审团出席的情况下受审。所以，殖民者并不将这项税法看成一种值得欢迎的减税法，而是一种迫使他们支付原本可以逃避税收的一种企图。
与此同时，一部税收法将例如毛料和皮革之类的商品也包括在"列举商品"内，意即它们的贸易必须首先经由英国，而在此前殖民地是可以自由地与荷兰、法国和南欧国家自由买卖这类商品的。这些法律综合起来，对殖民地商人的利润形成了威胁，看上去肯定会加深因七年战争造成的、已经很严重的经济衰退。除此之外，英国还颁布了《货币法》，再次确认了早先的禁令：殖民地议会不得将纸币作为"合法货币"（legaltender）------即用来支付债务的钱，个人必须接受------来发行。
印花税法危机
《糖税法》的目的是增强早已建立许久（以及被违背许久）的《航海条例》的效力。《印花税法》则代表了帝国政策中的一个新举措。有史以来第一次，议会企图通过在殖民地征收直接税而不是通过贸易管制来筹集收入。这部法律要求所有在殖民地出产的印刷材料------报纸、书籍、法庭文件、商务文件、地契、农历书等------必须加盖一个从当局买来的印章。税法的目的是，凑集帮助支付帝国运转所需的经费，包括驻扎北美的英国军队的开支，而不必直接向殖民地议会征收税款。
《糖税法》主要对居住在殖民地港口城市的人有影响，而《印花税法》却得罪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殖民者------富人、穷人、农场主、工匠与商人。那些公共领域中的成员------写作、出版和阅读书报的人------对此法尤其感到愤慨，许多殖民者也为一支英国军队长期驻扎在美洲大陆的前景感到不安。未经殖民地的同意就直接征收印花税，英国议会直接挑战了殖民地地方精英的权威，这些精英认为，他们通过自己控制的地方议会，已经在筹集和花费经费问题上建立起了绝对的控制权威。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将以捍卫自由的名义来捍卫这项权威。
对印花税的抵制是革命时代的第一场重头戏，也是殖民者与英国之间在自由的定义问题上产生的第一次主要的分歧。几乎所有的殖民地政治领袖人物都反对这部法律。在表达他们的怨恨时，他们启用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享有权利的思想，认为殖民者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反对者们有时也引用所有人的自然权利，只是他们更多的是借用经久不变的英国原则，如一个社区只能由自己选出的代议制机构来课税等。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财产可被"未经同意而被夺走"的话，自由就不会有保障。
这只印有反印花税法标语的茶壶是在英国制作的，但却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市场上销售，充分表现了两地之间存在的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课税与代议制
关于英帝国本身的不同思想也在相互撞击。美洲殖民地的领袖人物将帝国看成是一个由地位平等的社会组成的联盟，海外的自由定居者与国内的英国人在其中享有同等的权利。处在帝国其他地方的殖民者，如印度、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对此表示赞同。他们都以自由的名义，声称拥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居民要求享有"由英国人因袭而来的权利"。魁北克的英国居民说，如果允许法国人的法律继续行使，他们将被沦落到"奴隶制"之中。英国政府和它在北美的代表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将帝国看成是一个由互不平等的部分组成的机制，不同的原则用来管理不同的地区，所有的地区都处于议会权威的管辖之下。放弃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将给整个帝国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在类似大不列颠这样一个范围广泛而且背景多样化的帝国之中，"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Bernard）在1765年说，"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所有其他的权力必须处于服从的地位。"伯纳德还说，议会是"自由的避难所"------许多美洲殖民者开始对这种描述进行质疑。
一幅木刻画，描绘一群人企图威胁一位实施印花税法的新罕布什尔官员。他们向这位官员的模拟像扔石头，与此同时，画的左边显示一场葬礼正在开始。
一些《印花税法》的反对者将例如印花税之类的"内部"税与英国通过贸易管制而合法征收的税加以区分，他们认为，议会无权征收殖民地的内部税。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既然美洲殖民者在下院中没有代表，英国没有向他们征取任何税收的权利。"无代表权不得征税"成为了他们的集合口号。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四份由激情四射的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Henry）所写作的决议。他们强调：殖民者与宗主国的居民一样，享有同样的"自由、特权、权益和豁免权"，同意被征税的权利是"英国自由"的基石。（议会同时也以过于激进为由拒绝了其他三份决议，包括亨利提出的直接抵制不合法税收的呼吁，但这些决议也都被殖民地的报纸所登载了。）
1765年10月，来自9个殖民地的27名代表组成的抗议印花税法会议在纽约召开，对弗吉尼亚的立场表示支持。代表中包括北美一些最知名的人物。会议的决议一开始便重新确认所有殖民者对"大不列颠国王"的"忠诚"和对议会"应有的服从"，但随后立即强调，同意被征税的权利"对于一个人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各殖民地的商人们很快达成协议，抵制英国商品，直到议会取消印花税法为止。这是英国大陆殖民地之间的第一次重要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英国议会不像过去那样对殖民地采取单独对付的做法，而是企图将一部统一的税法同时强加于所有殖民地的头上，这样做无意之中将美利坚殖民地联合起来了。
自由与抵制运动
《印花税法》的抨击者使用最多的词是"自由"。在所有的殖民地，新税法的反对者表演了为自由举行的假葬礼，自由的棺木被运送到墓地，棺木中死去的人在下葬的最后一刻突然神奇地复活了，参加葬礼的人们随之成群结队冲向酒店，庆祝自由的复活。随着危机的继续蔓延，自由的象征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在波士顿，抗议者把印花发放者安德鲁·奥利弗的模拟像挂在一棵榆树上，以此来劝说他辞去职务，这个树后来被称为"自由树"。树的图像很快出现在所有殖民地的印刷品和传单上。人们在树下举行露天会议，后来举行集会的地方被称为"自由堂"。在纽约市，反对《印花税法》的人在1766年竖立起一根松树杆，作为开会地点的标志，这棵树杆被称为"自由杆"。
殖民地的领袖们立志要阻止新税法的实施，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在印花税法通过之前，一个位于波士顿的通讯委员会就已经开始与其他殖民地联络，鼓动对《糖税法》和《货币法》的抵制。此刻，这种委员会在其他殖民地也大量地出现，相互间就抵制运动交流思想和信息。抵制《印花税法》的运动最初是由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但运动很快吸引了范围更大的美洲殖民者的参与。约翰·亚当斯是波士顿的一名律师，起草了一套反对《印花税法》的决议，在殖民地被多次复印，广为流传。他写到，《印花税法》激发起人民，哪怕是最低等级的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他们的自由，更想知道自由是什么，更加坚定地要捍卫自由"。 他接着说，政治辩论在殖民地到处举行------"我们的报纸在呻吟，我们的布道坛在轰鸣，我们的议会变得坚定不移，我们的城镇投票做出了选择。"
街头政治
《印花税法》的反对者并不仅仅诉诸辩论。早在这部法律开始实施之前，人们已经对那些被委任来实施法律的人施加压力要他们辞职，并捣毁了已经运到的印花税票。1765年底，纽约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游行，人们高喊着"自由"穿过大街小巷。游行是由新近成立的"自由之子"（Sonsof Liberty）组织的。这是一个类似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AlexanderMcDougall）、艾萨克·西尔斯（IsaacSears）和约翰·拉姆（JohnLamb）这样聪明而有志向的下层商人领导的组织。拉姆能讲流利的荷兰语、法语和德语，他成了负责与城市其他族裔群体接触的联络人。这些自我成才的人在七年战争中曾通过打劫法国商船发了大财，纽约的代理总督抱怨说，他们反对"任何对贸易的限制和征税"。这些在殖民地的富人精英中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对市政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城市的工匠、劳工和海员中却有一大批范围广泛的追随者。
"自由之子"到处张贴写着"自由、财产、不要印花"的告示，并带头在英国港口实施了抵制行动。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利文斯顿和德兰西等贵族家族的警觉，这些家族掌握着纽约的政治。正如波士顿发生的对托马斯·哈钦逊的攻击所显示的，群众运动很有可能失控。1765年11月，一群据说由海员、黑人、劳工和青年组成的人把石头运到了曼哈顿岛尖的乔治堡（FortGeorge）。然后他们捣毁了托马斯·詹姆斯少校的家，据说詹姆斯曾放言他要强迫纽约人把印花票从嘴里吞下去。
英国政府为美洲抵制运动的激烈程度所震惊，它也面临着来自伦敦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压力，这些人不想因此失去美洲的市场，英国政府最终退却了。1766年议会废止了《印花税法》，但与这个让步相伴的却是公告法令（DeclaratoryAct）的发布，该法否认了美洲人提出的只有他们选举的代表才能课税的说法。该法宣布，议会有权"在任何情况下"通过针对"殖民地和美洲人民"的法律。债务深重的英国政府需要在殖民地筹集资金，公告法令的通过预示着更多未来的冲突。
调节税收者
印花税法危机并非是18世纪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乱的唯一例证。许多殖民地也经历了连续不停的内部分裂。随着人口向西部迁移，围绕土地拥有权的问题在定居者、土地投机者、殖民地政府和印第安人之间引发了火爆的争执。乡村地区的定居者和小农场主素来有抵制土地投机商和大财主的传统。如同在印花税法危机中一样，"自由"是他们的召集令。不同的是，在此刻，自由与帝国的政策无关，而与保证占有土地有关。
1760年中期，南卡罗来纳乡村地区的一些富有居民自称是税收调节者（Regulators），对西部定居点在殖民地议会中没有足够的代表权提出抗议，并对议会未能在西部建立起能够规范土地拥有权和打击犯罪团伙的地方政府表示不满。他们抗议说，因为该地区缺少法庭，法治秩序遭到破坏，致使"一群该死的恶棍"对个人和财产胡作非为，制造了许多"令人震惊的罪行"。他们还声称："我们是自由的人------英国的臣民------不是生就的奴隶。"
另外一个运动同时在北卡罗来纳发生，拒付税收的小农场主行动起来，劫持了地方官员，攻击了土地投机商、商人和律师等的住宅，骚扰法庭秩序。在这里，人们抱怨的不是缺少政府，而是乡间政府的腐败。税收调节者声称，地方官员通过征税和征收法庭费用，剥夺了普通定居者以廉价方式获得土地和财产的机会。他们谴责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以牺牲"贫穷而勤劳"农场主的利益为代价，做到了发财致富，因此他们要求地方政府实行民主化。在抗议运动发展的顶峰，参加运动的武装农场主达到了8000人之多。这个地区的动荡一直延续到1771年。那一年，在"阿拉曼斯战役"（battleof Alamance）中，农场主被殖民地的民兵镇压下去了。
佃农起义
18世纪60年代中期，在位于纽约市北面哈得孙河流域的利文斯顿、菲利浦和科特兰特等庄园上劳作的佃农开始停止缴纳租金，并夺取土地。他们与《印花税法》的反对者一样，也把自己称为"自由之子"，尽管在最初的时候"自由之子"并不认同他们而且反对他们。这些人很快被英国和殖民地军队镇压下去了。与此同时，绿山山地（GreenMountains）的小农场主们也拿起武器，反对纽约的地主们对他们土地的包围和侵占。这个运动的法律背景比较复杂。该地区原本是纽约的一部分，18世纪50年代，新罕布什尔总督曾给一些新英格兰家庭颁发过赠地证书，通过收取费用而赚了一大笔钱。当纽约人想要争夺这些土地时，定居者的领头人物伊桑·艾伦（EthanAllen）回应道，土地应该属于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他认为，外来的人是打算"把一个自由的人民变成奴隶"。18世纪70年代，艾伦和他的绿山弟兄们（GreenMountain Boys）将另外组成一个名叫佛蒙特的新州。
正在出现的英美分歧最终将超越各殖民地内部的冲突。抗议《印花税法》时发生的骚乱和在乡村地区出现的暴动使一些殖民地精英颇为忧虑，担心对英国政策的抗议会给殖民地内部动乱的来临打开大门。因为有这种顾虑的存在，当下一场帝国危机出现时，他们更不情愿直接挑战英国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