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欧美迅猛发展的时代，这期间最显著的是西欧和北美因为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促成了技术与经济、军事与观念的进步，于此同时各种自然科学也逐渐成形，并影响和塑造出社会学科的诞生。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欧洲的地缘对抗却也在不断加剧，并最终于20世纪初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一战的爆发，完全不同于此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战争，它具有十分模糊的战争意图和非常惨烈的后果。那么欧洲乃至人类文明是如何一步步滑落到世界大战的泥潭中的呢？这其实还得从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于欧洲的两场革命说起，即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率先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从技术和经济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完善了本国的商业、金融制度。而作为启蒙运动结晶的法国大革命则全面塑造了法国的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化。英国经济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从军费开支和武器装备两方面提高了军事优势，法国高效的政治制度使得普遍征兵制得以实行，军事动员能力大增。英法的制度优势迫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拼命发展技术、建构新的观念体系，为了摆脱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因此，19世纪下半叶欧洲技术进步和观念演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秩序规则的变化。

      近代以来，在欧洲各国的外交博弈中，战争动员往往是谈判的重要筹码。直至19世纪中期，由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的制约，各国进行战争动员往往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这就给了外交人员相互谈判和妥协的时间，这个时候的战争动员是从属于外交谈判的工具。但是当技术取得飞速进步以后，情况就变得十分危险了。19世纪下半叶电报和铁路技术迅速发展，各国战争动员的效率急剧提升，战争动员的时间往往几周就能完成。此时再将战争动员当作谈判的筹码，很可能外交谈判还没有完成，动员就已经结束了。问题是，这种战争动员是辅助于外交工作的，军队并没有自己明确的作战目标，仅仅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此时如果对方的战争动员也完成了，双方就会陷入一种谁都不敢贸然撤销战争状态的窘境。这样，外交斡旋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短，对外交人员的技巧考验就会变得非常难，战争的风险就增加了。

      电报和铁路等技术的进步促使战争动员逐渐脱离了外交从属地位，拥有了一套自己独立的运行逻辑，对各国博弈的规则产生了很大冲击。另外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战争本身也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大量新技术的军事化应用，提高了战场的武器屠杀效率，改变了战场和战争的规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沁机枪的应用使得德军在索姆河战役中，最高峰时一天就收割了英军6万将士，近乎于屠戮。一系列高度工业化、击杀效率很高的武器出现在战场之后，战争就开始从摧毁敌方有生军事力量扩大到摧毁敌方工业能力上了。然而让许多工业设施都是兼具军用和民用的，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被击毁的工业设施、被制裁禁运的工业产业是敌方民生经济的组成部分，战争也由此从军队扩大至全社会的对抗。一战时德军的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其总结成一套新的军事理论，即“总体战”。在他看来现代战争是全社会、全民族的战争，甚至政治、外交政策都是为战争而服务的。

      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到政治为战争服务，这其中的观念变化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理念变迁是分不开的。而这其中，民族主义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因素。法国大革命不仅激发了法兰西人民的民族热情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情节，同时也促使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股民族主义浪潮，并于1848年达到高潮。在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意大利统一的进程中，民族主义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75年奥斯曼帝国疆域内的巴尔干斯拉夫人起义，同样激发了沙俄内部的“大斯拉夫主义运动”。当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大陆第一强国，并且其主政者是俾斯麦这样具有高超政治手腕、钢铁般意志和崇高威望的宰相的时候，通过极佳的政治分寸感和外交技巧勉强还可以维持秩序。然而一旦俾斯麦下台，在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裹挟下，对外战争的欲望就越来越高涨。

      综上所述，随着18世纪下半叶的“双元革命”，即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出现了技术经济和政治军事层面的全面更新。欧洲人对技术的创新和新观念的构建变得非常积极，也因此导致原有秩序规则发生脱节。最终在民族主义和其他新颖观念的裹挟下，列国纷纷渴望对外战争。另外由于技术的进步导致外交斡旋更加困难、战争模式也出现“总体战”趋势，世界大战也就随之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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