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时代的教育
德川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只能在家庭或寺院里受教育。如前所述，德川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昌盛，学派林立，学校教育也随着发达起来。不用说武士受高水平的教育，就是平民识字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德川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女子中有15％的人识字。
因身份等级制的关系，武士和平民所受的教育不同，学校也异。武士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和各藩设立的藩校。整个德川时代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藩校有219所(其中187所是公元1751年—公元1867年设立)。幕府直辖学校以昌平簧(也称昌平板学问所)为代表，前述五代将军纲吉命林罗山之三代孙林凤冈为大学头，后由林家世袭主持这所学校。公元1790年幕府在此发布“禁止异学令”，从此成为专门传授朱子学的最高学府。该校招生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有经书、历史、诗文，教科书指定为孝经、四书、五经。不过至幕府末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昌平板学问所的课程也进行改革，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自选。昌平簧除江户本校外，幕府直辖领地还设有分校，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如长崎的明伦堂、甲府的征典馆、骏府的明新馆、佐渡的修教馆、日光的学问所等。分校也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本校派遣教官授课。
当初藩校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儒家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孔庙)改建的。德川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藩校，为本藩改革培养人才。从而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和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有所不同，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重视实学，除经、史、诗文外还增设算术、医学、天文等学科，而且打破身份等级制，准许平民子弟入学。
平民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寺于屋是平民子弟的初等学校。镰仓时代由来寺院兼有教育机关的作用，吸收武士、平民子弟入学(“入寺”)，学生称为“寺子”。室町末期寺院多教平民子弟。德川中期除寺院外，儒家、浪人、医生、神官、僧侣等也设塾，仍沿用旧名“寺子屋”。寺子屋的课程主要是习字、读书、珠算，教科书用训蒙读物、“往来物”(尺椟文)等，按内容可分为教训、社会、地理、实业等科。寺子屋的开设管理者和教师(师匠)，大多数为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农村中大多数为村长(庄屋)、村吏等上层分子。寺子屋普及时全国达1．5万所，维新后大部分改为私立学校，成为近代学校的前身。
乡校是农村里的初等教育机关，它和寺子屋不同的是幕府和诸藩直接计划监督设置，或由藩内有权势的人出钱设立，或经幕府藩厅批淮由民间有志之士设立。教育对象是平民子弟，不招收武士子弟。乡校重视道德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读、写、算等日常生活必需的知识。因乡校是公费开办的，开设不多，天保年间(公元1829年—公元1843年)只有13所，寺子屋部有1987所。
私塾大部分是学者出资在私宅开设的高等专门教育设施，因而得名。这里不问身份出身，只要自愿都可以入学，学生年龄一般较大。德川中期以后私塾非常发达。这是由于时人势力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由领主、豪商垄断的局面。私塾里学风自由，不受拘束，所以极为昌盛，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有学生3000名。私塾传授的高等专科有儒学、国学、洋学和医学等，按老师的专长和兴趣而设，且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如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的古义堂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培养“圣人”为理想；获生祖株的蒙园塾以文章为主，培养从事实际研究的学者。此外三宅石庵和中井（上秋下瓦）庵在大阪开设的怀德堂培养町人学者，绪方洪底在大坂开设的适适斋培养西医和各种洋学家，石田梅吉的弟子手岛堵庵在京都开设的明伦舍则培养工商业者，吉田松阴在长州开设的松下村塾多出维新志士。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福泽渝吉在江户设立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
德川后期文学艺术的繁荣
元禄时期文艺以京都(上方)为中心，以町人为其主角。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时期起，江户日趋繁荣，文艺中心移到江户，市民的享乐气氛吏浓厚起来。作品的文学水平不高，多数是庸俗趣味，但冲破封建理学的束缚，敢于说出人性和市民的心情。甚至把古圣贤和教祖当作讽刺对象，说明时代的转变和历史的进展。
小说方面，前代已见萌芽的风流小说、传奇小说、滑稽小说、言情小说及连环画合订本等，到文化、文政年间(公元1804年—公元1829年)日见繁荣。风流小说，代表作有山东京传(公元1761年—公元1816年)的《倾城买四十八手》(嫖娼四十八着)、《通言总篱》(描写江户吉原名为“总篱”的大妓院街)等，言辞淫秽，没有文学价值。传奇小说，代表作有上由秋成(公元1734年—公元1809年)的《雨月物语》(描写鬼怪)。滑稽小说，描写卑俗，有的也奚落孔孟之道。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公元1765年—公元1831年)的《东海道中膝栗毛》(《东海道上行脚》)、式亭三马(公元1776年—公元1822年)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都以江户时代平民生活为对象。连环画合订本，代表作有柳亭种彦的《邯郸诸国物语》、彦
柴田舍源氏》。言情小说，迎合社会淫靡之风，格调鄙俗。代表作有为永春水(公元1789年—公元1843年)的《春色梅历》、《风月花情春告鸟》。
诗歌方面，自松尾芭蕉之后，诽谐日趋庸俗。到与谢芜村(公元1716年—公元1283年)时，以画家的才能，使徘偕具有诗中有画的风格，虽没有恢复芭蕉的朴素情调，却带有幻想空间。19世纪初，农民出身的小林一茶(公元1763年—公元1827年)在流浪的生涯中，表露了对弱者的同情。
川柳，形似徘句，风格自由，以柄井川柳(公元1718年—公元1790年)的《柳榔》为知名。
狂歌，和以前文雅而好讲理的京都狂歌不同，此时是轻妙洒脱的江户狂歌。代表作家有唐衣桔州、四方赤良、朱乐营江等所谓“三大家”。
戏剧方面，室町时代兴起的能乐，到德川时代已固定化，成为武家的一种仪式，与市民生活隔绝。德川前期流行的歌舞伎，这时在江户更隆盛。著名的伶人有市川团十郎、泽村宗十郎、尾上菊五郎等；关西则有泽村长十郎、中村歌右卫门、濑川菊之丞等。其中卧十郎及歌右卫门的称号，以后成为世袭，直至今天。剧本作者，以这时流行的历史剧作家及伶人鹤屋南北四世(公元1755年—公元1829年)最著名/净琉璃剧本，在竹田出云(公元1691年—公元1756年)以后衰落，近松半二(公元1726年—公元1783年)是净琉璃剧本最后的名作家。
绘画方面，有浮世绘(风俗画)、写生画、文入画(南画)几种。浮世绘是德川后期代御用画派(狩野、土佐)而起的，以町人生活为题材的多彩而写实的浮世绘彩色版画(锦绘、江户绘)，创始人为铃木春信(公元1725年—公元1770年)。铃木以后，有画美人像著名的喜多川歌磨(公元1753年—公元1806年)，画名伶像的东洲斋写乐(生卒年不明)，兼长画美人、名优，特别是风景画的葛饰北斋(公元1760年—公元1849年)，风景花鸟画的安藤广重(公元1797年—公元1858年)等，都留下不少名作。还出现了确立洋画理论的司马江汉(公元1738年—公元1818年)，他从荷兰文书上铜版画学习其制作法成功，从浮世绘转向西洋画。写生画是运用西洋画的远近法、朗影法而作的写实主义绘画，创始人圆山应举(公元1733年—公元1795年)，开创圆山派。受中国影响的南苹派(见第14章第4节)的花鸟画，也是立足于写生的。文人画(南面)，一般指非职业画家的画，属于中国的南画派(见第14章第4节)，1720年由伊字九传到日本。文人画不拘一格，清新奔放，受到当时社会的欢迎。折衷南北宗的古文晁(公元1763年—公元1840年)，还采取大和绘和洋画的技法，画出不少风景画和肖像画。其弟子渡边华山(公元1797年—公元1841年)兼采中国和西洋的画法，画人物特著名。
学术思想
1．后期国学 国学发创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由本来是外国(儒佛)思想影响下的宫廷歌学逐渐演变为日本民间固有文学的革新运动。如上所述，契冲为国学之祖，作为独立的学派始于荷田春满(公元1669年—公元1736年)。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须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来理解)后为贺茂真渊(公元1697年—公元1769年)所发展。贺茂研究古典文学，发现了古代人的“直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现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所以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本居宣长(公元1730年—公元1801年)集国学之大成，把国学发展成为属于日本古代所有的学问，但其重点放在究明古代社会秩序的古道上。宣长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作出种种种烦琐的规范，但那是“汉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它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末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来。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大和心”复原。于是宣长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语》。他主张《源氏物语》的本质，不是为“悟道”或劝善惩恶，而是为表现真实感情，将它的基础置于人性自然发露上。这是真渊学说的发展。
宣长还重视《古事记》，甩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卞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
平田驾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竞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定的作用。
2．折衷学和考证学 随着古学营园学派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狙株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衷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公元1770年—公元1782年)和井上金峨(公元1732年—公元1784年)。
他们折衷汉唐训访与宋明义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漠园(公元1734年—公元1807年)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公元1752年—公元1812年)、太田锦城(公元1765年—公元1825年)、松崎谦堂(公元1771年—公元1894年)、狩谷掖斋(公元1775年—公元1835年)、安井息轩(公元1799年—公元1976年)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见第14章第2节)，精于对文献作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
3．史学 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如搞保己一(公元1746年—公元1821年)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
伴信友(公元1773年—公元1846年)著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根苗)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工汉诗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著《日本政记》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