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纯粹是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生产的，南部也因此成为美国商业化导向最盛的地区。南部的西进运动并没有激励其经济形态发生变化，而只是简单地复制了一个与旧南部各州相同的、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该区域始终处在一种农业化社会的状态。1860年，约有80％的南部人仍以土地为生——与1800年的比例一样。南部的交通和银行体制始终位于种植园经济的边缘，其运作完全围绕如何把棉花和其他商业性农作物运往市场以及如何为奴隶主购置土地和奴隶注资贷款。
商业化的农场主
在北部，市场革命与西进运动却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将北部转化成为一个商业化农业和拥有制造业的城市同步发展的经济体。如林肯家庭的例子所显示的，在开拓阶段，农场主们必须做到自给自足，他们要打点的事情很多，包括砍伐树林、修建木屋、开垦荒地和为家庭提供粮食等，几乎没有任何剩余的时间来发展市场化的农业。当西北领土逐渐变成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并通过一个交通和信贷网络与东部商业和银行业中心紧密联系起来之后，农场主们开始卷入新的市场经济之中。他们开始集中精力，生产为市场销售之用的农作物和牲畜，同时从商店里购买先前曾由家庭自制的一些物品。
西部农场主在东部为自己找到了产品销售的市场和获取信贷的来源。由东部银行和保险公司支付的贷款为西部农场主获取土地和物资提供了资金，并在19世纪40、50年代为他们购买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化肥和新型农业机械提供资金。1837年约翰·迪尔（John Deere）发明了钢犁，19世纪50年代投入大量生产，它的使用迅速征服和改造了西部草原的大片土地。收割机是塞勒斯·麦考米克（Cyrus McCormick）于1831年发明的，并很快投入大批量的生产，内战发生前已有成千上万台用于生产。这种马拉式的机器大大加快了农场主收割小麦的速度。1840—1860年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几乎翻了三番。与棉花不同的是，小麦主要用于国内市场的消费。东部农场主无法像西部同仁那样以廉价方式生产小麦和玉米，他们开始转向，把目标集中在为附近城市生产奶制品、水果和蔬菜。
城市的发展
从一开始，城市就构成了西部边疆的一个组成部分。像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这样位于区域交界地带的西部城市，经历了令人震惊的成长和扩张过程。辛辛那提曾经拥有众多屠宰场，成千上万头生猪被宰杀和处理后，运送到东部，为消费者提供肉食产品，该城市因此以“猪肉大都会”（porkpolis）而闻名。西部城市中发展最为神奇的是芝加哥。19世纪30年代，它不过是密歇根湖畔一个不起眼的定居点，到1860年，由于铁路的连接，芝加哥变成了美国的第四大城市，西北地区的农产品都从这里集中运往东部。
如同乡村地区一样，市场革命给城市中心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820年，居住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美国城市有12座，30年后增加到150座，此刻美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600万。城市商人、银行家和手工匠人等利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在商业农场主中扩大了本行业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行业和商业竭力追求产量的增加和劳力资本的降低，因此也彻底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传统的熟练手工匠人是在家庭作坊中制作产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自己的劳动速度和强度。此刻，产业家为了监视工作和分工的需要，把手工匠人们集中起来，在大型工坊里一起工作。传统手工业者通常从头到尾地负责制作一双鞋或一件家具所要求的全部工序，此刻他们看到，整个劳动过程被分解成许多分离的步骤，完成每个步骤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远远少于传统的生产过程。他们同时发现，自己不但处于雇主的不断监视之下，而且还时时面临着咄咄逼人的提高产量的要求和降低工资的压力。
工厂制
在有的产业行业里，尤其是纺织业，工厂制则完全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工厂制将大批的工人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的监管，在生产上用恒动力推动的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1790年，英国移民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在罗得岛的波塔基特（Pawtucket）建立起美国的第一家工厂。因为英国法律将机械工业设计的出口列为非法行为，斯莱特凭着记忆设计制造一部动力推动的詹妮纺纱机，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最为关键的发明之一。
图 工厂作业
斯莱特这样的纺织厂先制造出纱线，然后将纱线送到传统手工纺织业者和农场家庭中被纺织成布。这种“外包活计”的做法使乡村的男人和妇女可从工厂里接活回家来干而挣钱，这是工业化早期时候的通常做法。在制鞋行业实现完全机械化之前，鞋的不同部分是由工厂生产的，但缝制部分却由工厂附近的家庭来承担，缝好的鞋再送回工厂去完成最后的工序。纺织、制鞋和许多其他产品的整个生产程序最终将集中起来在同一个厂房中完成。
英国的进口商品因1807年的禁运和1812年战争而中止，这实际上刺激了美国第一座大型的、使用动力纺织机来制作棉布的工厂的建立。1814年，工厂在马萨诸塞沃尔瑟姆（Waltham）得以建造，出资人是一群后来被称为“波士顿联合体”的商人。19世纪20年代，他们将自己的产业扩大，在距波士顿20英里的梅里马克河（Merrimack River）畔建造了一座新的工业城（1836年该城被重组成为洛厄尔市）。在这里，商人们建造起一批新纺织厂，把从纺纱到织布的整个生产工序都集中在一起进行。到1850年，洛厄尔的52家工厂雇用了1万多名工人。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以沃尔瑟姆和洛厄尔为模式而建造的许多小型工业城市大量涌现。马萨诸塞也因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最工业化的地区。
最早的工厂，包括波塔基特、沃尔瑟姆和洛厄尔等地的工厂在内，都是沿着所谓“瀑布线”而建造的，瀑布和湍急的流水经过导流，能为纺织机提供动力资源。19世纪40年代，蒸汽动力投入使用，工厂主们开始在像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等靠近海岸的城镇和像费城和芝加哥等拥有巨大地方市场的大城市中建造工厂。1850年，制造业主们不仅生产纺织品，而且也生产一大批其他产品，包括工具、枪支、鞋、铁器和农业工具机械等。“美国制造业体制”的核心内容在于它可以批量生产供交换使用的、通用的机器零件，它们可以迅速地组装成为标准成品。康涅狄格的工匠伊莱·特里（Eli Terry）和发明脱棉籽机的伊莱·惠特尼首先分别在钟表制造业和手枪制造业中使用这种技术，并不断加以完善。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机械技能在整个北部地区的广泛传播和使用。每个小镇看上去都有自己的木材加工厂、纸厂、铁匠工坊、鞋匠、帽匠、裁缝和其他一大批类似的小行业。
早期的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和它之外的几个城市。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内部市场，加上奴隶主阶级对工业发展所持有的普遍反对态度，南部在工业生产方面落在了北部的后面。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大部分的北部制造业仍然是通过拥有少数帮手的小型作坊而不是大型工厂来进行的。如在1850年的辛辛那提，大部分工人仍然是在小型的、非机械化的作坊中工作。
工业工人
市场革命改变了美国人的时间概念。农业生活继续受到季节节奏的支配，但在城市里，钟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工作与闲暇时间被清楚地区分开来。在殖民地和早期联邦的时代，匠人们在手工作坊猛干一阵子，然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放下手中的工具，到附近的乡村酒吧中小饮一杯，或去参与政治讨论之类。随着市场革命的加速发展，在工厂和作坊中工作的人，甚至在别人家里帮工的仆人每天都会将工作时间划分出来。殖民地时期，一位手工业者的报酬被称为是他的“价格”，因为这与他生产的产品是联结在一起的。19世纪，报酬开始变成了按时或按天的标准支付的“工资”。铁路按照固定的时间表来运行，随着对铁路依赖程度的增加，美国人更有意识地根据“时钟时间”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严格的监视下、按照钟点划分的时间段来操作机器，这似乎违反了人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正是美国人眼中自由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因如此，很少有本土出生的男人愿意到早期的工厂中去工作。雇主们只得从那些找不到其他生计的人群中招募工人。
“纺织厂的姑娘”
有些早期的工厂雇用家庭的所有成员，早期新英格兰纺织厂所依赖的劳动力却主要是女工和童工。在早期纺织产业最为著名的洛厄尔，来自北部农场家庭的年轻未婚女子成为操作纺织机的主要劳动力。为了说服家长允许女儿离家到工厂来工作，洛厄尔的厂主们修建了女工宿舍，并制定了严格的个人行为管理条例。他们还修建了报告大厅、教堂，甚至还出版了一份由工人编辑的名为《洛厄尔的奉献》（Lowell Offering）的杂志，供妇女们在业余时间阅读。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对工人私生活的密切监管看上去是对人的一种约束。然而，如此大量的妇女有机会离开家庭、参与到公共世界之中，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其他机会不对妇女开放的时代，最为女工们所珍惜的是独立挣钱的机会。露西·拉科姆（Lucy Larcom）后来回忆说，家庭生活令她感到天地狭窄和极受限制，洛厄尔的生活和工作给了“纺织厂的姑娘们”一种“关于妇女的更广大、更坚定的概念”，教育她们“要走出自我，进入他人的生活之中……这种感觉犹如一个年轻男子单枪匹马闯入商界时所获得的喜悦”。拉科姆这样的妇女却并没有成为工厂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永久成员之一。她们通常只在工厂里待上几年，然后返回家中，结婚，或移民西部。拉科姆本人移民到了伊利诺伊，在那里成了一名教师和一位作家。工业工人的短缺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19世纪40、50年代大规模的移民开始后才得到缓解。
移民的增长
经济扩张刺激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国外移民的增长只是部分地解决了这种需求。1790—1830年移民对美国人口的增长贡献甚微。从1840—1860年，约有400万人（这个数字多于1790年全国人口的总和）进入了美国，大部分人来自爱尔兰和德意志。其中的90％进入北部各州，那里的工作机会很多，移民不用与奴隶劳动力竞争工作的机会。在蓄奴州内，除了坐落在南部边缘的城市之外，如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当地人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外来移民。但在北部，移民人口成为城市和乡村地区一道耀眼的风景线。纽约市是当时移民进入美国的一个主要港口。1860年，该市814000名居民中有384000名出生在国外；威斯康星州人口的1/3也是在国外出生的。
促成这场跨越大西洋的人口迁徙的原因很多。在欧洲，农业现代化和工业革命打乱了数世纪之久的生活模式，农民丧失了土地，传统手工匠人的工作机会也逐渐消失。跨洋蒸汽机船和铁路的使用使长途旅行变成现实。丘纳德远洋轮船公司（Cunard Line）在19世纪40年代开通了从英国到波士顿和纽约市的定期航班。从1840年开始，来自欧洲的移民开始增加，他们不光是前往美国，也前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家庭的男性成员通常先行一步，随后寄钱回来，把全家接过去。
爱尔兰和德意志的新来者
每一个对欧洲感到不满的人，《纽约时报》评论道，“都想到新的、自由的大陆来”。美国的政治和宗教自由吸引了那些对旧大陆压迫性政府和生硬僵化的等级体制甚为不满和恼怒的人，包括了从失败的1848年革命中逃亡出来的一些政治难民。“在美国，”一位来自德国的新来者写道，“没有任何人是主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人”。
图 移民
移民中的最大多数人是逃离灾难的人——1845—1851年的大饥荒（Great Famine）中逃出来的爱尔兰男人和妇女。一种植物枯萎病袭击了马铃薯苗，导致其坏死，而马铃薯是爱尔兰岛上人们的主要食物，饥荒由此而生。估计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另外100万人则在那些年移民海外，大部分到了美国。因缺乏工业技能和资本，这些贫穷的劳工和小农场主干起了那些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竭力回避的、低收入的、无技能的各种工作。男性爱尔兰人参与了修建美国铁路、挖掘运河的工作，或充当起普通劳工、仆人、搬运工以及工厂的操作工等。爱尔兰妇女则经常进入到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家中充当佣人，她们中间也有人更愿意到工厂去工作。“当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想要得到的是自由，”一位爱尔兰妇女解释说。仆人必须随叫随到；“我们的工作时间一天10小时，下班之后，工作就算结束了。”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洛厄尔纺纱厂用爱尔兰移民家庭取代了大部分的新英格兰的农场家庭女工。五分之四的爱尔兰移民留在了东北部地区。他们在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小工业城市里集中居住，形成了一些拥挤嘈杂的贫民窟。这些社区因贫困不堪、犯罪率高、疾病丛生而恶名远扬。
人数次之的移民群体是德意志人，他们中间包括了大量有技能的手工匠人，其比例高于爱尔兰人。德国人也是以内部团结的方式在东部的城市中定居，也有许多人移民到西部去安身立命，成了手工业者、店铺主人和农场主。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三个城市组成了所谓“德意志三角地”，吸引了大量德国移民前往居住。凡是有大量德意志人定居的地方都发展出一种富有活力的德语文化，通过学校、报纸、各种协会和教堂等得以表现。“当人们经过包法利街的时候，”一位观察者对纽约市的“小德意志”城区评论道，“这里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德国式的。”
约有4万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这一时期来到美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旧西北领土的农场上定居。英国工业化的持续扩张以及19世纪40年代争取英国政府民主化的宪章运动的失败，也推动了部分英国工人移民来到美国。
本土主义的兴起
从英国来的移民很快就融入了美国，但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则遭遇了严峻的敌视情绪。美国是一个以清教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拥有根深蒂固的“反教皇”的传统，作为罗马天主教徒的爱尔兰移民，面临着许多的歧视。大量爱尔兰移民的到来加强了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和声势；在此之前，天主教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19世纪40、50年代，纽约市大主教约翰·休斯（John Hughes）将该市的天主教会改变成为一个能动性很强的体制。他向天主教家长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孩子送到正在扩张的教会学校，还要求政府出钱来兴办这些学校。他并积极出击，说服新教徒改信天主教。
美国人把美国视为人们寻求经济机会和逃避迫害的避难所，这种思想与美国人对外来者的怀疑和敌视一直长期并存。美国历史见证过好几次对外来移民感到极度担忧和不安的时期。1798年惩治外国人法反映出美国人对带有激进政治观点的移民的恐惧心理。如同后面将要讨论的，20世纪初还会出现对来自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敌视态度。21世纪初，多少人应该获得允许进入美国、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美国等，仍然是容易引发争论的政治问题。
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人的到来引起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恐慌。“本土主义者”指的是那些担心新移民会影响和改变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他们将都市的犯罪活动、政治腐败以及对烈性酒的喜好统统怪罪于移民；他们指责移民愿意接受低廉的仅保证不挨饿的工资，从而拦腰截留了原本属于本土出生的熟练工人的工作。爱尔兰人很快被纳入了民主党在各城市的政治机器之中，掌控这些政治机器的地方大佬们时常为那些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移民提供工作的机会和贫困救济。本土主义者认为，爱尔兰人并不熟悉美国人的自由概念，屈从天主教会的控制，对民主体制、社会改革和公共教育等构成了一种威胁。那些曾用来形容和贬低黑人的带种族偏见的模式化概念——如孩子气、懒惰、为感情所奴役等——也很快被广泛地用来评论和描述爱尔兰人，把他们看成是不配享有共和式自由的人。
不过直到19世纪50年代，本土主义才成为美国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纽约城和费城均发生了反移民的暴力行动。主要是得益于本土出生的熟练工人——他们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和工资因外来移民而削减，1844年一位本土主义候选人当选为纽约市长。
法律的转换
产业家参与市场革命的努力开始得到美国法律的更多支持。法律保护他们不受地方政府的干扰，不受经济成长过程中一些不良结果的伤害。商业组织公司化是新市场革命的核心内容。一个合股公司通过政府颁发的执照从而享有了特权和权力，其中包括公司投资人和执行官不以个人名义为公司的债务负责。与个人、家庭或有限合伙人拥有的公司不同的是，合股公司可以倒闭，但它的董事和股东不会因此而身败名裂。合股公司因此可以比传统企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到19世纪30年代，许多州采用“通用公司组织法”（general incorporation laws）来取代由立法机构的特别法律来颁发公司运营执照的做法，允许任何公司在缴纳一笔特殊费用之后即可获得合股公司的宪章。
许多美国人把公司宪章视为政府赋予的一种特权，对此抱着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法院则对这些宪章的合法性给予坚决的支持，同时也反对既存公司利用手段限制后来者与其竞争。在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1819）一案的判决中，约翰·马歇尔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将州立法机构颁发的公司宪章定义为合同，禁止后来的立法者予以更改和收回。5年之后，在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 Ogden）中，最高法院否定了纽约州立法机构颁发的蒸汽机船航运的垄断权。1837年，在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Roger B. Taney）的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宣布，马萨诸塞立法机构授权另外一个公司在查尔斯河上建造一座新的桥梁的举动，并没有侵犯在同一条河上建第一座桥的桥梁公司的合同。坦尼宣布说，州拥有合法的推动交通和繁荣发展的权力。
与此同时，地方法官则对因工厂建设造成的财产损失（例如，上游农场的淹没和建设水坝、引导水流等对渔业生产造成的中断等）为商人们开脱责任。许多的法庭判决继续肯定了雇主对工作场所拥有全权管理的权限，并引用古老的普通法中的阴谋罪条款，来惩罚想通过罢工来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直到1842年，在联盟诉亨特案（Commonwealth v. Hunt）的判决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莱缪尔·肖（Lemuel Shaw）才宣布说，工人组织工会或举行罢工，并非注定是非法的。如同工作和时间方面的改变一样，法律的变化诠释了康涅狄格的牧师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的一句评论：市场革命给美国人的“生活和行为”带来了一场“完全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