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华文明历史上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时期，当时中原与四夷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朝贡、册封和羁縻来加以维系的。被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多大856个以上，授予官职更是不计其数，对待胡人也是非常友好的，以至于许多胡人都曾进入朝廷中枢担任官职。

      当时的中国在整个亚欧大陆东部具有绝对力量优势，所以周边藩属纷纷朝贡，四夷政权皆以被大唐天子册封为荣，因为这有利于巩固他们在本国的合法性。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人们文化心理上的那个大唐已经走向了瓦解，唐朝中枢以及皇帝的权威受到影响、藩镇割据加剧，这导致唐朝文化上出现了新的变动。由于安禄山、史思明以及此后北方割据藩镇大多是胡族出身的武人，故而唐朝后期的文化和思想潮流主要围绕“华夷之辨”和“崇文抑武”两个方向展开。

华夷之辨：血统还是文化

      华夷之辨，自古就有。早在先秦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中，人们就假托大禹之名将中国分为九州，将天下理解为中国为中心、四周分布“四夷”的秩序，并认为中华文化具有绝对优势，理应教化四方、扬名天下。秦汉初期，天下一统，风格迥异的东周列国以及巴蜀、百越、河套等地皆被纳入华夏版图，人们对华夷之辨的评判标准更多的体现在了文化层面，即《春秋》名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隋唐初期，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以后，也曾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迸发出来的。

      然而到了唐玄宗后期，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以及漠北、西域等族群内附南迁进程加快，在唐朝募兵制的新军事体系下，边关的“长征健儿”大多由当地胡人担任，这也为日后安禄山、史思明势力的膨胀埋下了伏笔。随着唐朝政治权力的失衡，安史之乱爆发，当动乱逐渐被平息下来之后，唐朝士人阶层痛定思痛、纷纷反省。由于安史叛军大多出身胡族，故而热门开始逐渐热衷于华夷之辨，其具体例子就是“唐代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核心领袖是韩愈，但实际上比他稍早时候就已经有萧颖士、独孤及、李华和梁肃等人有所阐述了。与韩愈同时期的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更是在诗词中对胡风大家指责。元稹，唐人，鲜卑族，不过他对中原汉地推崇胡服、胡乐的风气可谓是痛心疾首、大家指责。元稹虽然从广义上来说也是胡人，但却早已汉化，所以在安史之乱后对胡人事务非常敏感。

      相较于其他文人的表述，韩愈的言语就显得更加直白、清晰。韩愈推崇古文运动，倡导读书人重回先秦时期寻求精神给养，重拾当年诸侯列国为争霸而提出的口号，尊王攘夷。唐朝中期以后的文坛，不论是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亦或是韩孟诗派，均非常强调“尊王攘夷”、“华夷之辨”的思想内核。所谓复古潮流，其实就是唐代文人对胡人、胡风的警惕，而这种警惕是不断扩散和向外延伸的。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陇西巡视官员杜英奇上疏迎合皇帝，声称迎接佛骨可保天下太平，笃信佛教的唐宪宗欣然同意。朝廷为此任命韩愈为迎接副使，上至王侯公卿下到黎民百姓都争先恐后的施舍钱财，此种情形触怒了韩愈。为此他愤然上疏《谏迎佛骨表》，认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立排痛斥”。反佛实际上是韩愈“尊王攘夷”的延伸，这源于它对一切夷狄文化的警觉，更不要说迎接佛骨还对当时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到了唐宣宗时期，大梁（即汴梁）地区推举上来一位名叫李彦昇的阿拉伯人参加科考，并一举中第。这招致很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大梁推荐这样一个夷人是视中华无人。不过唐朝毕竟是一个曾经多年实施包容并蓄政策的皇朝，所以依然有人对此予以反驳。一位名叫陈黯的知识分子对于此事就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华心》的文章予以探讨，并认为“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即认为不应当以地区、血统划分华夷，而应该依据教化、文化的角度来做区分。

      和陈黯一样，报以相似观点的唐人还有很多。另有一位名叫程晏的文人所写的《内夷檄》中同样认为应当按照是否认同仁义忠信的原则对一个人进行华夷分辨。这些观点相较于狭隘的华夷之辨当然有其合理性、先进性的一面，然而其实质依然是对华夷进行区分，做不过其所评判的标准从血统转变成为了文化。后来南宋时期，金国著名儒生郝经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撰文称“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即是从文化而非血统层面来强调金朝在华夷之辨中“华”的属性和政权合法性。至于两宋，则继续承接晚唐狭隘华夷之辨中的论述，从血统层面强调宋朝在天下秩序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不过由于宋人先后与辽、金、夏、大理、安南等并称天子，且相互之前订立和约，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然成为想象，直至后来明朝朱棣称帝，通过永乐大阅兵和郑和下西洋的努力才重新建立朝贡体系。

文武分途：文治还是武功

      两宋之所以羸弱不堪，以至于丧失了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天朝上国”的传统地位，这与其内部的武备废弛脱不了干系。唐朝中后期，从安史之乱到藩镇割据，再到五代更迭（梁、唐、晋、汉、周），这些非正常政权变动几乎都是由武人发动的，甚至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也是通过陈桥兵变上台的。正因如此，赵匡胤为了避免后嗣子孙重蹈覆辙，自然开始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加以防范，并逐渐成为所谓的祖宗之法，日渐强化。

      唐德宗时期，不但北方边镇逐渐尾大不掉，就连中原腹地忠于朝廷的武将也频频叛乱。德宗皇帝为了扭转安史之乱后军事力量弱干强枝的状况而推行削藩、收权措施，却遭到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四王”反叛，后来更被泾原兵马赶出了长安。武人集团通过暴力反叛的方式维系藩镇割据的现状，以此与朝廷中枢对抗。这让唐朝不得不改革税制，从租庸调制转变为两税法，并加大对中央禁军（主要是指神策军）的投入。
      然而，出于对武将们的忌惮，禁军权柄被皇帝安排宦官掌握，并于唐朝后期逐渐形成了中央禁军与宦官群体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了政治集团。如此以来，对于朝官来说，不论是处于对边镇胡人的警惕还是处于对宦官专权的反感，都不可避免的演变成对武人的抑制层面上去了。然而在唐朝中央与割据藩镇的对抗中，除了唐宪宗和唐武宗曾取得过阶段性胜利以外，其余大多数时间里，中央对藩镇割据是束手无策的。

      既然文人没办法在战场上彻底压服对方，就开始从文化氛围中寻求压制。换言之，文官群体开始大肆通过笔下创作的方式来崇文抑武，以求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就是对武圣崇拜和武举科考的攻讦。唐朝时期的武圣人并不是关羽，而是西周建立的功臣吕尚，也就是姜子牙。开元（唐玄宗年号）年间，唐朝朝廷就已经开始主持对武圣姜子牙和文圣孔子的祭祀，此二人分别被称为文宣王和武成王，享受的祭祀规模和礼仪制度是一样的。同时文宣王庙里有儒家“十哲”，武成王庙里也供奉了兵家和其他学派的“十哲”。在盛唐时期，尚武精神浓郁，这并不成问题。然而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却迅速成为文官攻讦的标靶。
      文人们认为姜子牙不过一介臣子，德行功勋皆不如孔圣，理应降低武成王庙的祭祀规格。这实际上反应了从中唐开始，文人打心底想要压制武人地位的想法。德宗年间，这种对武人的攻讦已经扩展到了对武举的苛责层面。所谓武举，是则天女帝为了维系中原尚武精神而创制的，并且为唐朝培养了大量武将人才，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然而由于武举殿试需要考生们携带弓箭进入皇城，这本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却也在唐德宗时期遭到了文官们的反对，最终迫使皇帝下令停止射箭考试。

      要知道，作为西魏、北周，乃至隋唐的创立者，关陇门阀集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分文武、出将入相。唐代初年的许多宰相都有过带兵打仗的记录，也正是源于这种文武双全的风气，才将唐朝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兵锋最远处已经越过葱岭直抵咸海和呼罗珊地区。然而也正是晚唐社会的文武分途、崇文抑武的风气形成，宋朝军队从一开始就战斗力低下、武将群体消沉怠慢，甚至就连西夏这样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无力应对。
      综上所述，初唐和盛唐时期，中原王朝秉承包容兼具的宏伟气魄，社会风气积极进取、士人普遍以文武双全、出将入相为荣。然而经历了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后，一方面朝廷对胡人文化存在抵触和警惕，出现了“华夷之辨”新态势；另一方面为防止武将做大，自中唐开始文武分途，文官群体对武人采取了文化层面的压制，矫枉过正之下陷入了崇文抑武的怪圈，并跨越朝代的影响到了后来宋朝的国策制定，改变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底色。

      从安史之乱对唐宋之变的深层影响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对某个事物一旦矫枉过正，反而会出现更为负面的影响。唐朝初期兼容并蓄的开放气魄是得以强大的重要因素，坚持开放、包容，拒绝狭隘、封闭是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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