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魏晋之前的文学以《诗经》、楚辞和汉赋为主,到了东汉末年骈文兴起,逐步出现了新的文学体裁。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终于单独成为一门学科,不再依附于经学(以四书五经和其他百家学派经典为代表)。骈文是一种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最终定型于南朝梁,将文章之美推向了一个极致。天下繁荣、秩序稳定的良好环境
随着文学的发展,唐诗逐渐成为主流文学形式,这当然离不开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唐朝近300国祚,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都处于天下繁荣、秩序稳定的历史阶段。不仅如此,唐代在思想文化层面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因而吸纳了许多外来文化。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激起了许多灵感与火花,才进一步促进了唐朝文坛的兴盛。积极进取、快意恩仇的社会风气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又或许是源于隋唐文化当中对南朝婉约和北朝坚韧的融合,唐朝文学往往体现的是一种快意恩仇、直抒胸臆的侠客风范。换言之,高度自信的唐代文人很直率,对自己的人生欲望几乎不加掩饰,秉承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武则天时期科举加试杂文
前面提及的是唐诗兴盛的历史因素和环境背景,除此之外唐朝诗歌的实际作用也很明显。武则天称帝之后,对科举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新增“武举”项目、将殿试制度化,同时还科举内容中加试杂文。所谓杂文是相对于经文而言的,则天女帝之前的科举主要考核的内容是经学,严格来说和文学的关联并不大,而杂文所指的是诗词歌赋,这些才是唐朝文学的重要内容。“行卷”和“温卷”风气盛行
仅凭加试杂文还不足以促进整个唐代诗坛的繁盛,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特殊安排,文人墨客们即便在科考之外也喜好撰写诗作,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科举制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处于遏制门阀世家政治影响力的手段。到了唐太宗时期,又对科举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从而进一步将其稳定下来。然而出于对门阀世家的妥协让步,唐朝的科举是不实行糊名制的。不糊名就意味着考生的姓名会被考官看到,这当然有利于门阀子弟的晋升,缓解了门阀世家等原有选官制度(恩荫制、九品中正制)既得利益者的抵触情绪。不过,也正因为不实行糊名制,考生的名声对考官就有很强的影响力了。学子远游增长阅历、促生灵感
唐朝诗人往往习惯于远游,其背后的现实逻辑就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之前取得考官的青睐。然而丰富的交游过程中,这些文人也极大的增长了见识,促生了灵感。许多著名的诗人的足迹都曾遍布小半个唐朝疆域,既赞叹过浩浩大川、又感慨过巍峨高山,如此丰富的阅历也就踊跃出更多的佳作。政治开明、思想宽容
正所谓“为尊者讳”,许多其他朝代文人往往是不敢妄自对当朝君王做评论的。后世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直接导致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然而唐朝文人并不在意这些,白居易就敢在《长恨歌》中规划和幻想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而唐朝在文化上对儒家、佛教和道家都持提倡态度,对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促进文艺上各种风格流派的形成是非常有益的。综上所述,以唐诗为代表的唐朝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迅猛发展,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塑造的。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秩序稳定、文人墨客直抒胸臆的人生观念、科举加试诗词内容的现实价值、学子远游的阅历增长、天朝兼容并蓄的自信气魄等。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诗歌进入了繁荣昌盛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