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朝鲜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保住了金氏政权。接着，几十年来，我们又年复一年地承担着在诸多方面为他们提供大量援助的义务。如果朝鲜感知中国的情义，珍惜中朝两国“鲜血凝成的友谊”，从而尊重中国，那么我们的付出再多再大也是值得的。可悲的是，朝鲜并不领情，认为你出人、出战、出钱完全是为了你们自己，是应该的。近些年来，对中国极力倡导和谋求的“半岛无核化”不仅不听，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的大门口进行核试验，中国被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面对这么一个烫手的山芋，反思几十年来的得失，正如一句俗语所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看得很准，而且敢于对朝鲜当局当面提出批评和警告。具体地说，邓小平曾对朝鲜有过一次批评性的诘问和两次断崖式的硬话。
一次批评性的诘问
一九七八年九月，邓小平到平壤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邓小平被安排“瞻仰”朝鲜当局耗费巨资建造、高大挺拔、金光闪闪的金日成雕像。这尊铜像是在1972年4月朝鲜当局为金日成60寿辰在平壤万寿山建造的。铜像包括3米高的基座在内，高达23米，重70多吨，而且曾通体镀金。人所共知，对个人迷信，邓小平深恶痛绝，于是他颇不高兴地问：这尊雕像的外表从头到脚花了多少亿元的黄金贴起来?
两次断崖式的硬话
邓小平对朝鲜至少曾发出过两次严峻的硬话。按照时间的先后，第一次硬话是因为朝鲜要求军援。
80年代中，金日成派高级助手到北京要求军援，说半岛形势紧张，韩国要北侵。于是狮子大开口，列出巨额清单要中国援助。
邓小平看了非常生气，他说：一个子儿也不给，连来人也不见!
邓小平认为，在和平年代，不能援助军火，这样只能助长对方的穷兵黩武和依赖思想，不利于东北亚的稳定和世界和平。
邓小平第二次硬话是由于中韩酝酿建交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韩关系开始出现解冻与接触。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曾说：“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它的理解。”
199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朝鲜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八十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共中央委托，杨尚昆向金日成做了通报，并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告诉金日成，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日成听后心中非常不快，但没有发作，只是“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尚昆回国后，将金日成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
中国与韩国谈判建交前夕，金日成决定正式访华，除北京外，还去了山东、南京。当时邓小平因年事日高，一般情况下已不再会见外国客人，但对金日成访华仍是高度重视，他破例会见了金日成。
谈到中韩建交，双方分歧很大。金日成抑制着满心的不快，向邓小平提出:“既然你想和我们共同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
邓小平没有丝毫的迟疑，他非常果断地当面表态：“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则断交!”
尽管朝鲜极力反对，但中韩建交已成定局，不可逆转。中共经过反复斟酌，决定以转达总书记口信的方式，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前往平壤向金日成当面通报。
据钱其琛回忆，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他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这当然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在专机上，钱其琛的心里很不平静，他在思考，虽然金日成答应见他，但中国所通报的中韩建交之事，朝方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北京、平壤之间的距离很近，专机很快就平稳地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钱其琛的只有朝鲜时任外交部长金永南。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钱其琛，还要去外地，并带着钱其琛走向不远处停着的一架直升机。登上直升机，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小桌，钱其琛和金永南对面坐着，其他人员则分坐两侧。正值炎夏，直升机里如同蒸笼一般，热不可耐。
直升机降落在一个偌大的湖边。钱其琛回忆道，“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他夏天常来此地休养。”下了飞机，约在上午11时，金日成在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他。
钱其琛首先感谢金日成在百忙之中会见自己，并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问候和口信：“关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经过这一段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在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支持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朝美、朝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金日成听后，沉思片刻说： “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钱其琛注意到，金日成看了看他带去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这次会见，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方客人谈话最少、气氛最为平淡的一次，与他过去会见中国客人时的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形成鲜明的对照。
金永南外长陪钱其琛简单吃了个午饭，钱其琛就乘直升机返回平壤，向主人告别后，就登上专机，回到北京。当已近下午5点，钱其琛当即直接驱车去中南海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此次平壤之行，虽然往返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但为中韩建交消除了最后一份担心。这也说明，高层转达口信的决策是恰当和正确的。此后，中韩建交按照原定计划，于当年8月24日在北京由两国外长签署公报。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一时稍冷，后因金日成逝世出现了一段平淡时期，不过，其后逐步恢复正常并实现高层互访，重新进入了高水平发展时期。
然而金日成在会见钱其琛时虽然说“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政治家的礼貌语言和外交辞令而已，其实内心是非常恼怒的。据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的回忆，1992年7月15日清晨，钱其深乘专机离京赶赴朝鲜平壤，钱其深见到金日成后，金日成态度很冷谈。不仅如此，当金日成在外国新闻中正式获悉“中韩建交”的消息时，气得脸都发青，扬言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等报复措施。朝鲜甚至还指责中国“抗美援朝”是假，“保卫自己家园”是真，等等。
后来，金正日曾扬言，一旦朝鲜爆发战争，周边大国将无一幸免。金氏所指，不言而喻!
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举世罕见的朝鲜，邓小平对以金日成雕像为标志的个人迷信敢于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性诘问。在对待朝鲜要求巨额军援经费问题上，断然予以峻拒；在中韩建交问题上，当金日成提出朝鲜与台湾建交设问时严厉的回答，这些都是很不简单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别人不敢想、不敢说的。
对如此重大、棘手的外交问题，邓小平要言不烦，三言两语就阐明了立场，表明了态度，说明了问题，由此可见其作为政治家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邓小平是个实际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虽然知道中国不富裕，但是中国块头大。然而在邓小平看来，块头再大，也绝不舍得把中国的票子扔给被人。用自己的钱培养一个自己的敌人，是再愚蠢不过的做法了。
邓小平有勇气纠正过去的错误，开始捂紧中国的钱袋子，开始把中国的钱看作是中国的钱，而不是别人的钱。特别是不再以培养朋友的名义挥霍自己的钱，把中国的钱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上。
从1978年起，邓小平决定叫停对于阿尔巴尼亚的援助，1979年，邓小平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自然也就叫停了对越南的援助。
而同样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朝鲜之后，也结束了对于朝鲜大规模的援助。
从此，邓小平捂紧了中国的钱袋子，把有限的钱用在中国自己的事情上。这一点，邓小平像中国诗人海子，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中国开始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捂紧中国钱袋子的决策，是邓小平的一个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