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后,清朝多次遭受列强入侵,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腐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因此开始了近代化道路的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先后展开并深入影响和塑造中国近代社会的。在经历了一系列探索尝试均遭失败之后,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宣告了中华法统正是从大清帝国移交到中华民国的手中。

一切从洋务运动说起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上下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探索之路,并拉开了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序幕。在这场自强运动中,凭借中央奕訢、地方上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大力推进,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清朝制度的种种弊端,洋务派官员存在识见不足、中饱私囊等诸多问题,再加之守旧派的横加阻挠,使得洋务运动的成效地下,并未形成国家规模的体系化建设。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这场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宣告失败了。

武昌起义前后,革命党的口号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革命派人士的口号主要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清末民初大学者章太炎所鼓吹的思想,意指满清非中华,中国需以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为准绳。按照章太炎的说法,中原汉地、朝鲜、越南和缅甸北部都应该归属民国,但西域、雪域和漠北草原则随意。此种说辞被另一派学者杨度极力反对,在杨度看来清朝统治之下的所有人均属于中国人民,并由此延伸出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甚至按照杨度本人的想法,是准备通过虚君权,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
武昌起义前后,北洋系的境遇变化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由于清廷绝大多数财政都用来滋补北洋六镇新军了,因此清末的朝廷禁军职能,实质上已经从落后的旧制八旗军手中转移到了北洋六镇军手中。然而禁军的权力并不被满清皇室掌握,全然被袁世凯一人把持。五代时期,历届禁军头目皆可篡权称帝,赵匡胤更凭禁军在赵普的策划下陈桥兵变,满清皇室对袁世凯的忌惮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慈禧驾崩时,袁世凯被载沣赶走了。
革命党的窘境和法统缺失
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本来是雄心壮志,意图一举北伐,直抵北京,消灭清王朝。奈何却出现了清廷后期相似的问题,没钱。在南京的国民临时政府的国库里,最为困难的时候只有十块大洋。财政危机导致军饷难以准时发放,自然也就无法有效组织军队北伐了。
南北议和之后,民国法统性补全
虽然许多地方并不认可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但却依旧认同清廷。这就使得北方袁世凯手中的《清帝退位诏书》影响极大。为了保证各国在华利益,列强们纷纷施压,希望清廷与革命派和谈,避免战争。另外他们大多支持袁世凯促使清帝退位,接受南方的条件实行共和制。当时清朝国库还有98万多两白银,但袁世凯忽悠隆裕太后说国库空虚,只有20多万两白银,不足以应付作战需要,且列强拒绝借款,因此唯有议和一途。迫于无奈,隆裕太后决定退位,代替溥仪发布退位诏书。退位之后的清朝皇室接受了优越的待遇,因此清帝退位也被部分学界人士称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当中华民国的正统性得以完美解决之后,由谁来出任首任民国大总统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个人在当时的时局背景之下,只能是袁世凯。在清廷这一方面,自身无力镇压南方革命,只能依靠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军队,军权在手如同君权在手。所以在《清帝退位诏书》中有一句明确表述,委托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从清朝手中接替了全国的政权法统,是通过临时参议院的《临时约法》和清廷退位诏书两个方向获得的。然而“天命所归”和“民心所向”之间,存在君权神授和人民共和之间的潜在矛盾,成为民国初年北洋系和革命派之间反复拉锯动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