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藩财政团难与武士的贫困
18世纪初，以京都，大板、江户为中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当它渗入农村后，对于向农民征收实物贡租并把它商品化来维持财政的幕府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商业性农业发展创造的剩余部分)不能作为幕藩领主的收入加以剥夺，反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生活费用增大，幕藩财政支出，把德川初期积蓄都消耗掉了。而且收入不能同它相适应，收支失去平衡，财政发生危机。其次，由于幕府和大名、武士的礼仪、服饰及娱乐享受日益繁缛奢侈，刺激物价上涨，幕藩财政逐渐困难。幕府年收入46．7万两，支出却达140万两以上。幕领的代官或中饱年贡，或受贿降低租率。元禄时定额平均为35—38％的租率，享保时降低到平均28％。‘依靠禄米养家的武士，生活日益窘迫，有的聚集要求上层救济。公元1640年，会律藩士联合向藩主呼吁，设置了“拜借金”制度。随着财政的困难，统治层内的矛盾尖锐化，集中表现在诸侯家骚乱。宽文8年(公元1668年)，九州的岛原藩主高力氏，由于对武士也征课赋役，激起武士、商工业者、农民在领内发动暴乱，因而被剥夺武士身份(改易)。宽文11年(公元1671年)的伊达骚乱、延宝7年(公元1679年)的越后骚乱等，都是由于大名宠信暴发户新权贵(“出来出头人”)，压榨武士，因而道武士的反抗。幕府也于庆安4年(公元1651年)连续发生藩主松平定政事件和“庆安之变”，暴露了幕政的破绽。
由于物价上涨，旗本中“有许多人值夜勤没有被子。”著名儒家室鸿巢自白说：“本人等现在没米吃，只好向藏宿(即札差——引者)借钱赊米渡日。”各藩大名由于财政困难，以所谓“借知”名义，削减家臣俸禄，使武士生活更困难。18世纪初，太宰春台写道：“许多大名，无论大小都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只靠江户、京都、大阪和其他各地富商的援助才能维持生活。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年贡，全都用来还商人的借款……还常被指责，要为赔礼而摆设宴席招待高利贷者。有的大名则无故给高利贷者俸禄，使加入家臣行列。”这段记录生动地说明了领主和武士已经“部分地由于货币的缘故而在社会上处于依靠地位”。
幕府为救济武士，享保4年(公元1719年)公布法令，宣布不管旗本、御家人向高利贷商人借款的诉讼，令相互协商解决。这实际上是使武士赖债合法化。江户商业公会——“12帮批发行”向町奉行提出抗议，一般商人债主则打着纸旗拥向武士家宅，张榜揭贴要求还债，迫使幕府不得不撤销这项法令。
各藩财政更困难，大名们按规定须在江户和领地两处各设邱宅，他们和大批武士在藩地过着奢侈生活，还得隔年去江户参觐，在外要担负幕府临时性徭役。因此，各藩比幕府更早陷于穷困。例如，佐贺藩元禄11年(公元1698年)亏银10000余贯，公元1703年欠款达23万余贯；萨摩藩享保4年(公元1719年)亏银2900贯，濒于破产境地。
商人势力的抬头
同武士贫困化相反，城乡批发商、兑换商、高利贷者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正如太宰春台说的，“金银之富，悉为商人所藏”。17世纪末，大阪巨商鸿池善右卫门一家收入就相当于10个藩领地的收益。鸿池发明清酒酿造法，他的酒不仅大阪，还运到江户。他还经营大阪至江户的海运业及金融业，终成大阪最大的金融商。他和三井、住友等家族，在全国重要都市设立分店，逐渐扩大其商业势力和资本的支配。住友当初在京都经营药材和书店，宽永初年迁到大阪经营铜生意，元禄年间开发别子铜矿成功发财。三井出身于伊势松板，公元1686年以京都为根据地向大阪、江户发展，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和金融业。此外还有京都的大丸和名古屋的松扳屋也是当时的巨商。井原西鹤在公元1638年写的小说《日本永代藏》中，把鸿池、住友、三井等巨商作为新的富豪典型提出来。与此同时，元禄年间，结成江户10帮、大阪24帮批发商公会，不久发展为全国性商业同盟，甚至由此决定全国商品的价格，开始奠定民族市场的基础。当时领主在政治上虽尚保持其独立割据，但经济上已被卷入全国经济之中。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都为富商所左右。例如，鸿池善右卫门一手操纵30余藩的经济，仅他的分店主人就有70人接受藩主的俸禄，他和平野屋、天王寺屋等富豪的生活，几乎与大名不相上下。所以本多利明指出，“外表虽为日本国中武家之领地，但实则为富家之所领”。豪商们把资金用高利贷借给武士、农民，投资开垦新田，逐渐把封建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大大提高了商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使旧日的身份制和封建关系松弛，如大坂巨商淀屋，除经营木材批发外，还操纵米、鱼和蔬菜市场，向他贷款的大名就有33个。据说财产达1亿2千万两之多。元禄时代淀屋辰五郎凭他的财富，无视幕府法令，经常穿着不许商人穿的里外全白的衣服，甚至穿着幕府赏赐的礼服出没花街柳巷。
町人思想的成长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町人阶层愈不甘心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元禄前后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四民平等的主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商人在社会上作用的肯定；如出身长崎通事(译员)的学者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在《町人囊》说，商人虽位于四民之末，但它能滋润天下万物，对于天子、诸侯等都是有用的。这种思想不仅商人出身的作家中有，而且在儒者中也有，如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说，百工乃天下之要，认为商业活动是社会所必需的。获生狙株说：“农者耕田，养育世人；工者作器，供给世人；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人…缺一则国土不存矣。”这些显然是对商人社会作用的肯定，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政治要求。
町人思想成长的第二种表现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例如近松门左卫门说：“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西川如见说：“人类毕竟无尊卑之理，微贱者虽身居陋屋，心却在万人之上。”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公元1685年—公元1744年)更明确地站在商人立场，认为商人行业不应卑视，它不为私利私欲，而有公益性质。经商有助于天下，商人的利益不可耻。他说：“《大学》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岂有士农工商之别?”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公元1608年—公元1648)也认为，人“虽有五等之位，尊卑大小之别，但其身却毫无差别”。因此，“万民皆是天地之子，人人皆为兄弟”。他的门人熊泽藩山(公元1615年—公元1691年)发展了他的思想，说：“人，皆为天地之子孙，岂有卑贱者?”这些阳明学派对封建等级的否定，比之完全站在商人立场上的石田梅岩，尽管在思想上还有差距，但在反映商人要求的愿望方面，却有着一致性。这说明商人在经济领域内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町人思想成长的第三种表现是，要求与武士阶级平等观念的产生。在石田梅岩看来，“营利，乃商人之道”。“如果说营利为‘欲’而不是‘道’，那么孔子又是如何使子贡为其弟子的呢?子贡以孔子之道用于买卖，他不营利岂能致富?商人的营利与士之食禄相同，不营利，有如士之无禄。”这就把商人的营利行为与武士的受禄等同起来了。因而他主张：“士农工商有助天下之治，无四民则无助。治四民为君职，助君为四民之职；士为有位之臣，农为草莽之臣，商工为市井之臣。”这种思想是对封建“四民”等级的否定。此外，并原西鹤著《世间胸算用》(《世上如意算盘》)中，还提出了“在任何一国，没有金钱，便谈不到自由”的思想。近松在其戏取作品中，通过登场人物，轻蔑地讥讽了统治阶级。如《情死天网岛》的剧中人就宣称：“这里的商人虽说不带刀，但这里大批的新银光泽，也足够把刀刃扭弯。”《夕雾阿波鸣门》中的人物更说出：“即使不指名大小，也要使那些大官和少爷们不敢啃气。这些人比起京都、大阪商人的谁家也不如，即使是武士，也别想我输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