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建时代法律和宪法修正案事实上的否定以及将黑人贬低到次等公民的地位，折射出盛行于全国的思想和政策模式。随着19世纪即将结束，美国社会似乎正在为阶级和种族的分界线所分裂。经济学家西蒙·巴顿（Simon Patten）评论到，其结果是，人们普遍感到需要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重新界定和排斥那些不值得享有自由恩赐的人。他写道：“南部有自己的黑人，城市有自己的贫民窟……美国体制的朋友们害怕愚昧无知的移民，工人们讨厌中国人。”如同巴顿所提到的，许多美国人开始接受一个越来越狭隘的关于公民国家的定义。这些新形式的排斥通过大众杂志所表现出来。这些杂志中各种侮辱人格的图像将黑人和其他“低贱”群体描绘成是比野蛮人和罪犯好不到哪里去、根本不配享有美国自由的人。
新移民和新本土主义
19世纪90年代目睹了美国移民来源的一次重大改变。在这10年中，尽管有一次时间漫长的经济萧条，仍然有350万新移民来到了美国，他们在工业化的北部和西部寻求工作的机会。一半以上的新移民并非来自爱尔兰、英格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传统移民国家，而是来自南欧和东欧，尤其是意大利、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普遍地把“新移民”看成是特殊“种族”的成员，从他们甘愿接受微薄收入的工作到带有所谓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天性，似乎都证明这些人所拥有的是一个低水平的文明。他们是“来自被打败种族中被打败的人”，经济学家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说到，他们代表了“适者生存斗争中的最糟糕的失败者”。一家俄亥俄报纸写到，美国的城市正在为外国人所淹没，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对自由的欣赏能力”，反而对民主政府构成了一种威胁。
1894年，一群波士顿的职业人士组成了限制移民联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联盟要求禁止文盲进入美国，以减少移民的人数。这个建议在1897年得到国会的采纳，但相关法案却遭到格里夫·克利夫兰总统的否决。与南部一样，北部和西部各州也试行了各种方案，以将那些不值期望的选民排除在行使选举权之外。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州都采取了秘密投票或“奥地利式”投票法，既保护选民的隐私，又限制那些文盲对选举的参与（文盲再也无法在投票站接受政党积极分子的帮助）。有几个州取消了19世纪的另外一种做法，即允许移民在成为公民之前参加选举；它们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新的对居住时间和识字能力的要求。这些限制性措施在规模上都无法与南部对黑人选举权的剥夺，或对妇女选举权的继续剥夺相提并论。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选举权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公民权利。
排华行动与华人的权利
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内战之后曾得到非常广泛的扩展，此刻也正在被慢慢地收缩。两大政党的领袖们对来自中国的移民表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是一些“面目可憎、令人讨厌的、危险的、喜欢造反的”人，共和党领袖人物詹姆斯·布莱恩宣称。1850—1870年，几乎所有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都是单身男人，他们被劳工经纪人带入美国，在西部的金矿、铁路建设工地和工厂中工作。1870年初，一些华人家庭开始全家移民来美国，结果导致国会在1875年立法禁止华人妇女进入美国。这项法案的起草者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霍拉斯·佩奇（Horace Page），他坚持认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了从保护白人男性公民的健康出发，禁止中国妓女进入美国。但移民官员在实施佩奇法的时候，将随男人而来的妻子和女儿以及那些已在美国的华人妇女统统挡在了美国门外。
从1882年开始，国会暂时性地全面禁止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尽管非白人曾在过去被长期禁止通过归化变成美国公民，但这是第一次使用“种族”作为标准、禁止整个群体的人民进入美国。10年之后，国会延长了这个限制，并在1902年将其变成永久性的规定。美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自由和伟大”的国家，一位华裔美国作家桑松波（Saum Song Bo，音译）说，取决于在未来的时间内，“在这个排华法与自由的法之间，究竟哪一个法是生命力更为持久的纪念碑”。
排华法案开始实施时，一共有105000中国人住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西海岸，他们在当地经历了非常多的种族歧视，并时常遭到群体性的暴力攻击。他们对平等权利的要求强迫州和联邦法院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适用范围做出界定。例如，1871—1885年，旧金山没有向华人子女提供公立教育的机会。1885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泰普诉赫尔利案（Tape v. Hurley）的判决中，命令该市公立学校接受华裔学生。州立法机构立即做出回应，通过了实施种族隔离教育的立法，在旧金山建立起一所为华裔学生开办的学校。然而，自1860年就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居住的约瑟夫和玛丽·泰普夫妇坚持要求他们的女儿能够像其他孩子一样就近上学。“难道生为中国人是一种耻辱吗？”玛丽·泰普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难道不都是上帝所造的吗？”但她的抗议未能奏效。直到1947年之后，加利福尼亚才废除了要求华人学生分开就学的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也审理了有关华裔美国人地位的相关案件。在吴毅诉霍布金斯（Yick Wo v. Hopkins，音译）一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一致命令旧金山市对华人开办的洗衣店发放营业执照。该市政府曾一直拒绝这样做。剥夺任何人挣一份生计的权利，最高法院宣布说，“在任何自由盛行的国家里都是不能容忍的”。12年之后，在美国诉王金阿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音译）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允许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移民的子女成为美国公民。
然而，大法官们也肯定了国会拥有建立以种族为基础的移民限制规定的权力。在方月庭案（Fong Yue Ting，音译，1893）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命令联邦政府可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将身份为外国人的华人驱逐出境。在他提出的反对意见中，大法官戴维·布鲁尔（David J. Brewer）承认，现在美国有一种反对这个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恶心”的人民的情绪；但“谁能保证”，他接着说，“这种力量不会在明天被用来针对另外一个阶层和其他的人民？”布鲁尔的确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1904年，联邦最高法院以方月庭案为前例，宣布维持一项禁止无政府主义者进入美国的联邦法的合法性，这项判决显示，对某一群体权利的限制可以如何变成政府侵犯其他人权利的法律依据。
排华行动深刻地影响了华裔美国人的美国经历，他们长久地被斥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人们对他们遭到美国主流社会排斥和孤立的状态也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何不妥。这一时期，国会也禁止了一些白人进入美国，从1875年开始禁止妓女和被判罪的重罪犯人，1882年又加入了“精神病人”和那些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我们还是一个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准备的避难所吗？”1892年，平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这样问道。
布克尔·华盛顿的出现
一些原来曾经在19世纪帮助扩展了自由范围的社会运动此刻也重新界定了自己的目标，以求在新的体制和思想框架下实现这些目标。一些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开始强调经济上的自救，强调靠个人奋斗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队伍；他们认为这比发动激进政治运动的做法将更为有效。
1895年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开始。那一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去世了；布克尔·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在亚特兰大棉花博览会上发表一篇备受赞赏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敦促黑人要学会适应种族隔离，放弃为争取民权和政治权利的激进斗争。1856年华盛顿出生时是个奴隶，他年轻时曾在弗吉尼亚的汉普顿学院学习。他接受了汉普顿学院创始人塞缪尔·阿姆斯特朗（Samuel Armstrong）将军的观点，即对于刚从奴隶制中走出来的非裔美国人来说，获得农场耕作和劳动技能远比享有公民权利更为重要。当他成为位于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的领导人之后，华盛顿就将这种观点应用到实践中去。塔斯基吉学院是一所以提供技术技能训练教育为主的中心（即专注于学习某一行业的技能，而不是接受广泛的综合教育）。
在他的亚特兰大演说中，华盛顿抛弃了废奴主义运动那种强调为争取平等而进行永无止境的斗争的传统。他敦促黑人不要力图去为废除种族歧视做劳而无获的斗争：“在所有的、纯粹的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如同手指一样的相互分离，但在有关共同进步的所有事情上，我们应该团结得像一只手一样。”华盛顿劝告他的人民要从白人雇主那里寻求帮助，后者处在一个缺乏劳动力的土地上，他们更愿意雇用一支当地的、可靠的黑人劳动队伍，而不愿雇用那些加入工会组织的白人工人。华盛顿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成功地将从北部富有白人那里获得的资金用于支持塔斯基吉学院、黑人政治家的活动和那些赞同他观点的黑人报纸。然而，黑人社区内部对他的支持同时也说明，在19世纪后期，黑人普遍感到，向白人权力发动正面的进攻是不可能的，黑人应该集中精力，把他们被隔离的社区建设好。
美国劳联的兴起
在劳工运动内部，19世纪90年代劳工骑士团的死亡与美国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兴起也反映出类似的转向，即从范围广泛的改革传统转向追求更为具体的有限目标。如同霍姆斯特德和普尔曼罢工所显示的，与大公司的直接对抗很可能导致自杀性的结果。劳联创始人和长期主席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宣称，工会不应寻求经济独立，不应追求骑士团提出的创造一个合作社会的乌托邦梦想，不应为了在政府中获得权力而组成独立的政党。相反，劳工运动应该全力以赴与雇主就为工会会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进行谈判。与布克尔·华盛顿一样，冈珀斯使用的语言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商业文化。事实上，他所率先开创的劳联政策被称为“商业工会主义”。冈珀斯接受了“契约自由”的思想，并非常老练地将这一观点转化成为反对法院对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进行干扰的理由。
19世纪90年代，工会会员的人数从19世纪80年代末的低谷时期开始回升。与此同时，劳工运动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具有包容性。劳联放弃了劳工骑士团曾经提出的工人阶级大团结的目标，而是将会员资格限制在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中——这些人只是劳工队伍的一小部分——从而将包括黑人、妇女和新近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内的大多数劳工排斥在外。劳联的会员主要集中在类似印刷和建筑这样的经济行业中，这些行业基本上是由小规模的、竞争性的商业公司组成，这其中的工人往往又是以他们的工种技术和族裔背景而联合起来。在钢铁和橡胶这样的基础工业中或在对经济起有主导作用的大规模的工厂中，劳联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妇女的时代
发生在妇女运动内部的变化也反映出类似的结合，即活动种类的扩展与目标范围的缩小。19世纪90年代开启了后来被人称作的“妇女的时代”——在一个长达30年的历史时期内，妇女尽管仍然没有选举权，却比从前享有了更多的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到此为止，几乎所有州都立法，赋予已婚妇女控制自己劳动所得和财产的权利以及独立签署合同和准备单独遗嘱的权利。1900年，挣取工资的工作妇女人数将近500万人。尽管她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年轻未婚的单身女性，干的主要是家庭佣人和制衣厂工人这样的传统工作，但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一代妇女也正在开始进入工资待遇较高的职员工种和专业职位。
通过由妇女俱乐部、禁酒协会和社会改革组织组成的网络，妇女在公共事务发挥的影响也与日俱增。1874年建立的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女性组织，会员人数在1891年达到了15万人。在保护家庭的口号下，联盟发起了一系列活动，从要求禁止酒精饮料（这被视为导致男人浪费工资和虐待妻子行为的罪魁祸首）到推动一个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内容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联盟的主席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说，妇女必须坚决抛弃那种认为“软弱”和依附他人是她们的天性使然的思想，要充满自信地加入到各种改革社会的运动中去。“一个范围更大的自由正在向美国妇女们走来，”1895年，她在马萨诸塞一家制鞋厂对男女罢工工人们发表演讲时这样宣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妇女无权进入这些运动。让这些运动到此为止吧。政治是妇女们大展身手的地方。”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重心也偏移到与当时盛行的种族和族裔正统观点保持一致的角度。早期的“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权主义”曾声称选举权是妇女地位整体转变的一个部分，这种思想从来没有真正地遭到否定。女权运动继续为妇女在就业、教育和政治中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然而，此刻那些主导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本土出生的中产阶级妇女比过去更加经常地开始谈论，选举权只能为“优等种族”中的受过教育的成员拥有。
新一代的选举权运动领袖人物认为，只要对男女一视同仁，教育水平和其他的选举权资格与女权运动的目标并不冲突。移民和前奴隶们在一种“考虑不周的匆忙的情况下”获得了选举权，全美妇女选举权联盟（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的主席卡丽·查普曼·凯特（Carrie Champman Catt）宣称（这个组织是在1890年建立的，它将内战之后形成的两个相互竞争的组织合二为一了）。凯特说，将选举权赋予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可以帮助抵消北部那些“愚昧无知的外国选民”拥有的选票力量以及在南部发生第二次重建的潜在危险。当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公民表决案在加利福尼亚被击败时，许多女权主义者把失败归咎于“贫民窟的选票”，精英主义的观点在女权运动中也因此得到强化。1895年，也就是布克尔·华盛顿发表亚特兰大演说的那一年，全美妇女选举权联盟在那个实施种族隔离的城市举行了自己的年度大会。与其他美国体制一样，妇女选举权运动也与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