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璀璨多姿，其中既有华夏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这样以农耕为主要特征的规则社会，亦有诸如地中海文明、日本文明这样依赖于海洋贸易交流的存在。这其中，作为与华夏文明羁绊千年的邻居，我们对于自己东边的邻居日本似乎了解的并不深刻。

 

其实，作为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岛国，抛去恶劣的海洋天气，日本与中华的路程并不算太远。公元3世纪中叶，其境内开始出现有明确记载、社会结构较为成熟的国家——大和国。那么，日本文明究竟有哪些特质，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环境：山地密布的狭长岛屿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如今遍布全世界的所有民族，都是东非智人扩张后遍布全球的产物，其本质并无差异。然而，不同民族之间的特质却存在极大的差异，相互之间围绕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往往无法评判出不同民族特质或习俗的好坏，因为那些在外人看起来不可理解的应对措施，或许恰恰是符合该民族国情和特质的最优解。究其缘由，其实还需要从该民族发源和生存的自然环境开始说起。

      如果将每一个文明都看做是不同环境之下生存、进化的生物，民族则属于一个超大型生命体，则每一个族群成员也就可以看成这个超大型生命体身上的一个细胞，社会分工就相当于是干细胞分化出不同的器官组织，用以合作维持整个生命体的稳定。然而，问题在于文明和生物一样，为了维持长久的生存就必须朝着更加适应环境的形态演化，所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大。对外部的应对机制差异，正是由这些民族所出的自然环境决定的。那么，日本文明所出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熟悉日本文化的人，通常都了解一本书，它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末期创作的经典著作《菊与刀》。由于二战时美日双方的对立关系，以及本尼迪克特的素材仅仅来源于日军战俘以及美国日裔集中营，其本人甚至从未踏足日本半步，其中诸多围绕日本民族特质的观点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用“菊与刀”这种矛盾对立的形象来形容日本并无不妥，因为这恰恰符合日本人性情温和而又崇尚武力、重礼仪而又心胸狭隘、喜欢新奇却又顽固保守的处事方式。这种在外人看来完全矛盾的民族性格，其实正是由日本作为岛国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

与华夏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显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洋国家，这一点与地中海文明（诸如古希腊、腓尼基、迦太基、罗马等）、北欧文明有颇多相似。沿海地区由于受到洋流、纬度、山脉阻隔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环境不同，只能生产特定的作物，故而必须与沿海的其他地区或国家展开贸易、互通有无。然而，贸易本身就意味着利益争端，加之商业航线本身就具有海盗、风浪等种种风险，这就导致海洋文明通常都具有一定的尚武倾向。
对于物产丰富的大陆文明来说，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可以让大家过上相对稳定、安宁的生活，贸易更像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事务。如果因为贸易而产生争端，农耕社会大不了锁闭国门、断绝对外贸易即可。但这对于海洋文明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自己不能单纯的只消耗本土单一商品，同时也需要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补充。与日本列岛类似，希腊半岛同样山地密布，小麦等粮食谷物并不适合生长。但凭借该地区充沛的日照资源，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并用以前往北非（埃及）或者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换取粮食等必需品。

正因如此，贸易逐渐成为海洋文明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即便出现贸易争端也决不能简单的关闭贸易。既然如此，利用武力前去征讨别人的家园，进行尚武性质的侵略扩张几乎就成了必然现象。事实上，不论是古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在极盛时期都曾竭尽全力的控制地中海贸易，争取商品的定价权。回归到日本，情况同样如此。纵观日本全境，它是由四个大岛组成，形状相对狭长，并且68%的区域都是山地，从中部山地中发源的众多河流又将日本沿海低地切割开来，这也就导致了日本内部的地缘板块相对零碎的局面。
不仅如此，虽然日本列岛的整体纬度相对较高、温度较低，但自赤道奔袭而来的暖流还是会流经日本，较高温度的海水给台风提供了足够的能量，加之日本山势陡峭，很容易形成洪水灾害。而且由于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火山、地震灾害同样非常频繁，这就使得日本这个不大的地方，其自然条件对人类并不十分友好。不过，正是由于冷暖洋流的交汇，日本的渔业资源相当丰富，北海道渔场也因此超越秘鲁渔场、纽芬兰渔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渔场。至于水流湍急的河流，同样能形成几个不算太大的冲击平原，可以用来生产稻米。渔场和稻米，这就成为日本文明最初的经济基础。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山川隔开了不同的人口聚集区，不同地区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商业贸易就成为日本社会的重要因素，日本人尚武精神也正是来源于此。如果按照这样的脉络发展下去，那么日本的民族特质将与欧洲人相差无几，接下来就可能是类似维京海盗的戏码了。不过，虽然后来日本的确出现了倭寇，并且对中华沿海构成严重的袭扰，但这却并非源于海洋商贸的驱动或者日本文明本土扩张的驱动。倭寇的形成，恰恰是日本民族特性中的另一个因素——等级观念森严的反应，而这就不得不将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考虑进去了，那就是中华文明圈对它的影响。

等级：中华文明圈律令社会

      中华大地在经历了周朝百家争鸣和秦朝大一统的洗礼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儒家礼仪为制度的等级观念。汉唐以来，皇权制度下的中央集权体系深刻的影响了日本，而律令制度正是其中的典型。事实上，依据现有考古资料，日本地区的文明在公元前2、3世纪曾经发生过一次质的飞跃。当地从石器时代（即绳文时代）快速进化到了铁器时代（弥生时代），其过程却大约只用了一百年而已。要知道，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从石器时代到木器、铜器、铁器，其所要耗费的时间需要十几万年乃至上百万年之久。也就是说，日本的铁器文明几乎可以肯定是从外部输入并迅速普及的。而公元前2、3世纪，正好处于中华大地秦末汉初的动乱年代，当时的人们为了“避秦时乱”，尤其是不愿受到秦朝酷刑的惩处，纷纷背井离乡，去追寻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可以猜测其中的一部分人沉船东渡，最终穿过了对马海峡，来到日本并定居下来，同时也将铁器文明带入了日本。

不过，即便到了汉朝日本依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因为根据汉光武帝时期的记载，日本九州岛北部还有两个政权在打仗，其中一个名为倭奴国，另外一个叫做犬奴国。倭奴国为了寻求汉朝的帮忙，历经艰险的来带中原，向汉朝皇帝进攻了一些竹棍麻布和几名奴隶，并阐述了自己的境况。虽然贡品较为寒碜，但对于刚刚结束莽新之乱的东汉王朝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体现自身朝贡体系稳固的态度，因此就给予了军械和食物的援助。不过，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九州岛依然还处于母系氏族部落的状态。
到了曹魏时期，本州岛上出现了一个的邪马台国来到中原，向当时的统治者曹睿进贡，并获得了赏赐和封号。这个“邪马台国”正是日语中大和国的音译，其最高统治者通常由女性担任，被称作“大王”，也就是天皇的前身。从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邪马台国（即大和国）逐渐征服了日本中部大片地区，并纳入宗教元素以维护统治，天皇概念就此诞生。至于神武天皇开国之类的，纯粹属于神话故事，官方记载最早源于7世纪的《飞鸟净御原令》，只是为了宣传天皇万世一系的权威罢了。

恰如前文提及，中原的自然环境即便以家庭小农经济为核心，其经济结构也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日本则不同，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即便是一次偶发洪水就能让一村的居民而死。所以整个村落的人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作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了生存而做出抉择。要么逃离故土，要么抢掠附近的村落，同时也要时刻提防不被旁边村落的人们劫掠。在这样一个始终危险的环境下，日本民族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看待个人价值的想法。简言之，每个人必须对社会、对集体拥有足够的价值，否则其个人的意义将不复存在。在这一观点的驱动下，一种强烈极端的集体主义信念逐渐形成。
在研习了中华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思想之后，日本依据本土情况演化出更加森严的等级制度，并在明确了等级以后确信大家各就其位、各安其分才是根本的信念。正因如此，日本民众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也会接受或更加推崇这种不平等。这也是天皇制度得以万世一系，从未被推翻的因素之一，而该制度形成以后的日本阶级也基本形成并长期保持不变。大体上来说，天皇之下任命将军来治理国家，地方上则又各封建领主掌控，这些领主亦被称之为大名。大名通过武士来拱卫权威和组织农耕生产，进而管理从事农、工、商的庶民。庶民中同样依据职业的不同来做划分，并存在相当一部分从事低端服务业或清洁工作的底层人口，他们也被称作贱民。

日本的这种阶层固化，直至明治维新才被打破。而在此之前，下层社会成员一般没有上升通道，并且作为基层管理者的武士阶层通常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对庶民进行直接斩杀。不过，也只有武士才能佩戴武器并参加战争，庶民则不能被征召从军。不仅社会上分工明确，家庭中同样如此。一个家庭成员的辈分、年龄、性别都意味着在家族中不同的地位。比如长子会有很大的话语权，但必须继承家业（是不是和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模式很像似）。所以在近代的日本出现了长子（也就是太郎）必须在家种田，而次子（也就是次郎）则可以出去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的情形。
当然，作为这种高度固化、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特权阶层，高等级也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如果家庭的长者不能为家族带来荣誉、武士们未能在获得战争的胜利、大名治下的百姓发生饥荒，都意味着严重的渎职和耻辱。在这样的环境下，死硬不投降、不愿开拓创新就成为日本社会最为普遍的选择，因为投降就意味着失败，创新则需要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其代价往往过于沉重。也正是在此种社会观念的熏陶之下，日本民众通常是很难理解中华文明改朝换代这一现象的，他们更无法理解当一个“叛君”集团以下克上并取得胜利以后，竟然真的会被人们接纳成为新的统治者。

正是这种缘起于自然环境，深埋于骨髓的差异，促成了如今的日本文明。他们能够从中华大地引入汉字、佛教、儒家，甚至仿造长安城建筑，学习唐朝的官职品级和律法等，但都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或弥补本就森严的等级制度，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选官制度。中华文明的选官制度从商周时期的世袭罔替，到春秋战国时期世袭与招纳兼具，再到后来的察举制、九品官人法，及至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对普通人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而日本却恰恰相反，即便是与唐朝叫法相同的官职，却也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罢了，其内里依然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和封建领主模式。甚至，即便是战火连天的岁月里，那些战争也全是同为封建领主之间的争权夺利，并未出现破出阶级壁垒的革命。
综上所述，世界上的每一个文明都有自身独有的特质，日本文明也不例外。他们性情温和而又崇尚武力、重礼仪而又心胸狭隘、喜欢新奇却又顽固保守。这种看似矛盾民族特性的背后一方面源于恶劣、多灾的自然条件促使他们在漫长的生存中更青睐于极度集体主义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在受到中华文明圈数次的文化洗礼之后，汲取了部分与原生文明相契合的成分。渐渐的，对外部世界、新兴事物的猎奇心态和对责任背后所要承担沉重后果，同时出现在日本文明特质中，并影响着每一个处于这种社会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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