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是魏晋南北朝后期影响最大的“国”际事件，这一事件堪与曹孙刘荆州之争、司马建晋攻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魏征服北方、太和改制、北镇之乱一道，并列为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形势的八大事件。寒某尝试通过本文，梳理一下可以囊括到“侯景之乱”名下的一系列由侯景叛乱引发的涟漪型事件，以期以点带面地揭示南北朝后期形势的转变。
侯景之乱缘起自侯景之叛。侯景之叛是玉璧之战、高欢去世所牵连出来的最大政治动荡，是侯景利用其与高欢等夷的地位及割据河南十余年的实力，而发动的一次政治冒险行为，是一场豪赌。这场豪赌，起自侯景的野心与实力，是在北镇起义与流民起义余波中仓促团成的东魏高氏军政集团内部矛盾的首次大规模爆发。可以说，侯景之叛既可以向前追溯到高氏家族领导镇将与豪族压服流民、诛除尔朱过程中的权力等夷形式，又可以向后预示着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这是侯景之叛在东魏北齐内部的历史地位。
侯景虽有武略与强兵，奈何高欢有遗策、高澄有能力，且，侯景掌兵过于苛暴，专制河南也未必服众，这直接导致了侯景独立割据河南以抗东魏企图的破灭。而后，侯景旋即向西魏归降求援，奈何宇文泰忙于邙山战后的内部改制，且对侯景有所忌惮，并未全力援护侯景，使得同样对宇文泰有所怀疑的侯景只能败逃淮南。
侯景南遁在北朝方面引发的“涟漪”便是：西魏方面企图用王思政取代侯景在河南的地位，并引发两魏争夺河南主导权的颍川之战。王思政虽未取得西魏预期的收益，但颍川之战配合之前的高欢之死、侯景之叛，以及即将发生的高澄遇刺，这些围绕在侯景之叛前后发生的事件，直接延宕了东魏北齐一方趁其优势经略关中的可能，将邙山玉璧等战事确定下来的东西对峙局面进一步夯实，为西魏大统八年以来的改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质言之，侯景之叛扩大了高欢之死对于东魏一方的负面军政影响，并与之后先后动荡东魏局面的若干重大事件组成合力，为西魏一方的被迫改制提供了喘息之机的同时，令东魏北齐依然没有军政改制的时机，埋下了日后北周反超北齐的“伏笔”。
侯景叛北归南，并未结束侯景的野心，且南朝的虚弱反而暴露在了拥有丰富军政经验的侯景面前，侯景乱梁便无法遏制地爆发了。
侯景乱梁所扰攘的，既包括南朝扬州江防的战略缓冲区：淮南，又包括南朝割据政权立国的经济基础：江南，更包括唯一一个曾经维持过南朝高层长期稳定局面的“和稀泥皇帝”萧衍，以及源溯于魏晋政治的南朝世家政治本身。经此一乱，南朝的腹心之地再次遭受了类似于东晋末年“桓玄&卢循”之乱的暴击，而南朝世家则遭受了一次不亚于尔朱荣河阴之乱的扰攘，导致世家在陈朝时期走向彻底衰落。更有甚者，南朝丧失了“守江必守淮”原则下必须掌握的淮南地区，使得北朝得以复现当年太武帝兵临长江的局面，而建康则暴露在北朝的兵锋之下，徒留一道长江。
南梁皇子之间的继承权暗斗，一直被萧衍的长寿与制衡有效推延，以至于南梁一直没有出现宋齐两朝的宗室内耗。但，侯景之乱，直接将萧衍这个阀门打碎，使得出镇上游且相互制衡的皇子们瞬间摆脱了老爷子的管制，开始撒泼式的交相卖梁通魏以自大的行动。其中，尤以坐镇江陵的萧绎最为卖力，其卖梁行径配合上西魏的进取直接导致了南朝坐失巴蜀与荆北的控制权，将在东晋时期由坐镇荆州“官员”负责的中上游防区形胜之地拱手让人。这就使得日后的陈朝如同丧失了幽燕的北宋，无力发起正面硬刚北方的北伐，而只能发起类似于北宋联金攻辽的趁火打劫式的“太建北伐”了。
更为严重的是，襄阳一带在南朝时期成为重要的北方流民来源地之一，并因此而侨置雍州。荆北的丧失使得南朝在荆州方面失去了大量兵源，以至于不得不依赖于没有北伐欲望的土著豪族部曲，也就是说，南兵不再有北复故土的雄心士气。
在长江中下游以荆扬两州为重心的东晋南朝传统军政格局中，侯景与萧绎分别祸害完了南朝的两支精锐所在与两处膏腴形胜。考虑到萧绎唯有在侯景之乱的局面下方能生造事端，那么萧绎在荆州的“卖梁”行为，亦可视为侯景之乱的涟漪反应。下游侯景+上游诸萧，击碎了南朝延自东晋的“江淮+江汉+巴蜀”的攻防格局，并且击碎了一路延续并将汉魏制度发展出南朝模式的“萧衍+世家+寒人”的统治模式。以至于南朝再无实力对抗北朝，丧失推动统一的可能，仅剩下一堆典章制度，供日后的隋唐选用，并衍生出所谓“南朝化”的命题。
总而言之，把侯景之乱放到南北朝双方前前后后的若干重大事件里一起看，就可以以点带面地形成对南北朝后期局势的整体性认知。质言之，侯景之乱所引发的一系列涟漪事件，将南北朝后期的“东一、南二、西三，且东南远胜西魏”的局面，扭转为“东一、西二、南三，且北朝远胜南朝”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看，侯景自封“宇宙牌”大将军，到是蛮有一语成谶的预言味道的，因为他确实做到了对于“六合”的关键重塑。
此图为侯景之乱所牵连的一系列涟漪事件波及的地域，可以比较显著地说明侯景之乱对于南北局势的影响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