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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 > “令和”年号的出路标志着日本不复大国心态
公元2019年，东瀛海域的岛国日本对外公布了一个特殊的词语——令和。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名称，同时也是自日本大化改新启用年号以来，首次使用本土典籍作为引用来源的年号。《万叶集》乃是日本最早的诗歌典籍，“令和”一词便出自其中。那么从唐朝便一直从中华经典中寻取年号的日本，为何却开始逐步重视起自己国家年号的“出身”了呢？
大化改新，效仿大唐的全面升华
公元642年，从沙漠之中崛起的阿拉伯人将古埃及文明故地征服，并将伊斯兰教文化传播到了古老的非洲大地。此时的波斯和欧洲羸弱不堪，但亚欧大陆东侧的中华文明却再度崛起，大唐帝国同样处于蓬勃发展的势头之上。就在阿拉伯的铁骑攻克开罗城池的三年之后，大唐贞观十九年，圣僧玄奘法师从天竺返国，带回了大量中亚和南亚的佛经以及异域文化。同样是在这一年，日本大化改新，开启日本国家历史上的律令时期，并学习中国首次采用了年号纪年制度。
645年的这次改革是日本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点，大化改新是有孝德天皇发起，通过学习唐朝律令制度等政治经济体制，以完备自身的改革措施。这次变革废除了大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极大的刺激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为日本往后千年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同样也促使日本开启了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风潮。
明治维新，开启大国心态的转折
大化改新之后的日本积极汲取中华文明，取自其中却又有所不同，逐步创造出一套中华文明体系边缘的亚文明系统。此时的日本对待东亚大陆的心态已经开始随着实力的增长而有所转变，却依旧保持内心深处对华夏的敬畏之情，转变发生在近代，明治维新之后。面对欧美列强的步步逼近，日本同清朝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积极学习先进强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力大增，其国力早已凌驾在中国之上，对待中国乃至世界的心态也早已不同从前。
近代日本虽然明面上积极鼓吹脱亚入欧，但因为文化传承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更愿意坐拥东方以图谋天下。此时的日本早已成为国力冠绝亚洲，文明发达程度可比肩欧美的顶级大国，国民政客的大国心态跃然纸上。在这种大国心态的鼓舞下，日本俨然将自己当作取代中国的中华文明正统，年号继续选取中国典籍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
天旋地转，世界地缘格局回归常态
日本近代以来国力的增长和于此相伴的大国心态，促使其拥有攫取东亚并争霸天下之心，但走上的却是一条残暴血腥的道路。二战之中的日本法西斯所犯下的罪行，可称为人族逆种。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潮促使日本外交内政均日趋僵化，最终当经济大危机波及日本时，整个国家在错误的路线上越飙越远。
二战之后，日本又一次迎来了经济的腾飞，大国心态继续得以持续一段时间。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地缘格局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雄踞世界的苏联早已不复存在，积弱积贫的中国经过了三十年内部结构调整和四十年改革开放后，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开始全方位压制日本，成为当今世界唯一可与北美野牛争锋的国家。东方大国的民族复兴所带来的地缘影响力的释放，同样开始影响到周边岛国。日本因为历史的惯性原因，国内并未做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但曾经的大国心态却早已荡然无存。
令和一词刚一出炉，便被英文媒体解读为“命令”、“指令”的含有，表明日本政府蕴含强烈的外交主张。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日本外务省慌忙做出回应后，矫正并解释年号的意义是“美好而和谐”。此时的日本一方面小心翼翼的呵护着国民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也不愿让外界过于关注自己。这表明在整个东亚体系乃至世界格局中，日本已经重新将自己作为小国来定位了。
曾经的日本或需要汲取大唐盛世的文明精华，或面对晚清拥有足够的大国自信。如今的日本更加需要尽可能的凸显自有文化来维持和塑造国家的精神枢纽。
